云中人  D罩杯、斜眼、便利店

  小白给我讲了一个斜眼男孩的故事。小白是一个D罩杯的姑娘,我知道这么描述别人是非常失礼的,小白很漂亮,小白很懂事,但小白无论拥有什么优缺点,她首先会被描述为D罩杯的姑娘。这就是命。反过来,她说起那个男孩,首先将他描述成斜眼。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常常是基于极为表象的东西。

  斜眼男孩是个高中生,他的左眼有问题,当他平视你的时候,左边的瞳仁依旧会古怪地翘向外侧向上的地方。我对斜眼不太了解,以为就是斗鸡眼,小白便告诉我:“斜眼分为内斜和外斜,他这是外斜,和斗鸡眼正好相反。”

  “斜眼男孩怎么样了呢?”

  “住的地方很差,几十年前造的筒子楼,煤卫合用,我去做家教都不敢喝水,卫生间没人收拾,满处都是很小的蟑螂,至少有几百个,等到夏天就是同样数量的大蟑螂,我实在受不了,喷了点雷达,不得了,成千上万个蟑螂都扑了出来,像打翻了蟑螂的地狱。那男孩就在这个环境里成长。”小白说,“你会觉得他挺可惜的,长得蛮帅气,偏偏是个斜眼。”

  我喝着手里的罐装啤酒,问她:“喜欢他了?”

  “不,听我说完。他虽然帅气,但他看你的眼神,因为那个瞳孔是斜的,会令人不寒而栗。他目光飘移的位置,有时候像在瞥着你,有时候又像是没有瞥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白说,“眼神古怪的人都很可疑,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斜眼除外,斜眼是病理性因素作祟,生病的人没办法的。”

  “但你可曾被斜眼的人瞥过胸部?”

  “没有,”我继续喝啤酒,“任何时候都没有这种经验。”

  “那小孩的父母总不在家。我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上门做家教从头到尾就是和小孩在打交道。听他说,他父亲是保安,母亲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都没什么文化,每天很晚才回家。这小孩对我特别有礼貌,一口一个白老师的。”

  “嗯,其实你就是挣工分的。后来呢?”

  “小孩乍一看很懂道理。闲聊过几次以后,发现他什么国际时事啊、社会热点啊,都能说出些道道,比一般的高中生成熟。成绩嘛,严重的偏科。数理化好得不得了,高三的学生,就能做微积分的题目了,语文也马马虎虎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

  “你是给他补英语的。”

  “是的。”

  我开玩笑说:“一个生理正常的高中男生,又没有父母在旁边,深更半夜地瞥你几眼也算是人之常情。下回穿得正式一点,千万不要喷什么香水。”

  “胡说八道嘛你,我哪有喷香水的,穿得也很厚实。”小白说,“你不要打岔,让我说完。有一天晚上我在他书桌上随手翻一本课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我的照片。”

  “爱上你了。等等,他怎么会有你的照片?”

  “是他从我包里偷的,有一阵子了,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弄丢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竟然对我动手动脚的。”

  “后来呢?”

  “后来我说,你别动歪脑筋,我但凡有一点差错,学校的同学就会报警。他想了想就放我走了,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这户人家。”小白吁了口气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那天晚上我回学校,坐上公共汽车,车上也没有什么人,我坐在那儿老觉得背后有人在盯我,一回头发现他就坐在我后面,用他的斜眼死死地盯着我看。车一到站,我没命地逃,逃出去几步又回头去看,发现他的脸贴在车窗上对我笑。你知道人脸贴在玻璃上的那种样子吧?”

  “知道,跟猪头一样。”

  “那小孩太可怕了。”

  “你别老是小孩小孩的,他根本不是小孩了。”

  “被你一说我更发毛了,幸亏我胆子小、忘性大,什么坏事儿过几天就想不起来了。”

  “哪个中介给你介绍的业务啊,太不靠谱了。”

  “小广东那里的,出事以后我特地去骂了他一顿,让他请我吃饭。”

  “这个人的饭你都敢吃。”我悻悻地说。

  小白和我是同乡,念大二。工学院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我的故乡,T市下面的县级市麦乡。麦乡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凑成一堆,近似同乡会,认干哥哥干妹妹的比比皆是,也不乏上了床的。我和小白关系很单纯,既不上床也不罩着她。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曾经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曾经住得很近,曾经一起玩过……考上大学以后有一年时间没见到她,以为见不到了,不料第二年她也出现在了这里。这就算再续前缘了。偶尔我会请她吃顿饭,气氛总是很沉闷,有时也会聊些无关的人。

  D罩杯的女生在学校里是珍稀动物,小白就是其中之一。拥有D罩杯,人生经历便会有超乎常理的一面。这是小白自己说的。

  比如招惹了斜眼式的变态,比如招惹了各种既非斜眼也非散光的其他变态。这件事说过也就忘记了。

  那是三月多雨的天气,气温不是很高,却总是感到冷。工学院应届毕业生正陆续打铺盖离开学校。黄昏时我头晕脑涨地从网吧里出来,沿着下雨的小路往学校走,在一家名为“杞人便利”的小烟杂店门口停下,店主是我所熟识的一个孩子,大概十六七岁,我叫他杞杞。我趴在柜台上,要了一听冰可乐,喝了几口觉得稍微舒服了点,坐在小马扎上看风景。杞杞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我辞职了,正打算在“杞人便利”旁边开一个“叶公超市”,把他的生意全抢走。杞杞想了半天,大概听懂了叶公是为了和杞人对仗,不过他并不觉得有趣。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后来我看见小白打着伞从对面走过,她由东向西,很快走进了学校的边门,消失在拐角处。我没喊她。

  大约半分钟后,有一个少年走进便利店,在石棉瓦搭起的蓝色雨棚下要了一包香烟,他打着保健品促销赠送的雨伞,有一根伞骨已经断了。买了烟之后,他并没有离去,而是背靠着柜台点了一根,看着工学院的边门,吐出了白色的烟气。

  吸烟的姿势很潇洒。他时不时地瞄一眼货架,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明白了,他不是在看货品,杞杞的货架上都嵌着镜子,他是在看他自己。

  促销雨伞收起来,弯曲的伞柄挂住柜台,忽然滑了下来,“啪”地摔在地上。他弯下腰捡起伞,将伞柄挎在自己的手肘上继续抽烟。他捡伞的动作很慢,好像那不是伞,而是一枚炮弹。

  他捡伞的时候斜眼瞄了我一下,我也在看他,我坐在小马扎上。

  这是一个斜眼的少年,即使他站直了身体继续望向学校边门的时候,他的左眼仍然瞄着蓝色雨棚的一角。

  我不动声色继续喝可乐,直到他抽完那根烟,把烟蒂弹在一个小水潭里。他打起伞,没有走进工学院,而是沿着道路折返,往大马路的方向走去。

  只出现一次的女孩

  关于我的大学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多少年来学校就是在一片工厂区之中,以显示出工学院的本色。早在八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分配到附近厂里,那时候的专业没那么多,去工厂恰是专业对口,到了厂里便等着分配房子,房子也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当你考上这所学校之后,你的一生差不多就被圈定在这片区域中。

  九十年代迅猛扑来,宇宙能量爆发,物质重组,等这个十年过去之后,一切无可挽回地成为记忆,整个工厂区在时代的加速度之下被甩到不知哪里去了。非线性变化是世界的常态,而线性变化只不过是学者们用来欺骗大众的,线性变化使事物具备了预测的可能,学者们正是靠预测来谋生的,一如印第安营地的巫师。

  第二股浪潮挟带着教改、转制、地价暴涨以及远在互联网一端的IT业兴起,滚滚而来,不可阻挡。二十一世纪劈头盖脸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年代都拥有它独特的咒语,其魔法所呈现出的效果也大相径庭。我们的校长被称为成功企业家,开一辆别克出入于校园,显示出本校具备的超强竞争力。这都是非线性变化的结果,后面还有更绝的,到二〇〇0年,校长因贪污而被抓,直接判了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

  学校不大,被四周的厂房和老新村挤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二〇〇一年,附近的工厂已悄然无声,厂房被改造成建材市场、大超市、Loft,或者干脆推平,清场之后为未来的CBD腾出空间。有一座高架桥已经造到学校南侧,像巨大的雷龙伸过来长长的脖子。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学校的东侧,向着市区方向,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住宅区,十来个新村里住着几万号人。西侧是郊区,有厂房,有仓库,日落时景色凄迷,血色残阳像一枚打碎的鸡蛋,散黄之后正洒在那儿。有一条铁道穿过其中,它呈现出一种锃亮的灰黑色,令人恐惧而心碎,在调色板上永无可能找到的颜色。铁道以外,是一片新兴的开发区,以前是农田,如今都填平了,正努力转型为剩余价值大卖场,国际品牌和OEM流水线像真菌一样扩散蔓延。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枯燥无味的时光。平时的娱乐,就是在黑网吧里泡着,抽廉价烟,喝啤酒,半醉着晃回宿舍。周末稍微好过一点,去铁道旁的仓库里看摇滚,反正总是那几个拼凑型的乐队,看了百十来场,吉他手什么时候会做出高潮般的表情,主唱什么时候会跳下舞台,一清二楚。在场子里喝的依然是啤酒,但不敢喝多,怕被人一锤子敲翻在街道上。那一带到了晚上没什么人。

  我属于扩招之后的那一批学生。赶上了一个波峰,既可额首庆幸,也无所谓大学生的自豪感了。如此这般,虚度时光,有一天发现好日子过完了,得去找工作,跑到开发区应聘无数次,皆无功而返。最后通过熟人的关系,在市区电脑城的一家公司里给各种各样的顾客安装软件,一排坐着二十个技术员,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佩戴着印有公司Logo和姓名的胸牌,每天装机十个小时。办公地点在地下室里,环境马马虎虎,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半夜干完了活,和几十个电脑专业的师兄一起回到员工宿舍睡觉,与学校一样的铁架子床,分上下铺,睡醒了继续上工。我开始怀念学校,辞了工作又回来,每天躺在寝室的铁架子床上,世界开启,合拢,开启,合拢。我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了Sleep健。

  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回归,毋宁说是一次非线性变化,失去理智的结果。我一再地徘徊于摇滚仓库和操场看台之间,试图证实两年前和我做爱的长发女孩的存在,试图清晰地看到她和死去的校花,她们或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毫无关系,这都可以。但我收获到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迷惘,记忆已经风化,事件已经凝固。

  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之风光必然依赖于乳沟,但乳沟之存在则没有任何实际效用,乳沟甚至连器官都算不上,它其实是个负数,是一道阴影而已。从切面来看,乳沟正是典型的非线性变化。

  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乳沟时代是否存在,我不敢确定,乳沟困境倒是的的确确缠绕着我。

  我一直没有女朋友。

  大学一年级的深秋,近乎谈过一次恋爱,近乎。女孩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很一般,瘦高个子,剪一个很温驯的短头发,碎碎的很好看,但经不起风吹,一吹就变成男人。这和长发女孩不能比。

  女孩的脾气和她的发型颇相似,看着温驯,其实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家伙,平时话不多,更不活跃,开学头三个月她基本被忽略掉。她是T市人,家在市区,走读生,平时不在学校里,惟有上课的时候才露个脸。似乎是挺有钱的,听说家里有房有车,不过我和她混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走路。

  没有确认男女关系,没上床,没接吻,没去过看台后面。那年深秋,因为空虚,跟着她在T市到处晃悠,实指望她能做我的导游,结果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雨天,像两个湿淋淋的旧皮箱被放置于不同的场所。

  我们在雨中参观了T市的商业中心,在雨中蹲在铁道荒凉而杂乱的货场上,在雨中徘徊于植物园、动物园,就连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乎也受了她的感召,明明是选了个晴天去参观,到公园里居然下起雨来。

  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买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了澡之后,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Berenyi和Emma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Acland,贝司手Steve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Berenyi和ChrisAcland,EmmaAnderson和Phil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 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惟独《Love 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 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 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 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也来一口。我并不抽叶子,知道它很贵,不好搞,如果拒绝就像别人请吃大餐我还偏要拿谱,很不识抬举,就凑上去吸了一点。第一茬下去根本没有反应,男孩们一点不吝啬,说,你可能反应有点迟钝,再来一口。第二茬下去之后我立刻晕了,继续塞上耳塞听歌,随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鲍勃迪伦金斯堡凯鲁亚克大卫鲍伊吉姆莫里森柯特柯本……

  醒来发现天黑了,耳塞里静静的,音乐早已停止,男孩女孩们都不知去向。侍者说他们结过账了,然后冲着我诡异地笑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就近找了一个小旅馆躺下,没有空调,洗澡有如冬泳,二十秒钟之内冻得我大脑充血,只得跳回床上,把自己塞进被窝,身体像停转的马达重新启动,努力制造热能把被窝焐暖。随后,在墙角找了一个插座,插上变压器,在黑暗中继续听我的《Love life》。

  我终于找到了你,人海茫茫,道路纷乱,神经迷幻,哪儿都不去,听你一遍遍地歌唱,你这失败的隐秘天使,总会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风投王子创业

  二〇〇一年春天,我回到学校。看台后面的四棵水杉树在一夜之间被人锯倒,无条件宣告死亡。对我而言,寻找记忆的漫游结束,用一种很矫情的说法,意味着一个时代彻底收场。

  事情是我们寝室的锅仔干的,他不想活了,早晨五点拿了一把锯子,独自穿过操场,来到看台后面的夹弄里。他的套子也在树上,但他已然不记得是哪棵树,对一个妄想症患者而言,把所有的树都锯掉,也许不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他干成了,四棵水杉树哗啦啦倒下,鱼鳔似的套子洒了一地。天亮后,他又做了根上吊绳,一头扎在看台的栏杆上,另一头垂挂在迷你窑洞之上。他踩在倒下的水杉上,将脖子伸进圈套里,往下一蹦。

  那天早上有个清洁工阿姨听见了动静,扛着扫帚过来看究竟。很幸运,锅仔遇到了全世界最冷静也最有行动力的清洁工阿姨。她扑过去抱住他的腿,使劲把他往上抬,并且大声喊救命。保卫科的人赶来,叫了救护车把他拖走。

  当天清晨我们都还在睡觉,只听有人大喊:“快去看有人上吊死了。”各个寝室的人披挂而出,踩着清晨的阳光向操场跑去,那里早已拦起警戒线,什么都看不到,几个警察向里面走去。老星叹息说:“我们全校男生的DNA都在那儿啊。”

  齐娜问:“谁死了?”

  旁边有人说:“锅仔,不过他没死成。”这句话说完,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齐娜。

  齐娜说:“人没死就好。”

  “但他把所有的水杉都锯掉了。”

  我们寝室一共六个人,到二〇〇一年春天时,有两个去了外地找工作,剩下我、老星、亮亮,还有一个就是锅仔。大学两年半,锅仔一直睡在我的斜上方,我只要平躺在床上,用右眼的余光越过一张桌子。看到的必然是他。

  他有一个别致的绰号叫风投王子。那几年,风投这两个字比一切格言警句更让人头皮发麻,尤其对我们学计算机的。人人都希望能得到一笔风投,至于该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以后该去干些什么就没有人关心了。一些去大城市发展的学长回校,说IT行业火得不行,全球风投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到处飞,美刀砍得IT人都快晕了,IT人将其兑换成人民币把全国人民砍倒。回来的学长俨然如衣锦还乡,报出自己的月薪年薪或者股份,让鞋匠们集体自卑。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硅谷、软银、上市、纳斯达克、第一桶金等等。

  根据锅仔自己的吹嘘,他首先是个黑客天才,十六岁就会编程,十七岁就攻击过FBI的网站——当然没得手。这点水平在国际黑客之中也不过就是个修鞋的,但他至少敢于修鞋。后来说不能再攻击FBI了,一旦攻破,FBI就会请他去美国上班,但他对联邦调查局这份工作不是很care。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非常严肃,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以至于我们都认为他是在开一个大玩笑,后来看着又不像。他睡在我的上铺,我虽然对他有成见,但只要不影响到我的日常起居,便可以视之为空气。那几年经常听说有哪个大学的男生把室友给弄死的,不想惹上这种麻烦。

  有一次隔壁寝室的人过来打牌,揶揄地说:“锅仔,风投拉得怎么样了?软银谈过了吗?”

  锅仔说:“我正在准备和软银谈,最近很忙,我的每一秒钟都是在为第一桶金做准备。”

  “不就是等发财吗?我们也在等发财。”那个人一针见血地说。

  “第一桶金非常重要,人生最难挣的就是第一个一百万。”锅仔说,“等是等不来的。”

  “我已经有一百万了,我爸爸是大款。”

  人人都在吹嘘,炫富的同时也在炫贫,这种话谁会当真呢?但是对于锅仔而言,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这孩子沉闷、分裂、有逻辑而不懂人情世故。等到牌局散后,他问我:“夏小凡,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对吧?”我说:“世界只是偶尔不公平。”他问我,偶尔不公平是什么意思。我说,偶尔不公平,就像你在拉斯维加斯玩老虎机,那里有几千台老虎机,每一秒钟都有人赢钱,而你却赢不到,这就是偶尔不公平。他说:“归根结底还是不公平。”

  “万一你第一把就赢到了呢?”

  “正解。”锅仔说,“我要提前我的创业计划。”

  过了没多久,锅仔说他接了一个项目,给一家营销公司设计数据库,据说要把全中国年人三万元以上的人口全部收罗在内,包括这些人的年龄性别住址体重身高性取向以及品牌忠诚度,绝对宏大的工程。这个数据库即使只完工1%,都可以卖给FBI。我们被他唬了一下,以为他很快就会捞到第一桶金,但他却被这个软件搞疯了,因为数据老是出错,要不就干脆弄丢,最麻烦的是他设计的数据库软件无法用ExcEL导人,全靠手工输入。数据丢了三次之后,营销公司负责数据输入的女孩合伙在他脸上挠了四十多根血杠,脸像布满公路线的地图一样。他一分钱工资没拿到,带着四十多根血杠回来了。

  这是他人生的重大挫折,经历了一个不算漫长的调整期,跟着我们几个人混吃混喝,打牌、听摇滚、蹦迪,伤口愈合了,大三上学期他开始梦想成为媒体大亨,到处集资要开一家传媒公司,在T市的大街小巷发送DM,手下有一千个员工(把本校的学生都算进去了),十二个分部,四大支撑产业。这很唬人,电视台都来采访他,把他当成是T市大学生创业的典范来报道。按照当时的分配,老星、亮亮和我可以各管一个分公司,将DM事业做到全国各地去,低成本运作,掌握地区性的核心资源,建立一个可复制的盈利模式,然后等着美国公司来买我们,然后纳斯达克,吃完了风投吃股民,于是我们就成了天天开着宝马在大街上撞美女的大亨。这个流程有点混乱,但却打动了我们,问他:“给多少股权?”锅仔说:“股权现在不能给,股权太混乱的话,风投就不来了。给期权吧。”

  传媒公司开了两个多月,他最终拉到的客户只是我们学校附近的大排档,印了几千张传单,居然将菜价印错了,老板拒不付款,同时还有两个发送传单的学生被城管部门生擒在马路上,打得鼻梁骨都险些窜到脑子里。如此,他的公司倒闭了,欠了不知道多少债,大多数都是百十来元的小债务,别人看他可怜也就算了。我们几个有期权的比较惨,几个月的生活费都被他骗走了,也休想再还给我们。亮亮有点心疼,想找他讨债,被我和老星劝住了:“看锅仔那样子,马上就要精神崩溃了,别再去刺激他了。”

  第二轮调整期到来,还没来得及带他出去散心,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爱上了齐娜。我们都吓了一跳,首先是时间出现了偏差,大二时我们谈恋爱,大三时找工作,锅仔却像倒时差一样,大二搞创业,大三快毕业了追女孩。其次是搞错了人,他爱谁不好,偏偏爱上了齐娜。

  本校最厉害的斗地主女皇,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火爆的不靠谱大姐,精英主义的底层代言人,齐娜,她绝不会接受一个欠一屁股债的男人的爱。

  那以后锅仔变得不太正常了,不谈创业,不再沉思,醒过来就上牌桌,不赌钱(也没钱),赌的是谁输了谁去女生宿舍楼下大喊“齐娜,我爱你”。我们都很寒,谁都不敢输,最后是他输了,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刚喊了一嗓子,上面伸出很多可爱的脑袋,对着他喊:“风投王子,喊个屁啊,还我的钱!”

  有一天,锅仔说齐娜和他一起在夹弄里做过爱,套子也扔到了树上。说得非常认真,连细节都说,酷似我们不久前观赏过的一部色情电影。我们都知道他脑子出大问题了。还没商量妥当,到底是送他去福利院呢还是再凑钱给他找个心理医生,却被齐娜知道了,冲到我们寝室里,当着很多人的面劈头大骂道:“老处男,你自己打手枪扔的套子吧?”

  出事以后,齐娜很后悔骂了锅仔(尤其是骂人家老处男),说:“其实他也是个可怜人。”是的,他不但可怜,而且让我们预知到了泡沫经济的后果,如果他能坚强地活下去,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过了几天,医院里传来消息,说他被救活了,但是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分裂倾向,他把医生当成是骗子,把护士当成是齐娜,最后,他把自己当成是比尔·盖茨。

  他又上了本地新闻。T市的晚报将他作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典型进行了报道,做了他妈的一个整版,这样,他就被传媒再次吊上了看台。报社记者还特地来采访我们班的学生。每个人都说,是的是的,风投王子应该及时得到心理辅导,是的是的,大学生应该树立健康良好的人生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戒除网瘾,回到现实中来。

  三天之后才发现了锅仔的遗书,贴在寝室门背后,打印在A4纸上,如一张逃生地图,文字功底令人折服。

  我决定尝试着去死,我的死于任何人也没有关系,即便冒险也好,结束也好,甚或什么都不是也好。这样的死,于任何人来说委实没有意义,因此伤害不到任何人,希望如此,最好如此。

  大概会真的死去吧,这样的死,是齐娜投向天空的小石子。无论以什么轨迹落下,去六月的荒草里,去夏天的某一条河里,还是索性掉在暗无天日的深井里。齐娜是不是爱过我?只有这件事会让我悲哀。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罢。

  遗书被某个缺德鬼扫描下来,打印了二十份贴在学校宣传栏上。整整二十份。这封遗书让齐娜彻底崩溃,后面半个月都成了狂躁抑郁症患者,好像是遭了诅咒,对我们说:“等锅仔来上学了,你们给我打他一顿。”

  她没能等到这一天,锅仔休学了。

  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聊起锅仔,老星说锅仔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竟然也没有人去看望过他。

  齐娜说:“其实我是受不了他的固执,幸亏他是个精神病,要是个正常人的话一定更可怕。”

  “努力把锅仔定义为精神病,以此反衬我们的胜利。”我说。

  老星说:“锅仔的悲剧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程序出错,严格来说这不是悲剧。”

  对于老星来说,一切问题都是程序出错造成的,正如一切成功都是程序合理的结果。但我不相信这个,我相信在程序背后有一个意志力存在,否则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出错。

  “每一个自杀的人都是上帝,”我说,“由此而言,毁灭和疯狂都应该受到尊重。”

  “你这句话很警句。”

  “前半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

  “后半句呢?”

  “我说的。”

  猫们

  大概没有人能算清楚,工学院到底有多少只野猫存在,也许二十只,也许五十只。随着季节的变化,老猫会死去,小猫会出生,数量不定,难以计算。

  事情得说到一九九九年去。

  那年猫多,春天里我们听到四面八方的惨叫,伴随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有些叫声近得就在窗台之上,持久,绵延,突兀。猫在交配时所进发出的能量惊人,到了夜里我们全都缩在被窝里,熄灯之后,在猫的淫声浪语中发抖。

  认识的人中间,对猫抱有特殊感情的也有,比如小白就极讨厌猫,她对一切带毛的动物都敏感,又比如在家教中介所的小广东,他有吃猫的癖好。至于齐娜,她对猫的感情古怪到了极点,既曾贪恋过一只傻猫,后来又对一切猫退避三舍,居然还因为一只猫把我们的校长送进了监狱。

  一九九九年春天,齐娜经常到我们寝室来看打牌,手里挟着一只猫。那猫的长相和加菲猫一模一样,只是脸色阴沉,好像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猫的名字就叫“加菲”,念顺了变成“钾肥”。钾肥不是野猫,正经家养的还被骟过一刀,性格嘛,谈不上温驯。而是人工制造的虚弱,倒也配得上它那张阴谋脸。

  没人搞得清钾肥是怎么来的,照齐娜的说法也是一个人的罗生门,一会儿是捡来的,一会儿是某个大排档的老板送的,一会儿又说是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最离谱的一次说这猫是初恋男友中了魔法。我们一边打牌一边看看钾肥,钾肥被齐娜挟在腋下,它也在看我们,带着厌倦和轻蔑的表情,好像还是中魔法的初恋男友比较可信。老星问:“齐娜,你男朋友是先骟了再变身的呢,还是先变身然后被你骟了?”

  后来齐娜上了牌桌。这姑娘牌技惊人,记性好,胆子大,斗地主每每都揣着一把零钱回去。打牌自然不能挟着猫,钾肥就被放在齐娜的脚跟,像挨了麻醉枪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等到齐娜打完牌,赢够了钱(通常不需要多久),一手把钱塞口袋里,一手挟住猫,施施然离开。我们在寝室里青着脸一起摇头。

  赢得多了,齐娜便说,钾肥是她的幸运星,带着它逢赌必赢。我们信这个,但更多地认为钾肥是我们的霉星,有了它逢赌必输。

  钾肥养在齐娜寝室里,那个寝室的女孩都养宠物,有人养兔子,有人养乌龟,有人养金花鼠。有一天出事了,据说是金花鼠的笼子门没关,钾肥把金花鼠夫妇全都干掉了,剩了两个鼠头,像纪念品一样放在齐娜的枕边。养金花鼠的女孩对金花鼠的感情之深,也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看到这个场面挟了钾肥就送到小广东那儿,想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亏得有人报信,齐娜把钾肥解救下来时,小广东正抱着钾肥在中介公司里吃方便面,那样子似乎很爱它,也似乎随时都会把它宰了做浇头。

  养金花鼠的女孩并不就此罢休,等齐娜和钾肥回到寝室里,她抢过钾肥,一抬手就把它从窗口扔了出去。寝室位于二楼,正下方就是宿舍的大门,钾肥在空中飞行了几米,一头扎进一个洗澡回来的女生的脸盆里,居然毫发无损。命大如此,令人赞叹。

  猫被扔下去的瞬间,齐娜的样子就像一个麻风病患者,脸都扭曲了,容貌之动人处消失殆尽,难看之处以几何倍速扩张,而金花鼠的主人是一个本来就很难看的女生,她们扭打在一起,观者无不心惊胆寒。后来保卫科的人来了,别的不说,先把女生宿舍抄了一遍,抄出来几十只宠物,猫猫狗狗,兔子乌龟,蜥蜴螳螂,以及赤裸男生两名。

  钾肥从此离开了齐娜,被送到一家很小的旅馆里抓老鼠。那里靠近铁路,是我陪着齐娜一起去的,那阵子我和齐娜的关系比较热火。我们穿过七零八落的工厂区,又经过仓库区,走了半个多小时,绕得我都有点迷糊了,估计钾肥也不可能这么有灵性。还能找到回家的路。齐娜照旧是挟着猫,吹着轻软的口哨。我问她:“心情真有那么好吗?”她说:“反正我也想通了,钾肥要还留在学校里,会被她们药死的。送走拉倒。”我再次端详钾肥,这个脸色阴沉不怀好意的猫,它确实是个霉星,坑害了女生宿舍所有的宠物们。

  灰黑色的旅馆与铁路仅隔着一道铁丝网,左右都是相似高度的平房,门前的道路上飘着一些雪白的泡沫塑料盒子,屋里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齐娜认识的一个朋友在这家旅馆上班。把猫放下之后。她摸了摸它,说:“记得别去铁路上乱跑。”猫一动不动,她又轻轻踢了它一脚说,“滚吧。”

  回学校的路上,齐娜说:“夏小凡,你想要女朋友吗?”

  我说:“不想。”

  “为什么?”

  “我怕被人变成阉猫。”

  她听了大笑起来。我赶紧严肃地说:“真的不想。没有什么理由。”

  “蠢货。”她说。

  在萧条的街道上,隔着栅栏和树木,列车轰轰地开过。再也没有猫可挟的齐娜哗啦啦地倒塌了。那以后,她的牌也打臭了,算得照样很精,但牌运不再,其打法也被我们摸透了,逐渐地把她赢走的毛票又赢了回来。看来钾肥确实有点魔法,有些事情说不清。

  有一天,是下雨的早晨,我在校门口遇见齐娜,她说:“钾肥死了。”

  既不是被火车撞死的,也不是吃了什么中毒的老鼠,也不是因年老力衰而死,反正就是死了,尸体被人发现在街道旁的一根电线杆后面,湿淋淋的不成样子。我再次陪同齐娜来到旅馆。旅馆那个人说,钾肥吃得香睡得好,平时也很安静,一点看不出有病的样子,忽然有一天就死了,死前的晚上还吃着剩饭在电视机前面看了一集动画片。

  齐娜给钾肥收尸,装进一个马夹袋里。淋湿的猫都有点像魔鬼,不过钾肥已经死了,至多像块墩布而已。我告诉她马夹袋可不能打结,钾肥会没法托生。她便又去旅馆里要了一个瓦楞纸盒,装了钾肥,跨过一片潮湿的灌木,在铁路沿线的树林里给钾肥挖了个浅坑,埋了。草地上隆起一个很小的土丘,鞋盒那么大。自始至终没有一列火车开过。

  “毕竟没有像故事里说的,死了以后就恢复原形啊。”齐娜说。

  “变回初恋男友?”

  “要真那样就好了。”

  “照古代的做法,太监死后得把割掉的宝贝东西缝回去,钾肥的宝贝在哪儿呢?”

  “还真不知道。从认识它的那天起,就是个阉猫。下辈子投胎做个母猫吧,阿弥陀佛。”齐娜双手合十,在钾肥的坟前嘀嘀咕咕地祈祷着。

  据说猫的死亡特别干脆利落,既不会流露出不甘,也不会对主人有什么交待,猫很清楚,只要自己死掉,随时都会有另一只猫来取代它的位置。死亡于猫而言就像是一次简单的跳槽。

  钾肥死后,齐娜对猫的热爱稍稍减退,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挟过一只猫。有一次在杞人便利店里遇见一只不那么纯种的蓝短,按市场价没有几千也得值几百,我们问杞杞这猫从哪儿弄来的,杞杞说搞不清哪儿来的,自己跑来了就不肯走了,在店里负责捉老鼠吧。

  “搞错没有,蓝短捉老鼠。”齐娜嘀咕了一声,和那只智商不太高的蓝短玩了一会儿,杞杞说如果喜欢可以送给她,齐娜摇摇头,“再也不养猫了。”

  野猫的出生与死亡都是非线性状态的变化。一九九九年的春天过去,学校各处有很小的野猫钻出来,娇滴滴的泛着傻气,令人惊喜。这些小猫被各类爱猫人士用各类猫粮喂养,剩饭居多,其次是饮料,也有人会去一站路以外的超市买正宗的伟嘉猫粮。

  这些小猫也稍稍抚平了齐娜的哀恸,经常看见她在校园的小道上喂猫,和小猫混熟了,好几只都被她起了名字。有一只小猫和钾肥长得几乎一样,简直就是钾肥的童年版,或疑似钾肥的私生子(这当然不可能)。我们叫它“小钾肥”,齐娜却说钾肥这个名字独一无二。于是改叫二肥。

  没到暑假二肥就死了。

  才几个月大的猫,爱躲在汽车的底盘下面,不知道汽车会开动,只顾着享受阴凉,结果被碾得稀烂。此后陆陆续续还死掉几只,尸体粘在停车位上,非常残酷。齐娜在道路边贴了很多A4纸,打印了一只猫在轮胎底下的图案,形同交通警示牌,还说要提请政协把这条列到交规考试中去。清洁工阿姨受命将A4纸全部撕掉,猫继续死。

  压死猫的汽车之中,有一辆是我们校长的别克,正是它将二肥压成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一九九九年,这位校长马上就要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抓进去,当时还坐着别克进进出出。有一天我和齐娜走过别克,齐娜正在嚼着口香糖,唾的一声就把口香糖吐在了车顶上。

  我说:“听说有人给车子放气。”

  齐娜满不在乎地说:“那也是我干的。”

  “离你这种危险分子得远点儿,”我说,“逮住肯定开除。”

  “一辆车而已嘛。”

  “你不知道吗,汽车代表着男性生殖器,你这是在破坏校长的生殖器。”

  齐娜听了,停下脚步,对我看了半天,好像是要看清我到底是不是个精神病。过了一会儿她走回去,照着别克保险杠猛踢一脚。校长的生殖器立刻发出尖锐的报警声,不远处办公楼里伸出一个脑袋对我们喊道:“嗨!干什么呢!”我拉着齐娜拔腿就跑。

  和猫有关的日子结束在那年夏天,连同校长的黄金时代。

  那天齐娜和我们一起闲晃,在已经启动的别克下面捞起了一只小猫,不过,只差了十公分,或者说只差了一秒钟。汽车后轮从齐娜的左手和小猫的身体上碾过,天日昭昭,众目睽睽,猫的身体很有层次感地卷入死亡,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它努力昂起头颅,眼睛逐渐凸出,嘴张开,露出粉红色的舌头和小小的尖牙。她被这表情震慑了,巨大的恐怖甚至盖过了疼痛,她整个人被车轮压得扭转过来,好像挨了大擒拿手,这一瞬间她甚至都没有叫喊。

  齐娜跪在地上,手掌上粘着猫的血和内脏。别克车没打算停下,我和亮亮一起扑上去拍打着车顶,而老星索性趴在车头上,当车停下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老星用大力金刚掌阻挡住了轿车的去路。

  车窗摇下来,长着一张猫脸的校长极具喜感地手握方向盘,面无表情地扭过头看着我们。

  老星说:“快送医院,压了人了。”

  校长说:“你们送她去医院。”

  老星大吼道:“有点儿人性好不好!”

  跪在地上的齐娜发出非人的嚎叫。

  齐娜说她做了梦,无数猫在别克轿车上飞过,像鸟群一样拉下臭臭的猫屎。猫的身影遮蔽了阴沉的天空,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黑色的别克轿车长出了四条腿,缓慢地爬行着,从车盖里伸出舌头,像蜥蜴般舔噬着天空中的猫,每吞下一只,从后备厢那儿就会滚出一个血肉模糊的猫尸。猫们惊叫着,向高处飞去,散开。别克轿车拖着衰老残破的身体,踏过长草,沉默地走向深渊般的远方。

  老星拍拍她的肩膀说:“以后别再去玩猫了。”

  “真是个诡谲的梦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星指着烈日下晒得滚烫的别克说,“咱们校长被抓起来了。”

  当然不是因为压了齐娜的手,而是贪污,校长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了,一口茶喝出了近五百万的涉案金额,再一口茶喝出了两个情妇。坊间有个笑话,说校长那天开着别克是想外逃出去的(平时有司机),结果被老星给拦住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赶到了。听起来很有启发性。

  猫还在校园里进进出出的。那年暑假军训,我们都住在学校,白天走正步,晚上傻头傻脑躺在宿舍,哪儿都不想去,就想熬过这个夏天。猫在夏天长得飞快,小猫变中猫,中猫变大猫,某一天,猫的数量忽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齐娜说,老猫发飙了,把新生的猫都赶走了。

  “以后,一不养猫,二不玩猫。”齐娜说。

  有时我会怀念钾肥,尽管他们已经不记得它。我记得这只阉猫,如同我记得小学时音乐老师脸上的粉刺,顽固而又无意义的东西。在我的梦里,我和齐娜走过凌乱的工厂区,来到铁路边,路程遥远,我累得不行。钾肥孤坐在破旧旅馆的凳子上,齐娜伸手去抚摸它,但它溜走了。作为一只阉猫,搞不清它的孤独来自何处。孤独这东西,总是与荷尔蒙激素有关,如果连荷尔蒙都没有,孤独又有什么价值?在齐娜梦中飞翔于天空的猫,集群轰炸巨大的别克轿车,在那样酷烈的场景中,钾肥一定还是坐在某一块石头上,舔舔爪子,一言不发。

  无意义的时刻

  在黑网吧里,我关了聊天室的窗口,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胳膊,把香烟揣进口袋里,离开座位。黑网吧的账台里坐着面色苍白的女孩,对我一笑,说:“过阵子这里要拆迁啦。”

  “正好,我也快毕业了。”

  “这两年一直劳驾你帮忙修电脑,以后见不到了。”

  “哪里的话,我只是偶尔帮忙,应该的。”

  “上次吊扇砸了下来……”

  “够吓人的。”

  “吓人。”

  这家黑网吧位于新村的一幢房子里,六楼,爬上来很累,晚上也没有感应灯,很容易踏空楼梯。当初有一个老奶奶在楼下负责拉客,因为长得面善,我就爬到了六楼,久而久之也习惯了。其实我不太爱爬楼,万一客满的话,就意味着我得再跑下去找另一家网吧。女孩的奶奶特别好,刮风下雨都站在楼下的过道里,一则拉客,二则告诉熟客楼上还有没有空位置,有时还会提醒我多穿点衣服什么的,很有人情味。去得久了,偶尔我也会给她们看一看电脑故障,并不是每次都能修好。

  一直以来就是老奶奶和这女孩打理网吧,女孩在楼上负责收账,老奶奶在楼下负责拉人,有个网管偶尔来这里看看,不过此人很不靠谱,经常找不到人;以至于我要客串着顶替他的职务。老奶奶说,我来上网一律免费,被我拒绝了。我毕竟是个有钱人。

  有一天老奶奶消失了。女孩说是在楼下站着,冻成了感冒,接着就并发肺炎,送到医院。没过一个礼拜,女孩的手臂上戴上了黑臂章。

  老奶奶去世以后,剩下女孩一个人守在网吧里。每每爬到六楼,看到客满,我还得再下楼去。逢到这时,女孩就一脸的抱歉。我说没关系,每次还是坚持着爬上来,这家网吧始终是我的首选。

  我付了账,女孩说:“等你毕业的时候,差不多我也该搬走了。”

  “找个好一点的门面,换一套设备,再去弄张正规的营业执照。”

  “很难的。”女孩笑笑,找给我零钱。我对她说再见。

  那已经是夜里十点,我独自下楼,楼道里一片漆黑。我掏出打火机,点亮了,凭着微弱的火光和脚下的感觉,从六楼走下去。下到一楼时,忽然觉得脚底下发飘,打火机被风吹熄了,最后两个台阶我一脚踏空,往后仰倒,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我站起来,黑暗的楼道里好像有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靠墙的地方。我手里的打火机已经弄丢了,凑过去细看,但实在看不清。我忽然想起来,那个靠墙的位置就是老奶奶惯常搬一把凳子坐着的地方,这时觉得头皮发麻,喂,老奶奶,你不能这么吓唬我啊。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照着黑暗中的方位扔过去,硬币砸在墙上,又落回在水泥地上,发出叮叮的声音,弹落在某个角落。什么人都没有,冷风再次吹过,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我心想,不知道老奶奶找我有什么事,答谢我?和我告别?如果是想把脸色苍白的女孩托付给我,那恐怕只能说抱歉了。无论如何,您不至于来掐我的脖子吧?

  从网吧出来,出了新村得走过三条街,可以到达学校的边门。边门不远处就是杞人便利。

  外面下着细密的雨,T市的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地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令人失去希望。

  夜间的雨反射在路灯的光晕中,细密而难以捉摸。走过的三条街都是冷冷清清的,毫无内容却又充满了内容。一直走到杞人便利店门口,看到暗淡的灯光,小店还没有打烊。

  “杞人便利”是个牛逼名字,笆斗大的红字四仰八叉地刷在墙上,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傲慢。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门面不到两米宽的小烟杂店,地基比街面还矮一截,打通了墙壁,装了卷帘门,放两截粗制滥造的铝合金柜台就自称是便利店,其实只是个很可怜的烟杂店。店里的货品少得可怜:几种香烟,几种碳酸饮料和啤酒,还有一种口香糖、一种打火机、一种蚊香、一种低档白酒、一种小包装的餐巾纸,以及十来种卫生护垫。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卫生护垫,不得而知,但就算有卫生护垫凑热闹,这里仍然可称是世界上最寒酸的烟杂店。

  杞杞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蜷缩在柜台后面。

  这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守着他的店,和黑网吧的女孩有得一拚。小店开张以来他就是这副样子,我很佩服这些守店的人,有时感觉他们像是生长在某一根朽木上的蘑菇。

  我趴在柜台上,对杞杞说:“一包福牌,一个打火机。”杞杞侧对着我,面前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足球比赛,屏幕上有两组人围着一个小白点在跑来跑去,穿条纹衫的球员惨遭飞铲,像可乐罐头一样在边线附近蹦蹦地翻滚,随后切到中镜,反复重播。杞杞注视着电视机,我把钱放在柜面上,他面无表情转头看我一眼,从屁股后面的纸箱里拿出一包福牌香烟。打火机就在柜台上放着,我自己挑了一个。紧跟着一把硬币叮叮当当被他扔在柜台上,一串动作像是被程序设计好了的。

  挨了飞铲的球员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裁判挺胸而上,掏牌。

  “你说说看,谁会赢?”杞杞问我。杞杞有着非常好听的中性的嗓音,其人也是瘦瘦白白的,有时还戴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其实我觉得,黑网吧的女孩和杞杞倒是很般配。

  “穿条纹衫的。”我说。

  “那是尤文图斯。”杞杞淡淡地说。

  “噢,尤文图斯。”我揣了烟和打火机打算走。

  杞杞说:“这里就要拆迁了。”

  “正好,我也快毕业了。”

  “以后见不到了。”

  我摸摸脑门,这些话和刚才黑网吧里的女孩所说的如出一辙。我重又回到柜台前面,给自己点了根烟,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杞杞说,“店肯定是要关掉了。”

  “可惜。”

  “算了,至少不用担心被人抢了。”

  他的店被人抢过,是春节之前的事,有三个歹徒,半夜撬他的卷帘门,不料这孩子平时是睡在店里的,守着他那一堆不值钱的货品和一把毛票。歹徒所配备的武器并不高级,一根撬棒,两把菜刀,对付杞人便利却是绰绰有余,只哐当一下就把卷帘门给撬开了,菜刀架在他脖子上,抢走了所有的零钱和几包红塔山(店里最贵的香烟),合计不超过两百元。卫生护垫倒是不少,歹徒抢回去糊墙都够了。这太羞辱歹徒了,用菜刀柄在杞杞额头上墩了一下,将其砸开花之后遁入茫茫夜色。翌日我去买烟,这孩子头上缠着纱布,淡淡地告诉我,卷帘门给弄坏了,这扇门修一下得三百块钱。

  “想做碟片生意。”杞杞说,“碟片生意很好的。”

  “做碟片可以,像你这样不挪窝的做不来。至少工商局来冲摊的时候你得抱着碟片狂奔。”

  他看看我,眨了眨眼,大概在踅摸自己究竟能跑多远。很久以来,我甚至连他站起来的样子都不曾看到过。

  我故意说:“你要是腿脚利索呢,可以做毛片生意,那个利润最高,但是需要你跑得很快很快。”

  “什么是毛片?”

  “……就是黄色碟片。”

  他又看我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但明显是在暗骂我。我决定浪费一点口舌,便继续开导他:“你不要觉得毛片有什么不好的,毛片在大学边上卖,就像草纸在厕所边上卖一样。一张唱片挣三块钱,一张毛片可以挣十块钱,而且不用大批量进货,卖掉多少进多少,不占用资金。一年卖一万张毛片你就净赚十万,不用交房租,不用交税……”

  杞杞说:“警察会抓我的。”

  “警察哪有工夫来抓你啊?上次抢劫你的那几个坏人都还没抓到呢。”

  杞杞说:“你才是个坏人。”

  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很喜欢杞杞闷头生气的样子。因为有了这一出,刚才在新村里看见老奶奶的恐惧感也消失了,雨季也不那么忧烦了,说再见的日子也不那么迫在眉睫了。

  “点球。”杞杞指着电视机说。条纹衫的球员站在十二码罚球点上,一脚把球踢到了守门员的怀里。

  “软脚蟹啊!”我大骂起来。

  咖啡店女孩

  某一天下雨,我独自去了咖啡店。咖啡店离学校不远,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两旁都是建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做成店面出租出去,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

  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行人稀少,万物残破。从远处看,咖啡店像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香火惨淡,雨中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

  走进店里,灰色的水泥地坪,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坐着居然还很舒服,令人气恼。一个架子上垒着些旧书,其中有列宁选集,托洛茨基自传。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令人不敢造次。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放在这条街上,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 Comput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 Comput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嗯。”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鬈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说完,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减肥?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昧,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头上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地走上楼梯。

  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她问我:“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工作难。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我问她,“你呢?”

  “就是这样啊。”她略微摊手,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眼前。

  “换了发型。”

  “换了很多东西呢。”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继续这样啊。”

  “再请你喝一杯咖啡吧。”

  “可以。”

  “放点音乐吧,怎么不放音乐呢?”我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她将《OK Computet》放人CD机,选了一首“LetDown”,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随后,鼓声,歌声,起子呲的一声打开瓶盖。我喝了一口啤酒。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七星烟,抽出一根点上,我抽我自己的烟,两块五一包的福牌。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有一种十分生硬的东西横亘在她和香烟之间。

  她拿起我的烟盒看了看,“抽这么差的烟?”

  这烟确实没话说,一口下去,吸出来的既不是一氧化碳也不是尼古丁,而是滋滋的焦油,抽完了嘴巴就像久未清洗的油烟机。这也是一种类似清咖的癖好。

  “发型好看吗?”

  “好看,但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太像你了。”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试图改变自己?”

  “是扭转,而不是改变。改变这个词太容易了。”

  我笑笑,我知道一个和我计较词语的女孩一定不简单。每一个在咖啡店打工的女孩都有她们自己的道理。

  “为了扭转,再请你喝杯咖啡吧,”我说,“反正今天也只有我和你,看这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她想了想说,“我也喝啤酒吧。”说罢给自己也开了一瓶。

  我说:“以后来这里喝啤酒的机会不多了。五月份去外地找工作,要是情况好,也就不会回来了。在这里混了三年,唯一觉得美好的就是这家咖啡店。”

  她笑笑说:“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可是生意就是好不起来,都像你这么慷慨就好了。”

  “会好起来的。”

  “以后没春卷吃了,阿姨辞工回家了。”

  我扶着啤酒瓶,看着雨中的景色长叹一声,“今天就是想过来吃春卷的,可惜了。”

  “以后这个咖啡店就剩我一个人了。”她用指甲弹了弹酒瓶子,另一只捏着七星烟,注视着烟头。

  想起来有一天在T市的市区,某个商厦后面的垃圾桶边,看到有一个和她差不多装束的女孩,腰里束着咖啡店的围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那里抽烟。女孩的神态和姿势就像她一样,目光同样注视着烟头,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再看?

  喝光了啤酒,两个空瓶子很孤独地立在柜台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忽然说:“既然那么想吃春卷,我去给你炸。”

  “你也会?”

  “炸春卷而已嘛。”说完走进吧台后面的库房里,十分钟不到,端着一碟香喷喷的春卷走了出来。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干净,仿佛是把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消灭掉,义无反顾,绝无留恋。

  吃完了,我站起来买单,穿上我的棉夹克。她伸手替我把一个塞在里面的领子翻了出来,掖好,说:“衣服没穿好。”

  蓝屏了

  遇见咖啡女孩并非幸运之事。那次去看电影和她告别之后我便迷了路,在三个新村里绕来绕去,走了半个小时,到宿舍差点冻死,第二天重感冒直到寒假。而这次回到宿舍,起先没什么异常感觉,看见齐娜他们在打牌,我把亮亮撵了下来,上手打了几副,连续拿到三对红桃Q,诡异得不得了,打牌的手都在抖。一个喷嚏之后,我顿觉头痛欲裂,关节深处隐隐犯酸,知道自己受了凉,情形恐怕不妙。我扔下牌,把自己裹一裹,爬到床铺上倒头就睡。熄灯以后他们点着蜡烛继续打牌,每一张纸牌扔下去都像是砸在我的神经上,我意识不到自己在发热,神经像灯泡中的钨丝一样被烧得灼热发亮。后半夜我可能是做梦了,梦见自己走向操场,梦见女孩在门洞里等我,身体像快镜头里的花朵一样打开,高高的水杉树上有很多蝌蚪在游动,这时脑子里应该是一片乱码,而女孩是某种病毒。

  在很远的地方,有什么声音。半夜里我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浑身是汗,老星说:“老夏,做春梦了?听见你在呻吟啊。”他们还在打牌,我像水泥柱子一样倒下,继续睡。

  梦见父亲和母亲了。那是一辆开往黑夜的公共汽车,窗外没有景色,只有无穷无尽的黑。父亲和母亲坐在前排的位置上,背对着我,车内微暗的灯光正照在他们的头顶,他们一动不动,仿佛黑夜已注入血管。梦中的我坐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车身摇晃,告知我正在前行。我距离他们仅有那么一点距离,却站不起身,无能为力。童年的夏小凡正趴在母亲的肩头,他抬起头看我,我看不清他的眼神,我只是一个被他注视的对象。我想我身后的黑夜正在流逝。渐渐地,他们的身体变软,扭曲,像被加热过的巧克力,融化并坍塌,静静地沉入椅背。

  灯灭了,再也看不见什么。无穷的孤独感像真空一样抽走我身体的某一部分,另一个梦接踵而来。

  这样颠三倒四过了不知多少天,每次清醒一点了,睁开眼睛,总是看见那伙人在打牌,好像这牌局天荒地老,穿越了时空。某人来找我,他们就对别人说:“老夏蓝屏了。”某人走到我床前,一摸额头,啧啧赞叹道:“这都可以做电热炉了,烧个荷包蛋应该没问题吧?你们怎么不送他去医院?”那伙人说:“真有那么烫吗?”也凑上来摸了一把,终于决定送我去附近的诊所。

  这一把救了我的命。

  吊针扎进我手背时,感觉自己像沸腾的油锅里扔进了一勺冰块。

  蓝屏之后的某一天,我处于重启阶段,也没有人来管我,打牌的那伙人不知去向。外面的雨停了,空气中还带着湿意,冷风从北窗吹进来,寝室里长久积攒的异味一扫而空。我从蚊帐里探出头去,只见一屋子的扑克牌,像某种巨大的飞蛾,吹得到处都是。

  我起床,裹着被子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光,觉得还不够,但热水瓶已经全空了,即便刚才喝下去的水也不知是隔了多少天的。重启阶段,烧空了的脑子只能指挥身体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有点像一个人被吓呆了的感觉,只是没那么突然,而是缓慢的、挥之不去的呆。

  我在裤兜里找烟,口袋里竟然还有半包福牌,我点起烟抽了一口,轻微的寒意透过棉被披上全身。我穿上衣服,手臂酸痛,膝盖发飘,还是坚持着走出寝室,在静悄悄的楼道口用力跳了几下,全身的关节咯吱咯吱作响。抬头看见隔壁寝室的人走过,我揪住他问:“今天为什么人烟稀少的?”那人告诉我,市里在开人才招聘大会,针对应届生的,提供两千多个岗位,四楼的人全都跑去凑热闹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去?”那人说:“我爸爸是公务员,我直接就能去税务局上班,我混张文凭就可以了,我怕个屎啊。”

  懂了。

  我一个人沿着小道往操场方向走,道路冷清,树木正在苏醒,冷而阴沉的天气里,鸟叫声,猫叫声,远处某个锅炉房的低频轰鸣听得真切起来。

  一直走到操场看台后面。三五个新生模样的人在不远处踢足球。我拖着虚弱的腿沿着那堵峭壁走进去,看见四根树桩死在围墙下,迷你窑洞还是和以前一样,里面那扇铁门锁得紧紧的。

  空荡荡一无所获。

  翌日是齐娜的生日。在人才市场,这几个人除了被挤掉鞋子之外,还填了十来张招聘表,填完之后这些表格就汇入成千上万的表格中,像彩票一样等待着某公司的人事部将其抽取出来。老星说,这件事无所谓,还是齐娜的生日要紧,张罗着买蛋糕,带她出去血拚。

  我独自去火车站,母亲给我寄来一个邮包,本应直接寄到学校,阴差阳错地滞留在了火车站货运处,得我自己去提。那是阴霾死寂的下午,正适合发生阴霾死寂的事,我在货运处等了很久,抽着烟,不时地有人插队,穿黄色背心的工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穿梭而行。

  母亲打电话给我说,这是父亲的一些遗物,她那儿不能放了,只能寄给我保存。考虑到我快要毕业了,找工作租房子,一个小小的邮包放在我这儿应该不是很麻烦的事。

  可以,就这样。

  邮包到手时,发现用封箱带绑得严严实实,抱在怀里并不重。纸箱顶着我的锁骨,想起十六岁那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去墓地的情景,骨灰盒也是顶着我的锁骨,也是有很多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站立着。一路上我用口哨吹着Radiohead的“cre印”,不成调门。

  回到寝室里,老星和亮亮还没回来。我用一把锋利的美工刀剖开纸箱,熟练简洁如屠夫。嚓的一声,往日岁月浓缩于一堆物件并以碎片的形式袒呈在我眼前。

  父亲的眼镜盒子,一张带有镜框的全家合影,老式打火机,烟嘴,钢笔,一本已经遗落了很多藏品的集邮册,一张公交月票,父亲的各类奖状……最后是一本薄薄的影集。影集像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脑,埋伏在箱底,在故事高潮时忽然出现。我点起一根烟,伸手将影集取出来,一如从河中捞起片片浮萍。在这本影集中,三口之家所有的过往都容纳于此,活生生的日子崩解为图片,锁定在当时的某一个场景下。忘记是谁说过的,“惟有通过碎片,我才能无限地接近于死者。”正是这样。

  我一边抽烟一边回忆往事,不料十分钟后,没等我看完影集,亮亮和老星开门进来。亮亮扛着两箱啤酒,老星抱着一个白色的泡沫塑料盒子,扎着粉红色的丝带,我知道这是要给齐娜过生日了,匆匆地将手里的物件收拢,放回纸箱里,又把纸箱放到床上。

  齐娜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笑吟吟走进来。

  “这就是你们去血拚的结果?”我歪在床上,指着大衣问老星。

  老星说:“花了九百块!我已经破产啦。”

  这时是五点半,天还没黑,齐娜嚷饿,并且迫不及待想看看生日蛋糕的款式。外面寝室也涌进来好多人,都嚷着要吃蛋糕。我说天黑了蛋糕上点蜡烛更浪漫一些,齐娜没这个耐心,从我床上拿起美工刀,把蛋糕盒上的粉红色丝带割断了。十几个男的围着齐娜一个女的,这种待遇绝非每个女生都能享受到的,大概只有齐娜才那么招人喜欢。盒子打开,齐娜看着蛋糕上裱着的字,彻底傻眼,剩下老星一个人在旁边诡笑,片刻之后是哄堂大笑。

  那个提拉米苏六英寸蛋糕上裱着:天上人间,金碧辉煌。

  齐娜揪住老星的领子问:“这他妈的什么意思?”

  亮亮说:“他恭祝你毕业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快乐,从此你小姐荣升妈妈桑,又大了一岁,就是这个意思……”一群人七手八脚给她点蜡烛,外面还有人挤进来说要吃蛋糕,并且听见呲呲的开啤酒瓶的声音。齐娜又住老星的脖子一通乱打,他们开始唱生日歌:“猪你生日快乐——”

  齐娜招呼我们:“吃蛋糕。”反手拿起塑料刀子,一刀插在蛋糕的正中央。

  “蜡烛还没吹呢!”一群人大喊起来。

  由于人太多,分到手里的蛋糕,其角度比埃菲尔铁塔的塔尖强不了多少。我偷偷挤开人群,拎着饭盆去食堂打饭,临走前让亮亮留几瓶啤酒给我。

  外面竟然又下雨了。

  一楼的宿管处排起长队,都是在等用电话的。仅有的那台电话机牵着一溜男生,个个都叼着烟,其中有几个都拿着手机在皱眉头。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也没什么,下午开始移动信号全都没了。通话也好,短信也好,全都发不出去。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手机。这世界上需要随时随地与我通话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外面的雨下得人的心都凉了,这是周末,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晴天,晚上又下雨。这无疑是充满困惑的一天。

  我去食堂吃饭,独自在角落里坐着,尽管毫无食欲还是勉强吃了几口。小白从对面走来和我打招呼。

  “好久不见。”

  “你心情不错嘛,”我说,“斜眼男生没把你怎么样吧?”

  “你这个人真是不说好话,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小白坐下,盘子里只有一点青菜和两片豆腐干,看上去很好养活的样子。“找到工作了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前几天有个同学让我去跟他合伙做生意,你猜什么生意?”

  “猜不出来,直接说嘛。”

  “花鸟市场摆摊卖金花鼠。”我忍着笑说。

  “你去了吗?”

  “我不想天天看着金花鼠交配。那玩意儿一年能交配出好几十个。”

  小白翻了个白眼说:“我在吃饭哪!说这个!”

  每回我和她开玩笑的时候,心里都不好受,但我仍必须坚持着将玩笑开完,她也一样。我再次想到了斜眼男生,想提醒小白当心点,那天在杞人便利店前面遇到的男孩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我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真说出来怕是会吓坏了她。下雨天的周末说些什么不好呢,哪怕虚情假意呢?

  我说:“小白,晚上有空吗?”

  小白说:“干吗?想约我?”

  “空虚啊。”

  “现在才想起我也迟了,我要出去了。”

  “还在打工?做家教?”

  “我去看电影。”

  “带我吧,我一个人无聊死了。”

  “你没诚意。”小白摇头说。

  本来想给她讲一个马尔克斯的短篇,两个小孩图谋杀死他们的家庭教师,不料家庭教师被另一个人杀掉了,死状之惨冠绝马尔克斯的所有小说。不过还是算了吧。小白吃完了,站起来说:“我走了啊,你自己去找伴儿吧,夏大哥。”

  “小心遇到变态啊。”

  “呸啊。”

  小白走了以后,我了无生趣,犹豫着到底是回宿舍跟老星他们胡闹呢,还是独自去咖啡店坐一会儿。天已经黑了,我难得有这种想找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话题,讲什么都可以。但这一天显然不会有人搭理我了。

  我顶着饭盆上路,在杞人便利买了一包烟,去新村网吧里上网,直到九点才离开。道路漆黑,经过杞人便利时发现杞杞很早就打烊了。天气糟透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回到宿舍,在走廊里看见亮亮,他坐在一张凳子上,凳角翘起,背靠在寝室门上,两根凳脚支撑在地上前后摇晃,手里拎着啤酒瓶。远处有人在弹吉他,忧伤地唱着:“毕业的那天,你泪流满面……”一派萧条。

  寝室门关着,我还没来得及怀疑,亮亮便说:“两个都喝多了,在里面办事。把我赶出来了。”

  “干多久了?这都快熄灯啦。”

  “干了很久,很久,很久,”亮亮说,“现在大概睡着了。”

  “妈的,赌友上床,以后没得玩了。”我说。

  “原谅他们吧,想睡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过几个月就各奔东西了,也是最后的疯狂。”

  “不知道锅仔会怎么想。”

  “锅仔要是知道了,肯定这辈子都得关在医院里,天天挨电击。”亮亮说,“我们还是不要说锅仔了,我一想起他就寒。喝点啤酒吧,我还给你留了点。他们大概就快醒了。”

  我从他身旁的纸箱里拎出啤酒,在凳子上拍掉了瓶盖,过去我可以用臼齿把瓶盖撬下来,但自从去年我不慎把臼齿撬下来半个之后就再也不肯这么干了。

  我蹲着,靠在墙上,和亮亮用深情长吻的速度各自喝完了一瓶啤酒,老星和齐娜还是没动静。亮亮说老星会不会是得马上风死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齐娜不会没反应,这妞懂得可多呢,她会做人工呼吸,用拳头砸心脏,急了说不定拉根火线给老星做电击。亮亮有点喝糊涂了,思维跳跃,他继续翘在板凳上,说:“老夏,那天你发烧了,知道是谁救了你吗?”

  “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人说要拉我去医院。”

  “是那个小白。”

  我有点发愣,猛拍自己额头。

  亮亮说:“那姑娘胸真大。”

  我敷衍道:“是的。”

  “她要是腿长点就完美了。”亮亮说,“对啦,老星说你小时候长得挺漂亮的。你那影集我们都看了。”

  我跳起来一脚踢开房门,踢在亮亮的脑袋边上,要是我也喝多了的话,这一脚大概会把亮亮的脸给踢烂。哐哨一声巨响,门锁断开,亮亮连人带凳子仰天倒下。屋子里,老星和齐娜赤身裸体躺在我的娇梦床单上,被子盖在肚脐那儿,枕头在齐娜腰下——我那套卧具确实是整个宿舍里最舒服的,我能理解齐娜,我要是她,也会选择在娇梦床单上做爱,但是你们不可以让我撞见,你们更不可以打开我的邮包。

  事情全乱了,事情像一手不成对子也不成顺子的扑克牌。老星和齐娜以一种缠绕着的姿势同时扭起头来向我看,如同交配时的眼镜蛇,齐娜半个乳房在老星的胳肢窝里,还有一个半暴露在我跟底。老星的一条腿架在床边的凳子上,另一条腿在被子里,正由齐娜的双腿紧紧地夹住。可恨的是。他的右手还夹着一根香烟,烟灰像斩落的人头般掉在我的床单上。

  “FuCK!FuCK!”我跳过一张凳子,像捉奸的丈夫一样扑向老星,一瞬间看见他在笑。结果我一脚踩进了邮包里。那个邮包,本来在我床上,现在到了地上,封口敞开着。我听见了父亲的眼镜碎裂、钢笔折断的惨叫声。

  “哇!”齐娜尖叫。

  “啊!”亮亮在门口打滚。

  “这不是真的,是你在做春梦!”老星嘻嘻哈哈地说,用力挡住我掐向他脖子的双手。

  我扑在赤裸着的齐娜身上,发出一阵狂笑。齐娜也在大笑,她来不及躲开,哦,我忘记我的手放在哪里了,也许正放在她的乳房上,否则她为何拚命地打我的手?我顺势翻转身子,睡在老星和齐娜之中,他们两个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外面有人喊道:“快来看啊,群P啊!”

  我想我不但毁了齐娜的生日,也毁了我自己的某一天,但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既然他们躺在我床上做爱,就得忍受着做一次殉葬品。

  关于小白

  星期天到星期二我们继续打牌。整个四楼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该找工作的找工作,该实习的实习,剩下几个像死猪一样躺床上的可以忽略不计。这中间有几次我想去咖啡店,但牌局逼人,难以走开半步。

  唯一可以休息一下的是齐娜上厕所的时候,她得去女生宿舍,跑下楼,再跑到对面楼里。我们让她在男厕所将就一下,她不愿意,嫌脏。当牌局玩到昏天黑地的时候,这个宇宙的时间基准又变了,牌局自身的循环已经没有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齐娜的新陈代谢,水和小便之间的转换速率。我们三个男的当然也小便,但是来去如风,轮换不均,因此缺乏稳定的可参考性。

  星期二上午,老星放下手里的牌说:“不玩了。”又幽怨地说,“为什么还没有面试通知啊?”

  齐娜说:“那几千张简历,人事部今天还不定能看完呢。”

  我觉得头昏,闭上眼睛,视网膜上全是红色与黑色的扑克牌在飞。我说我得去睡会儿了,正打算脱衣服睡觉,寝室里走进来一个长发垂膝的女生,大概有二十年没剪头发了,看上去并不温柔,相反,非常之剽悍,进门就把头发甩得像战旗一样。我们都看得有点发愣,女生反手带上了房门,皱眉头问道:“你们寝室怎么这么多烟屁?”

  大概以为她是学生部查卫生的,老星恭恭敬敬地说:“打了两天的牌,烟屁是打牌时攒下来的。”

  “两天抽了这么多?”

  “足足一条烟。”

  “少抽点儿。”长头发女生指着我说,“我找你呢,夏小凡。”

  我揉着眼睛说:“我们认识?”

  “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她自我介绍道,“我是小白的同学,一个寝室的,我来找她。”说到这里老星插嘴道:“噢就是那个大胸妹啊,不错不错,你们寝室的人都挺有特色的。”女生骂道:“死贫嘴,一边去!”这架势连齐娜见了都皱眉头。

  我强忍着眩晕和困意,告诉她,我不知道小白在哪里。女生态度很强硬,搞不清她的来路。工学院虽然是个破学校,在藏污纳垢之余也不免藏龙卧虎,有些学生是公务员的后代,有些是资本家的血脉,最牛的一个女生,她爸爸是收容所的,动辄帮忙从里面捞人出来,如果得罪了该女生则有可能被强拉人收容所,遣返回乡,非常的可怕。像这样口气硬得像石头的,既然摸不清她的底细,我们就该客气点,至少不能当面冲撞她。我说:“小白又不是我的女朋友,我怎么可能知道她的去向呢,你去问问别人吧。”

  长发女生说:“你别装糊涂了,小白欠了我的钱,现在她人不见了,我就来找你。你是她大哥。”后面齐娜和老星都在笑。我说:“你到底是来找人还是来找钱的?”长发女生显然不是很有逻辑,大声说:“找人!”

  我说我真不知道小白去了哪里,话说回来,找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负责小白的行踪。长发女生说:“你别装糊涂了。”我说:“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说我装糊涂了,其实我本来不糊涂,是被你搞糊涂了。”长发女生说:“全校就数你和小白关系最好,我跟她一个寝室的我能不知道吗?”老星马上说:“对的对的,这一点我们也都知道。”长发女生厉声道:“你闭嘴!”老星很夸张地捂住嘴,瞪大眼睛看着长发女生。

  长发女生说,小白好几天没回宿舍了,尽管小白平时经常夜不归宿,但连续几天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当然,长发女生不是因为这个要找小白,主要是小白欠了她一点钱,她五一节指着这笔钱呢,不然没得过了。

  我对长发女生说,学校不是部队,消失几十个小时算不上什么大事,有人消失了整整半个学期,最后又大模大样出现在学校里,小白很可能下一分钟就会出现在寝室里。她非常不理解,说:“我干吗要相信你啊?”天知道,这是我遇到的最不通情达理的长发女孩。我被她搞得十分不耐烦,我太困了,只想马上死过去,醒来也许就是下星期了,这样的时间就像抽了叶子般轻易度过。我说:“欠了你多少钱?要是不多,我替小白还给你。你太闹了,我要睡觉了。”

  长发女生说:“七百!”

  我拍拍亮亮,把他推到前面,“抱歉,爱莫能助,七百块是一笔巨款,在我们这儿可以把他包下来整整一个月了。”

  亮亮说:“去你的。”一边说,一边解皮带脱裤子,“我要睡觉了!”

  长发女生大骂道:“你们麦乡的人全是流氓!”

  我也解皮带,牛仔裤的拉链咻的一声拉开,露出猩红色的短裤。旁边亮亮早已脱剩两条小毛腿,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赤脚踮足跳过无数烟蒂,连人带裤子飞向床铺,在落下的一瞬间,裤子脱手飞出,挂在椅背上,脑袋搁在枕头上立刻发出了电脑启动般的鼾声。

  长发女生冷笑道:“好啊,不给钱我就报警去。失踪三天够报警的了吧?”我说:“理论上失踪一分钟你都可以报警。”长发女生说:“行,夏小凡,你有种,你不是罩着小白吗?我看你怎么收场。”说完摔门就走。我长叹一声仰天倒下,对老星和齐娜说:“我睡了,你们做爱动静小点,别做得太过分,节日快乐!”

  我醒过来时,天黑了。至于是星期几的黑夜,我也搞不清。醒来是黑夜的感觉很古怪,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在,也或许是时差导致的心理不稳定。

  再一次的,寝室里只剩我一个人,不知道深更半夜他们都去了哪里。我从床上下来,先狂奔到厕所里解决问题,再跑出来问时间。这是星期三的凌晨四点。我饿疯了,在各处寝室找吃的,除了发现几碗已经凉透的方便面残汤之外,一无所获。一个匮乏到快要腐烂的世界。索然无味地回到寝室,打着手电筒找到了齐娜过生日剩下的蛋糕盒子,打开,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些残存的渣子,用手指头蘸着吃光,躺下。这时我想起了小白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不管怎么说,不应该戏弄那个长发女生。尽管当时很困,我还是应该想到小白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如此枯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壁抽烟,忍受着潮水般涌来的饥饿感,努力打消掉去喝方便面残汤的念头。六点多钟时,天亮了。四楼的寝室仍然像总攻之前的战壕般寂静,楼下隐约有说话声传来。我一跃而起,先跑到早点摊上弄了点吃的,再跑到小白的寝室门口,乒乒乓乓捶门,里面有人粗着嗓子问:“谁啊?”一听声音就是那个长发女生。我说我是夏小凡,我来问问白晓薇回来没有。听到至少三个女生同时吼道:“没有!”

  在女生宿舍楼下,我摸出口袋里的小通讯录,一本只有半个巴掌大的人造革小本子,翻到一个电话号码。我先用公用电话拨了小白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再按照本子上的号码拨过去,那是一家公关公司。没有人接听,我意识到这是大清早,那边还没上班。

  十点钟,我再打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很好听的声音:“××公关公司,您好。”

  “你好。”

  “有什么需要的?”

  “白晓薇来过吗?”我说,“她在你们这儿叫Shiry。”

  女人连考虑都没考虑,就告诉我:“shiry早就辞职了。我们这里有一些新来的女大学生……”

  我挂了电话。

  小白的大学生涯即她的打工生涯。大一第一个月就在奶茶店找了份工作,非常勤奋,非常努力地要在世界上生存立足的意思。

  奶茶店离咖啡店不远,与一家盗版光盘店合用一个门面,仅一米五的宽度,除了奶茶以外还卖一种色泽颇为可疑的烤香肠,吃起来味道倒还不错。小白就在店里打工,每天下午四点必然出现在店里,穿戴一身红黄相间的制服,一个人麻利地干活。同一时间点上,我经常坐在咖啡店里喝啤酒。我从来不去喝奶茶,不过我会去光盘店淘碟,顺便和小白聊几句。

  当时的奶茶店里还有一个同乡,是个高中辍学的男孩,都叫他小鲁。他是来T市打工的,负责送外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在附近新村里绕来绕去。这人有点缺心眼,第一是不认路,常跑错了门号,第二是不认人,非常没有礼貌,惟独对小白是例外,他很喜欢小白,自诩为护花使者。有时我去找小白,看到小鲁斜坐在自行车横杠上,用一种挑衅的眼神看我,非常不善。

  小白在奶茶店成为一道风景,那身颜色扎眼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居然显得很好看,人长得也白,圆圆的脸蛋特别招人待见。附近新村有个老头是个露阴癖,天黑时,他会穿着一件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咔叽布风衣来到奶茶店门口,趴在一米五宽的门面上,像录像片里的露阴癖一样敞开风衣,用T市的方言对小白说出一连串的下流话。奶茶店的柜台大概有一米二高,正好到我腰间,为了让小白看见他的要害部位,老头每次都会带一个板凳垫在脚下。

  最初两次,这个老头很幸运,没有人抓他。可是一个露阴癖的好日子又能持续多久?有一天被小鲁撞见了,一脚踢翻了板凳,老头像拖把一样倒在地上,钙质流失的一把老骨头敲得马路牙子乒乓作响,挨了一顿胖揍,咔叽布风衣剥了下来赤条条逃进了新村。带血的风衣犹如战利品,被小鲁挂在了奶茶店门前的树枝上。

  我知道了这件事,想安慰一下小白,小白说不用。确实,在她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遇到的变态不计其数,从小学开始,坐公交车就会有男人在她身上蹭来蹭去,体育老师总爱借机在她身上摸一摸,上厕所被人偷窥。买个卫生巾都会有人跟踪。这种情况直到她大学,她都已经习惯了,无所谓。

  “我大概就是这种人,身上带电的,除了引来色狼也没别的特长了。我操。”

  “所以遇到露阴癖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对吧?”我说。

  “话是这么说,到底还是觉得有点讨厌。”

  “没办法。长得难看的人,缺少很多乐趣。长得好看的人,平添很多麻烦。人生何其公平。”我说,“幸好小鲁给你出了口气。”

  小白说:“我看见小鲁才害怕。”

  小鲁自从打过露阴癖以后,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小白的保护人,早接晚送,十分殷勤。小白怎么说也是大学生,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和自由交给一个送外卖的来管,但这小子非常执着,上班就守在奶茶店旁边,小白下班他就骑车跟在后面,晚上的自修课他也敢蹲在教室门口,直到小白回寝室,熄灯,方才作罢。这类事情在大学里倒也常见,但发生在一个送外卖的人身上,令人难以接受。

  我劝小白辞职,但我们学校地处偏远,打工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小白念大学,学杂费生活费一概都靠勤工俭学得来。这样,我只能叫上老星和亮亮,又再带上几个麦乡的同学,七八个人围住小鲁,连吓带哄一通,希望他罢手。这个小鲁非常难对付,知道单枪匹马不是对手,但死不放弃,坐在地上让我们打死他。没辙,我们只能撤了。过了几天小白打电话给我,让我躲躲,说小鲁叫了一伙同乡要砍我。我可不想因此惹起大学生和打工青年之间的群殴,打算去南京避风头,小白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小鲁被汽车撞死了。他去送奶茶,在一条复合道上被一辆宝马撞到了电线杆上,他明明是骑在自行车上,忽然轰的一下倒骑上了电线杆,头颅伸进宝马车的挡风玻璃,那样子好像是长了一条电线杆的腿,又多出来一个宝马车的脑袋,诡异极了,路人都吓得不敢动。后来把小鲁的上半身拔出来,下半身又摘下来,还没送到医院就断气了。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有一天和小白一起吃饭,说起小鲁,小白说:“幸好是这个结局,否则我就该崩溃了。那几天小鲁都带着刀上班,太可怕了。我让他不要这样,他竟然义正词严地说,他是为了我好,不能再让我受到伤害。你能想象一个麦乡出来的高中辍学生说出这么高尚的话吗?”

  我说:“按键人首先学会的就是高尚。”

  “按键人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有一种人叫作“按键人”,他不谙控制之法,他只有能力做到表面的掌控,将某种看似正义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理由,充满形式感却对程序背后的意志力一窍不通。这可以看作是控制狂的一个流派,弱智界面往往就是为这种人设计的。

  这些说给小白听,她也很难理解。我只说:“反正他已经消失了,就当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吧。”

  小白曾经在一家公关公司做过,当然。既非正规职员也非兼职礼仪小姐,而是导游。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因为传出去会被开除。

  我没想到她会主动告诉我这件事,她把公关公司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万一有什么意外,就打这个公司的电话。

  “既然知道会有意外,干吗还去做这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公司里只是带着顾客去旅游,买买东西,别的事情不做的。我只是以防万一起见。”

  可悲的T市竟然还有可供旅游的地方,我叹了口气。我丝毫没有歧视小白的意思,事实上她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女孩,勤奋地打工赚钱,勤奋地改变自己,像一台破旧的汽车逐步地更换零部件,最后变成一辆跑车,但愿我这个比喻不会让她生气。

  “缺钱缺到这个地步?”我问她。

  “不止缺钱,”小白说,“什么都缺,everything。”

  我沉吟半晌,说:“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说出去的,事情到了我这儿就算是进保险柜了。”

  小白说:“你是我信得过的人,差不多是唯一信得过的。尽管有过那么不堪回首的从前。”

  “好吧。想和我谈恋爱就说。”

  “算了吧,不可能的事情。”小白说,“不用伤心,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没人能比。当然,做男朋友不太适合,我对你这种类型的已经不来电了。”

  “为什么?”

  “稍嫌无趣。”

  “我是个很不错的人。”

  “知道的啦。”

  “我是creep。”

  “我也是。”

  事过之后,有一天我去市区一家公司面试,结束之后自感又是一场空,便在高楼林立的商业区闲晃,很贴心地给自己买了个蛋筒,坐在深秋的树阴下发呆。忽然看见街对面的小白,她穿着很称头的衣服坐在商厦台阶上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说:“跑这儿来干吗?”

  “找工作,面试。”

  “什么公司?有戏吗?”

  “一家卖方便面的什么师傅公司缺一个看仓库的,我往那儿一坐,靠,左边是个本科生,右边是个有十年看仓库经验的中专生。怎么看都没我什么事。”

  “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改做物流了?”

  “仓库也用计算机管理啊。”

  “老天。”小白翻了个白眼,说,“嗨,我今天挣了很多,陪我去商场里退货吧。”

  “退货?”

  “客人给我买了个包,很贵的,我用不上,折价退掉。”小白拍了拍身边的一个拎袋,说,“你别想歪了啊,我就是偶尔做做导游。”

  “不想歪。”我说,“你在我心目中是最美好的。”

  “谢谢你。”

  我手里的蛋筒被她拿走了,一口吞进嘴里。我看到商厦前面有一个长相奇傻的男人,既黑且矮,胳肢窝里夹着金利来小包。他被Ctrl+c,Ctrl+v,无限复制,成千上百个他在这条街面上走来走去,我想小白大概就是陪着这样的男人在街上晃荡。有点像噩梦。那年月有很多这样的男人带走很多小白这样的女孩。

  退完了包,小白说我们一起回学校吧。

  那是二〇〇0年的秋天,天气已经冷了下来。在公共汽车上小白靠在我肩上,有一扇关不上的车窗扯进来无数冷风,我们相互取暖,我替她挡风,她抱着我的腰。唯一的一次,我们像一对情侣那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到学校门口即刻分开,恍如从未有过哪怕片刻的哀伤。

  食猫人

  “如果给小白写一个寻人启事,其中会不会写上‘该女D罩杯’呢?”小广东坐在电脑前面,眼睛望着屏幕,慢悠悠地问我。

  小广东其实不是广东人,他是T市本地人,比我高好几届。之所以喊他小广东当然是有其原因的。

  我很早就认识小广东,大约两年前在摇滚乐演出的现场,他搞了很多CD和T恤衫来卖,几次之后彼此脸熟了,不过我从来没和他打过招呼。后来他在学校边上办了一个中介所,家教中介,劳务中介,房产中介,什么都中介。小白就是通过他去斜眼家打工的。

  我来问他小白的去向,小广东说他不知道。我说小白可能失踪了,小广东就对我讲了如上这句话。

  我眯起眼睛打量小广东,他的眼镜片子上闪着电脑屏幕的光,微蓝,嘴角挂着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双手不停地敲击键盘,在最初的寒暄中,他每说一句话都会凝视着电脑,停顿至少一秒钟,随着话语用眼角快速地瞟我一眼,仿佛是用目光的能量将他的声音传递到我耳中。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

  “D罩杯怎么了?”我假装好奇地问。

  “总觉得她有点平庸啊,漂亮归漂亮,漂亮得毫无特色。D罩杯虽然是个比较普遍的特征,总比什么特征都没有的好。”

  “照你的说法,最好长个小耳朵什么的,或者脸上有条疤才行。”

  “都长疤了肯定也不行,违反逻辑学的原则。”小广东继续打字。

  “晤,人应该像猫一样,有品种和毛色之分,这样就好认了。”我说,“你现在还吃猫吗?”

  他终于从电脑屏幕上抬起眼睛,看着我说:“谁说我吃猫了?”真奇怪,他的微笑完全消失了,蓝光映着他的左脸。

  “每个人都说你吃猫,否则你能有‘小广东’这个绰号吗?”

  “谣言。”

  “万一哪天你失踪了,寻人启事上很可能会写上‘此人吃猫’哟。这肯定比D罩杯更有代表性。”

  小广东指着中介所的门,对我说:“出去!”

  我点了根烟,我激怒了他,这显然是我失策了。我说:“出去可以,我要查一下,一月份小白是在哪户人家做家教的。我记得对方是个高中生,我要他的地址电话。”

  “上个月电脑中毒了,资料全部格掉了。而且我也没有印象,小白在我这儿有过任何的业务记录。”小广东侧过脸,愤怒已经使他的右脸变得苍白失色,“现在你可以滚出去了吗?”

  在他还是摆摊卖CD的时候,他的货都是些很糟糕的刻录碟,用复印纸复上CD封面,放在纸箱里卖,价钱很贵,质量很差,听不了几个月就完蛋了。

  别人告诉我,从前小广东有个女朋友,也是工学院的,总是一言不发在他身后打理着纸箱里的货品,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那女孩出国了,留了一只猫给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在寝室里把猫宰了,用电热炉煮了吃,然后赢得了“小广东”的称号。至于他到底吃过多少只猫。一只,还是十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后来他做起了中介生意,家教,职介,房产,把本校的很多学生送到了附近开发区的工厂里,全是做流水线的。锅仔曾经着过道,他为了还债,去小广东那里找工作,被介绍进一家鞋厂。锅仔天真地以为自己会是个管理层,结果跑进去一看全是童工,他在一群做鞋的孩子中间感觉自己像个留级生。以锅仔的妄想精神病尚且受不了这种屈辱,第二天就逃了出来。我们嘲笑道,小广东这个奸商,介绍的工作也跟刻录碟差不多。

  想起当年钾肥被送到他那里,我和齐娜冲过去找它,钾肥趴在小广东膝盖上,浑然不知自己可能被宰了。想起这个人在摇滚乐的现场,在高分贝的电声中,从半人高的舞台上往下跳,以飞翔的姿态,闭着双眼,落在喧哗的人群之上。这就是我对他全部的印象。

  我再次用公用电话打小白的手机,不在服务区。搁下电话,我独自走回寝室,雨仍然下得沉闷,但却是明亮的:温柔的,像一个木讷的姑娘不知道该怎么讨好你。在寝室一隅我看到了数日前被自己踩烂的纸箱,我稍稍起了一点内疚之意,将纸箱捧到书桌上,埋头清理。雨一直在下。

  下午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听见有人狂笑。我睁眼抬头,发现老星正站在我面前。

  “笑什么?”

  老星指着我的后背,“太厉害了,这妞太厉害了。”

  我把外套脱下。我以为是寻常的恶作剧,背后被人贴了纸条什么的。一看才发现,竟然是被人用水笔写上了硕大的“SB”,血红血红的,很像街头涂鸦。整件衣服就此成为血衣。我问老星:“我得罪谁了?”老星说别怀疑谁了,刚才他上楼的时候,看到那个长头发的女生一溜烟地逃了下去。老星感叹道:“最近治安太差了。”

  我大喊起来:“我就这么一件外套!”

  我把衣服扔在凳子上,走到窗口。外面雨停了,正是黄昏时,天还是阴的。这个木讷的姑娘终因失望而离去了。我的心头也是茫然一片。

  二〇〇一年这个讨厌的雨季从锅仔上吊开始,雨下了整整一个月,其间度过了三八妇女节,度过了消费者权益日,度过了齐娜的生日以及接踵而来的清明节。雨水绵密,下得人的脸都青了,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诵那句“四月是残忍的”。每个人都在祈祷雨季结束,冷冰冰潮唧唧的日子快点过去,尽管随之而来的阳光灿烂的五月也不是什么好过的日子,但照老星的说法,至少不用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皮鞋去参加面试了。

  你好。五月。

  敲头杀手再现!

  劳动节那天很多人都回家去了,学校有点冷清,局部地区鬼影子都找不到一个。当天晚上,女生寝室传来一声尖叫。那已经是一点钟,尽管女生寝室经常有类似的尖叫,但发生在寂静的凌晨确实太惊人了,宿舍早已熄灯,大部分人都已睡下,被这声惨叫惊醒,纷纷跑到窗口去看,只听有个女生喊道:“杀人啦!抓强奸犯啊!”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拖鞋,一楼寝室的男生早已跳窗而出,拿着各式棍棒朝对面跑去。冷清归冷清,抓强奸犯还是能凑到足够乃至过剩的人数,很快把女生宿舍堵了个水泄不通,一伙人往里面猛冲,其间夹杂着女生的连片惨叫。

  宿舍来电了,照得透亮。我和老星跟过去看热闹,齐娜一跳一跳地趿着一只拖鞋在宿舍大门口迎接我们,另一只拖鞋早已被人踩得踪影皆无。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有一个强奸犯躲在女厕所里,半夜有女生上厕所,照着她后脑勺一榔头,把人打昏了要做坏事,恰好另一个女生也去上厕所,看见了就尖叫起来,强奸犯扔了榔头夺路而逃。我们问:“抓住了吗?”齐娜答道:“早就跑得连影子都不见了。”片刻之后,人们从宿舍里抬出一个满脸是血的女生,人事不省地被急送出去,不久,110和120也都来了。

  齐娜说:“我操他母亲的,你知道那把榔头有多大吗?”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完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尺寸,大号的茶缸的口径。老星想了想说:“噢,木榔头,用来敲白铁皮的。”齐娜忿忿地说:“操他母亲的用这么大号的家伙敲女生脑袋。”

  过不多久,里面传出消息,那个率先尖叫的女生醒过神来,在痛哭流涕之余说出了凶手的相貌:穿一身脏了吧唧的衣服,二十来岁,小平头,胡子拉碴。工学院没有这等相貌的人,有人推测是附近的民工。这个说法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凌晨两点,都不睡了,宿舍像开庙会一样热闹。忽然听到有人大叫:“嗨!抓住他!”原来是凶手被人从某个树丛里搜了出来,拔腿向操场上跑去。黑黑的夜里,无数人呐喊着追过去,但他们显然遇到了一个头脑冷静的民工杀手(或者压根就是被吓破了胆子),他在第一时间便以最快的速度狂奔过宿舍区,狂奔过教学楼,狂奔过操场,然后翻墙消失在黑夜中。追得最近的一个男生离凶手只有两米之遥,被那个人回身一刀,三国演义之中经典的拖刀计,劈开了眼前的空气,发出呼的一声啸叫。该男生说,要不是自己刹车刹得快,那一家伙足够让他迫尾追到刀尖上去。直到凶手消失,后面的人看着围墙,像一群甲板上的水手凝视着夜幕中的大海,一把两尺长的砍刀遗落在草丛里,警察追过来将其作为证物收缴了去。

  这就是发生在五月第一个夜晚的事。被敲了头的女生重伤,送医院急救。保卫科又该加班了。

  “敲头党再次出现!”

  齐娜说:“老星,老夏,你们怎么也不帮忙去抓坏人呢?”老星说:“我半夜里起来什么吃的都没有,我都快饿死了。”我说我很懒得去跟着别人凑热闹,一群男生拿着木棍铁锹管制刀具,还能搞出什么好事来?齐娜说:“你们这两个软蛋啊。”

  天亮之前,校园里稍稍平息下来。宿舍里没有再熄灯,都灯火通明地躺在床上兀自害怕,兀自兴奋。我坐在窗口抽烟,老星要睡觉,让我把灯关了,我便在灯火映照的黑暗中想起了一九九八年的校花。

  五月二日还是放假,我哪儿都没去,躺在床上读那本荒疏已久的《亚洲古兵器图说》,亮亮新染了一头金发闯了进来。我忙坐起来看,发现他左耳还打了个耳钉,换上了哈韩牛仔裤,整个人都变了样。这孩子是从乡下来的,长得极瘦,风都能吹走的样子,过去被诟病为搓板,但换了这身装束以后,缺点反而变成优点了。我悠悠地说:“亮亮,你这身打扮就别想找到工作了。是不是开始吃软饭了所以无所谓啊?”亮亮说:“老夏,我们组织了校内联防队,你也来参加吧。”说完这话,外面又拥进来几个,都是亮亮的同乡。这些人都来自T市下面的一个镇,叫做溪口镇,他们被称为溪口人,听上去和元谋人什么的有点像。溪口人都拿着两尺来长的镀锌管,看起来这就是他们联防队的武器了。也没什么出息,镀锌管明显是从附近的工地上捡来的。

  “干吗都是你们溪口的啊?”我有点奇怪。

  “昨天被敲坏的那个女孩就是我们老乡。”

  “懂了。”我说。

  有个长满青春痘的说:“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大学生好欺负。”

  “大学生当然好欺负。”我说,“可是你说的‘他们’究竟是谁呢?”

  青春痘说:“当然是敲头的民工。”

  我说:“首先你没有证据说凶手是民工;其次,凶手只有一个人,并不存在‘他们’之说,你这种泛指是很不准确的;再次,人家就是刑事犯罪嘛,不存在欺负不欺负的,刑事犯罪由警察负责。”

  青春痘根本没有听我在讲什么,振臂高呼道:“保家卫国!保护女生的利益不受侵犯!”

  我想和他是没什么可多说的了,转头问亮亮:“你们拉了多少人?”

  “不多,八个。”

  “管饭吗?”

  一群人面面相觑,由青春痘作答:“不管饭,志愿的。”

  “如果管饭的话你可以拉到八十个人。”

  青春痘忽然生气了,扬着镀锌管走到我床边,说:“你是在嘲笑我吗?”被亮亮他们拦住,倒拖了出去。亮亮解释道,被敲坏了的女生,以及被当场吓傻了的女生,都是青春痘暗恋的对象,现在一个被砸得生死不明,另一个被吓得精神失常,故此青春痘本人也有点不太正常,希望我原谅他。我只能说,让那个白痴离我远点。

  亮亮说:“老夏,你现在太冷漠了,连齐娜都比你血性。”

  我无精打采地说:“好像是尼采说过,冷漠的人最容易狂热,我也忘记是不是他说的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狂热,而是说我还不够冷漠。好不好?让我睡一觉吧。”我又指指他的镀锌管说,“另外,这种空心管子对付敲头党根本不够使唤的,见过钉头锤吗?要是遇到拿钉头锤的坏人,你就死定了。”

  “钉头锤是什么样子的?”

  “和改椎差不多的,用石头打磨出来的,绑上一根木棍就是,制作非常简单。锤头一边是尖的,另一边是钝的,尖的那头用来敲死人,钝的那头用来敲昏人。看过古兵器研究你就知道了,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其实新石器时代并没有多少钉子可敲,可是钉头锤却到处都是,研究表明,钉头锤用来猎杀动物很不实用,远不如弓箭和长矛。知道它是用来干吗的吗?”

  “敲人的?”

  “聪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就是以敲头为残杀的方式。一锤子下去颅骨立刻粉碎,比你这镀锌管厉害多了。”我打开书,继续看下去,“你应该给自己也配备铁锤,再戴个安全帽,这样就保险了。”

  “我也拿锤子的话,会被警察抓走的。”

  “这倒也是,那就戴安全帽吧。可惜毁了你这一头金毛。”我说,“对啦,别忘了,凶手还带刀子,那玩意砍上来,什么帽子都挡不住。”

  那晚上非常安静,寝室里只有我一个。快十二点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从床上翻下来,侧耳听了一下,敲门的声音非常温柔,如果是老星和亮亮的话,早就把门给踢开了。这扇门自从我踹过之后,就再也锁不上了。

  我拉开门,齐娜嗖地闪了进来,对我说:“关门。”

  “老星不在。”

  “他去上海面试了。亮亮呢?”

  “带着那伙溪口的老乡去值勤啦。”

  “我有点害怕,知道你在,借住在你们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请便。”我关上门说,“万一要上厕所,你可只能去男厕所,够脏的,吃得消吗?”

  “我尽量憋着。”

  我想了想,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寝室不是我一个人的,老星也有份,既然老星有份,齐娜当然也有份。睡吧。

  齐娜说:“我睡亮亮的床。等他回来了,让他睡到老星床上去。”

  真懂事,而且,难得这么懂事。我说:“你可以睡锅仔的床。”

  “去你丫的。”

  我回到床上,靠墙蜷腿而坐。她踢掉了鞋子,把蚊帐放下来,睡到亮亮的床上。我和她并头而卧,中间隔着一张书桌。我说:“等会儿万一有查宿舍的,你把脑袋缩进去一点,另外把你的鞋子放好。我可不想因为这个吃一个处分。”她嗯了一声,从蚊帐之下伸出一条手臂,在微光之中又细又白吓了我一跳。她摸索到自己的鞋子,往床底下一扔。白生生的手臂又缩了回去。

  “老夏,你还记得九八年那次敲头案吗?”她躺下了找我闲聊天。

  “记得一点点。”

  一九九八年的连环敲头案,最后抓到的凶手,是一个仓库保管员,就在学校附近的仓库区里工作,离长发校花被害地点仅隔一公里。他干了七票,也许还不止。可悲的是那个家伙既不劫财也不劫色,他仅仅是敲头而已。典型的人格变态。

  齐娜说:“有一件事,对谁都没说起过,今天告诉你。前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学校,觉得背后有人在跟我,回头一看是个男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我,就斜穿过马路,他也跟着穿过马路。我再穿回去,他又跟着我穿了回去。”

  “那就是跟踪你了。”

  “没错,我再回头,看见这个人手臂那儿忽然滑下来一把榔头。他把榔头藏在袖子里的。”

  “后来呢?”

  “我就狂奔啊,跑到学校门口,躲在传达室里哭。”

  “没喊人?”

  “喊不出来,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非常害怕。”她说,“这件事令人恐惧,喊不出来的那种状态也令人恐惧。”

  “那个变态已经被枪毙了,不会再出来害人了。至于昨天晚上那个,我想他再也不敢来学校了,你平时进出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不不,我说的那个人,是仓库保管员被抓住以后的事情。是前年,一九九九年的秋天。”

  “当时没报警吗?”

  “回到宿舍躺下,又觉得像是幻觉,说也说不清,就没报警。”

  “研究表明,人们在恐惧的时候会出现认知的偏差。把发生过的事情当成幻觉也是有可能的。”

  齐娜说:“后来两年里,我一直等着再发生类似的案子,可以证明我当时不是幻觉。但是没有,没有任何敲头案发生,一直到昨天。”

  我解释道:“那肯定不是你遇到的敲头杀手。你遇到的那个,他可能是劫道的,寻仇的,变态,模仿犯,幻觉,或根本就是个过路的木匠爱上了你。而昨天那个是标准的杀人强奸犯,作案的模式非常清晰。知道吗,在犯罪学中,有一种类型是通过伤害他人的身体而获得快感的,不为钱,没有口角,强奸就属于这个类型,虐待狂、连环杀人狂和习惯性的纵火犯也是。前阵子有几个中学生为了取乐殴打一个流浪儿,上了晚报新闻的,虽然打得不是很重,但也属于这种类型。这是需要特别对待的犯罪类型。”

  “那小时候玩游戏,岂不是天天都在干这种事?”

  “好吧。小孩都是潜在的杀人狂。”我无奈地说。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跟踪我的是个木匠。我靠!”

  “研究表明,犯罪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下,木匠也会变成杀人狂。反之,即使杀人狂也不是见人就杀的,所有的犯罪都是一种机会主义,罪犯会评估风险。这是连狗熊都会的思维模式嘛。”

  “你丫的看了多少犯罪学的书?”

  “美国人调查研究表明,全美至少还有五百个杀人狂逍遥法外,中国没有这个数据,按人口概率推算起码也有一千个吧。”我继续背书。

  齐娜骂道:“闭嘴吧,本来想到你这儿来寻求安慰的,越说我越害怕。你最起码应该说,我长得不是很漂亮,比不上你们家小白,色狼就算要下手也不会找我。”

  我心想未必噢。没敢说,说出来这一晚上就别想睡了。不久就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像很远地方传来的浪潮。要是所有的夜晚都是这样的潮声就好了,我喜欢宁静的夜晚,如果得不到宁静,死寂也可以,最好不要再听见女生的尖叫。我跟着潮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料半夜里梦见和齐娜做爱,我被她揪住了往床上按,在快要进入她的时候被自己吓醒了。那会儿天蒙蒙亮,我忍受着勃起,拉开蚊帐看了看,亮亮还没有回来,齐娜的半条腿伸在蚊帐外面,看得我心情恶劣,燥热难当。当即走过去把她的腿塞回蚊帐里,她嘴里嘟哝了一声,有点像呻吟。我回到蚊帐里去自慰,没打算惊醒她。

  关于一生中最可怕的事

  咖啡店的女孩和我聊起一件事,关于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经历。说起一生,坐在咖啡店里好像已经度过了非常完整的时间,连同稀薄的未来,都被归入往昔的硬块中。

  她说:“八岁那年夏天,我掉进了一口废井,不是普通的井,是抽地下水的深井,我被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当时就我和我姐姐在。”

  “吓哭了吧?”

  “不记得了,起初肯定是哭的,后来哭不出来了,怎么被人救上来的也忘了,听说是动用了施工队和消防队,把那整个一口井都掘开了。掉下去的时候是下午,出来时是深夜,聚光灯照着,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团影子。”

  这倒是个恐怖的经历。

  她说:“知道我是怎么掉进去的吗?”

  我抽烟,等她说下去。

  “我姐姐推了我一把。”

  “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错了,她压根就不承认推过我。”她说,“可怕吗?”

  “有点儿。你和你姐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十八岁以后就没再见过她,也从来不联系。”

  “既然她这么可怕,离她远点是对的。”

  “井更可怕。”她确定地说,“如果没有那口井,我姐姐又干吗要推我呢?”

  “这个逻辑极具穿透力。”我说。作为交换,开始讲我的故事: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乐队,喇叭啊,鼓啊,琴啊,反正都有,音乐老师是指挥。我在这个乐团里负责敲三角铁,这是一个最清闲的活,基本上不需要我劳动什么,到某个点上,叮的敲一下,过一会儿再敲一下就可以了。敲三角铁是站在最后一排,最不起眼的位置,也不需要对整个乐曲有什么理解,负责好那一声“叮”就万事大吉,当然也不能走神,要是连最简单的一声“叮”都忘记掉,事情就会很麻烦。

  “这很恐怖吗?”她问我。

  我能进乐队,并不是因为音乐老师喜欢我,而是班主任把我推荐过去的。音乐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胖女人,她是个阴郁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承蒙她的不喜欢,我就担任了敲三角铁的任务。我希望她能把我忘记,但是在“叮”的那一声时,她总是会把我记起来,阴郁而凌厉的目光穿过重重小脑袋,直接射在我的脸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被她的目光吓出了幻觉,哪怕我闭着眼睛敲三角铁,还是会感觉到她的目光刺透我的眼皮,直插瞳孔。

  她说:“音乐老师好强的气场。”

  “倒不如说我根本没有气场。”

  “不,你气场很强。”她说,“但不是侵略型的,而是防守型的。很特别。”

  防守型气场。难道我是一个如此密不透风的人?不,更多的时候我感到的是身体里面的Bug,某种缺陷,从编程之初就决定了的东西。Bug不会使我像锅仔一样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而是瘫痪,什么都做不了,即使程序背后的意志力也休想启动我。某种角度看来,意志力似乎是拿我无可奈何,但是,这绝非我个人在抗拒,仅仅是瘫痪。

  我想我也有自己的井,假如没有井,又何必感到恐惧?

  让我们听音乐吧。

  “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卡在了井里。”她说。

  咖啡店的生意已经一塌糊涂。某一天索性连咖啡都没有了,只提供现成的瓶装饮料,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我本来就只喝罐装啤酒。

  有一种溃败感正在生成,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店就关张了,她也会消失。她告诉我,老板欠债逃掉了,现在她主持一切事务,朝九晚五地上班,成为整个咖啡店里无所事事的女招待。

  “干吗不走?”我问。

  “在这儿待久了,不知道去哪里好。换个地方就等于换种身份,有点适应不过来。”

  “也对啊,你要是离开了这里,我就得从头认识你了。”

  灰尘日渐明显,杯子都是脏的。我让她有空也打扫打扫,她说:“只会端茶送水,绝不铺床叠被。”接着伸了个懒腰,说,“哎,坐在这里快要发疯。我就等着有一天忽然来一群人,说,你可以走了,结工资回家吧。我拿着钱出门,回头一看,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咖啡店不见了,消失了。”

  “变成废墟了。”

  “废墟都不是,是一个异次元空间。”

  某天下午,附近有一所化工厂释放二氧化硫,这股气味使留在学校里的人活像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躺在床上的人犹如伤兵,到处都是呻吟,我要死了我要憋死了。我噼里啪啦地关窗,但已经晚了。齐娜曾经说过:“这种气味会使猫发疯的,猫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条臭咸鱼。”猫的世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人的世界立刻崩塌了,气体比一切物质更容易转换为情绪,对人来说,整个世界同样是一条臭咸鱼,只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猫。

  我背上包,夺路而逃,直跑到咖啡店门口,气味不那么浓烈了。我走进去,咖啡女孩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活像退休老干部。她向我解释,看报纸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本地新闻,例如无名尸体之类的,那可能是店老板。

  “这不太可能。”我说。

  “两个月没发工资,人也不出现,最近一个礼拜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死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谁会去杀一个负债累累的咖啡店老板呢?疯了。”

  说起咖啡店老板,我记得是一个长发、前秃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粗得简直离谱。我一直期待着金粉脱落,看到里面是黄铜打底的,两年过去了,可以确认是纯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项链,说:“就为那根项链,被人劫道,抢光了杀死在路边,有可能吧?”

  “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的。”

  “晤,”她托着腮说,“可能被扔到河里去了呢。”

  “一个礼拜了,也该漂起来了。”

  “碎尸了?”

  “就为一根金项链?”

  “你对杀人还挺在行的。”

  “我杀过人,哈哈。”我说,“放点音乐吧。”

  “听什么?”

  “继续你的《OK Computer》。”

  “说实话,听腻了。”我从书包里拿出Lush乐队的《love life》,递给她。她翻看了一下,问我:“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来的?”

  我说:“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馆里一个人过春节,车票全都卖空了,想去哪儿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T市,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唱片,一次买了两张。”

  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

  仓库区

  一九九八年,七起连环敲头案的凶手被擒。齐娜把各类传闻综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他先是在铁道附近敲昏了一个过路女工,在东边新村里敲了一个女中学生,又把工学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后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来妹,都是重伤,据说有一个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已经是植物人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连环杀手的作案次数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计算。

  那一阵子风声鹤唳,天黑了根本没有人敢在街上单独行走,对凶手来说,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这个人又找到了猎物,举着锤子刚想下手,猎物回身给他脸上就来了一脚,空荡荡的街道上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报纸对此作过一次详细报道,作案动机是“仇视社会”,我国似乎没有定义“变态杀手”的惯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细想想会发现,变态,就像电脑病毒发作,病毒本身确实不是动机,病毒和病毒的发作都是客观事实。那么主观的东西是什么?仇视,还是快乐?新闻媒介似乎认定了,一个人去杀人必定是充满了仇恨的,预设了这个社会是值得仇恨的。事实上,他们都忘记了,杀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毙了,也就结束了。美国的变态杀手很多都是判了长期监禁,接受社会学家的研究,像标本一样地存在着。

  记得在二〇〇0年的夏天,我们一伙人曾经在仓库区住过一晚。包括我,老星,亮亮,锅仔,齐娜,还有企业管理专业一个叫李珍蕙的女生,是老星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们不太熟。那天我们是去师范学院看一场演出,整个过程中李珍蕙一直跟在老星身边,我们也没把她当一回事。演出结束后,就近吃了一顿并不丰盛的晚饭,菜很差,钱都用来点酒了。我们聊得很开心,惟独李珍蕙在旁边不说话,有点被冷落的样子。

  那天锅仔和亮亮喝多了,已经不太能走路,我们六个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学校,路很远,司机故意绕了一圈,想从仓库区绕到学校,至少可以多走五公里路。到仓库区时,锅仔吐了,司机停了车子让我们滚下去。四个男的之中,神智清醒到还能打架的,只剩老星一人,而司机五大三粗,手里拎着铁杠,并不是老星能对付的。我们只能下车,李珍蕙付了车钱,还倒赔了几十块钱的清洁费。半夜十点钟,我们被扔在了仓库区。亮亮和我倚在电线杆上喘气,锅仔趴在地上,由齐娜照顾着继续吐。

  深夜的仓库区连灯光都没有,唯一的路灯照着我们,只是很小的一片区域,走出这区域就是不可知的黑暗。李珍蕙指着黑暗中的某一处说,那儿就是校花出事的地方。她的音调非常冷静,我胳膊上起了一层寒栗。老星大声说:“说这个干什么!”周遭猛然一亮,雪白的闪电打开了黑暗中的世界,跟着又熄灭,雷声从头顶上滚过,暴雨就要来临。

  想赶回学校是不可能了,除非把锅仔扔在原地,我们五个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两公里,翻过学校墙头到达宿舍。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恐怖。雨开始下起来,一秒钟内铺天盖地,在路灯光照下看到的是像幕布一样坠落的雨水。

  在深夜的大雨中,我们都慌了。这当口还有一辆三轮车经过,骑车人穿一件黑色雨衣,整个身体都包裹其中,只露出两条光腿,艰难地蹬着车子,经过我们,兀自进入暗处。三轮车后面装着一口旧五斗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运送五斗橱,诡异得让人发毛。

  只有李珍蕙保持着冷静,她说:“我叔叔在这边仓库上班,去他那里躲雨吧。”我们都表示同意。冒雨跟着她走向某一处仓库,道路漆黑,我和老星架着锅仔。几次滑倒在地,找到李珍蕙叔叔的时候我们彻底变成了六把湿淋淋脏兮兮的墩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片仓库区很大,大雨和黑暗更令我迷失方向,只能是跟着李珍蕙往前走。后来看见了灯光,很暗,一条大狗在某处吠叫,不是狂吠,而是具有警告意义的吠声,带着低低的咆哮。我们向着那里走去。李珍蕙的叔叔就在屋里住着。他是一个中年秃顶男子,打着赤膊,坐在床沿上抠脚丫。屋子非常小,很破旧的榉木贴面家具,从下往上发霉,一台老式彩电,一口生锈的冰箱,剩下的空地大概只够点盘蚊香的。

  李珍蕙说明了来意,秃头叔叔很冷淡地说:“这里容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去仓库避雨吧。”他从床上下来,举着把破伞,带我们来到某一间仓库门口。

  打开仓库门,推上电闸,几盏灯泡同时亮起。这是一个囤放瓷砖的仓库,里面很大,近一半的地方堆着高高的纸箱,下面垫着栈板,其余部分都空着。屋子里很干燥,窗都关紧了,蚊子几乎没有,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块福地了。秃头叔叔说:“不要乱跑,雨停了就赶紧走。”说完举着破伞回屋子去了。

  我们都湿透了,轮番到货堆后面去绞干衣服。男的都光着膀子,比较舒服,衣服晾在纸箱上。女的没办法了,只能把湿衣服套在身上吹干。锅仔终于不吐了,死猪般沉沉睡去,我们搬了一块空栈板,让他平躺在上面,其他人都坐在整箱的瓷砖上,围着他,样子十分古怪。

  不到一个小时,雨势减弱,但那天我们都不太想回学校,觉得偶尔在仓库里说一个通宵的话也不错。老星从书包里掏出两副扑克牌,我们四个人打牌,李珍蕙说自己不会,就在旁边看着。这中间秃头叔叔过来了一次,说雨停了,意思是让我们走。李珍蕙过去和她叔叔嘀咕了几句,秃头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们继续打牌,带赌钱的,赌得虽然不大,但气氛很热烈。那天晚上是齐娜一个人赢钱,老星一个人输钱,两个人都很兴奋,一边打牌一边斗嘴。我再看李珍蕙,她很无趣地坐在一边看书。仓库的灯光很暗,打牌犹可,看书则十分不着调。我想我们这伙人有点没心没肺的,刚才跟着李珍蕙向仓库区走来时,简直把她当成是个救星,这会儿就把她晾在一边了。但我也不可能去和她搭讪,毕竟是老星的女朋友。

  齐娜忽然说:“我口渴了。”老星说:“我也口渴了。李珍蕙,帮忙去弄点热水。”李珍蕙便扣下书。快步走了出去。我说:“老星,你也稍微客气点,这好歹是人家的地盘,别以为你跑马圈地就能指使别人干这干那的,客气点。”老星说:“我怎么了?我很客气啊。”

  过不多久,李珍蕙端来一个发黑的搪瓷茶缸进来,齐娜端过茶缸,说了声谢谢,朝茶缸里瞅了瞅,没敢下嘴,递给老星。老星也瞅了瞅,闷头喝了一口,摇摇头。剩下的全都被我和亮亮喝掉了。喝了才知道是一杯泡开的浓茶,而且是凉的,这么短的时间当然不可能泡出一杯凉茶,答案应该是:此乃秃头叔叔的茶。想到秃头叔叔在抠脚丫子的情状,不免有点恶心。

  喝茶的时候很安静,雨停了,狗也不叫了。偶尔地传来火车开过的咔嚓咔嚓声,非常远,非常微弱。却异常清晰。李珍蕙吁了口气说:“刚才开过的是一辆货车。”

  “听得出来?”

  “货车的声音比较沉闷,节奏也缓慢。”

  我们竖起耳朵听,但火车已去远,只能等下一辆车开过。齐娜一边摸牌一边说:“继续打牌,回头火车来了告诉我们一声。”我很识趣地放下手里的牌,说:“算了,不玩了,结账吧。”但是又觉得这么干坐着听火车有点傻,总得做点什么才不至于睡过去。

  李珍蕙说:“你们知道吗,这片仓库以前的保管员就是那个敲头的凶手。”

  “什么?”我们差不多一起大喊起来。李珍蕙倒被吓了一跳,说:“你们怎么了?”我说:“猛然间说起这个,有点不舒服。”李珍蕙摇头说:“我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罢了。”

  齐娜问李珍蕙:“你见过那个人吗?什么样?”

  “见过吧,但是没什么印象了。是个很普通的人,三十多岁的单身汉,文化程度很低,一无所有,三百六十五天就住在那个小屋里。出了事以后,这片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看都不觉得他是个凶手。”

  “也许在那个人身上发生了某些事吧。”

  “那也是有可能的。”李珍蕙说,“我叔叔原先不是管这片的,后来就把他调了过来。”

  “仓库值班就一个人?”

  “这里是中转仓库,一个人加一门电话就够了,平时也没有人管。住在一个小间里,守着一堆库存品,又不和人打交道,某种程度上是与世隔绝的。诞生出变态杀手其实也很正常。”

  我说:“诞生出变态杀手,怎么说都是不正常的。”

  李珍蕙说:“你来试试,过这种日子?说到底,每个人都有点不正常。拿你来说就很孤僻,亮亮的心理年龄很小,老星有点神经质,锅仔是个偏执狂。人都有点不正常。”

  齐娜说:“你很有洞察力嘛。”

  亮亮问:“李珍蕙,我真的心理年龄很小吗?”李珍蕙说:“我随便说说的。”亮亮说:“我觉得我遇到的很多人,心理年龄都很小。”李珍蕙说:“其实就是这样。”

  我不想和她争下去,无论如何也应该是老星和她拌嘴。牌是打不下去了,打牌也有气场,气场一散。人皆无心恋战,只能掏钱结账。老星输得很惨,付给齐娜二十块钱,还有五十多块钱只能欠着了,那天我们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李珍蕙说:“别欠人家钱。”从书包里掏出钱包,替老星结清赌债。那样子好像老星已经和她过了几十年的日子,看得我们都无语。

  夜里静极了,过了一会儿,仿佛有火车开过的声音,我们都竖起耳朵听,忽然传来一声惨烈的猫叫,吓得我毛都竖起来了,紧跟着,狗也叫了起来。齐娜剧烈地哆嗦了一下,说:“这地方阴气太重了,妈的,变态不止一个啊。”这话显然是说给李珍蕙听的,我转头去看李珍蕙,她微笑着不说话。我想这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两个女的暗地里较劲呢。遗憾的是,老星并没有觉察到,他在一边嘲笑亮亮心理年龄太小。

  烟都抽完了,我们干坐着。不多时锅仔在栈板上翻了个身,坐起来,迷迷瞪瞪旁若无人地走到角落里,拉开裤子小便,又走回去,躺在栈板上继续睡。

  锅仔引得我们都想上厕所了。李珍蕙带着我们穿过一片空地,走到另一处的走廊里。厕所只有一个小单间,不分男女。李珍蕙和齐娜先进去,随后是男的。其实我并不是很想上厕所,但恐怕半夜里会尿急,一个人出来糁得慌,还是提前放空为妙。秃头叔叔那屋子的灯还亮着。再回到仓库里,只见锅仔兀自躺在栈板上大睡,不知何时从身边捞了两片纸板,一片盖在肚子上,一片盖在脸上。

  那是凌晨两点,李珍蕙和齐娜都不再说话,只剩老星在对亮亮唠叨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亮亮没反应了,原来也歪下去睡着了。李珍蕙紧挨着老星,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微微合眼,发出了一声叹息般的声音。只有我精神百倍,那点浓茶起作用了,我对咖啡碱过敏,喝一点就不能睡。我说:“你们睡吧,我来放哨。”齐娜嘟哝道:“开什么玩笑,你这么说,我反而不敢睡了。”老星打了个呵欠,说:“也真奇怪,平时打牌可以几个通宵不睡的,今天不行了。”我说可能是喝过酒的缘故。我站起来在仓库里闲逛,上看下看,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参观敲头杀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包在纸箱里的瓷砖,垒成平整的立方体,每一个立方体下面垫着栈板,一共垒起三层,通道恰能开过一辆叉车。仓库是坡顶的,用角铁搭起的梁,很多柱子竖着。红砖墙面上刷着白水,又标了数字,应该是货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仓库,尽管在夜里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压抑。

  我在仓库里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他们都睡着了。又一列火车开过,听不出它到底是货车呢还是客车。

  我背靠货堆坐下,齐娜忽然挪到我身边,眼睛闭着,近似嘟哝地说:“借个肩膀靠靠。”我说请便,她又说:“你别睡过去了,我有点害怕。”忽然凑到我耳朵边,轻声对我说:“这个李珍蕙真可怕。”随后,我的左肩骤然落下一个沉沉的脑袋,散发着被雨水浇透之后又晾干的独特气味。

  我闭上眼睛养神,过了很久很久,睡意何时来临的,我自己竟也不知道,就此丧失了意识。那是个无梦的短寐,仿佛有什么事情令我不安,当意识恢复过来时,我睁开眼睛,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就在黑漆漆的窗户外面,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的影子闪过,不,那绝对不是秃头叔叔,而是一个长发女人。我简直怀疑是幻觉在作祟,还没来得及辨清,她竟忽然将脸贴在窗玻璃上,向着里面张望。我看见一张扭曲的脸,长发垂在脸颊两侧,一双紧贴在窗户上瞪大了的眼睛。她看着老星,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我在看她,又将日光移向我。我们隔着窗户对望,僵持了几秒钟,她慢慢移开脸,整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被这目光震住了,内心的恐惧感尚未弥漫开,也许在这种场合下我很迟钝,也许我对这样的目光已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总之我没有喊出声,我下意识地去推身边的齐娜,这才发现她已经不在我旁边。侧过头一看,齐娜歪向了另一边,正靠在老星的右肩上,半个身体都依偎在老星怀里,而本来靠在老星左肩的李珍蕙已然不知去向。

  我在窗口看到的难道是李珍蕙?那张扭曲的脸难道是她的?

  忽然之间,浓黑的窗户变成了深蓝色,夜晚结束了。

  直到最后,我也不能确定那是否就是李珍蕙。天亮后,我悄声走出仓库,秃头叔叔正在院子里喝茶,一条杂种狼狗拴在墙角,看见我就猛叫起来。秃头叔叔告诉我,李珍蕙还在他的屋子里睡觉。

  我找了个自来水龙头,洗了把脸,漱漱口,让自己清醒一下。又跑回院子里,找秃头叔叔要了根烟,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冷淡,但对香烟还算慷慨。我抽完这根烟,回到仓库里,将他们一个一个地踢醒。

  那天早上李珍蕙没有和我们同行,先是老星在屋子里和她叨咕,然后他走了出来,对我们说:“走吧。”我们五个人回学校,走到半路,老星便宣告:“我和李珍蕙分手了。”说着,意味深长地拍拍齐娜的肩膀。我沉默,齐娜也沉默。亮亮问:“为什么分手?我觉得她对你很好啊。”

  老星没接茬。快走到学校时,我说:“天亮前,你们都睡着了,我睁开眼睛……”

  老星说:“我没睡着,我眼睛一直眯着。”

  齐娜说:“我也没睡着。”

  亮亮说:“嗯,那个仓库确实很鬼气的,不过我太累了,我睡着了。”我拍着亮亮的头说:“因为你心理年龄小嘛。”

  鏖战

  装修工女孩死了。被大锤子敲在后枕骨,这一下不足以毙命,但听说她倒下的时候,太阳穴砸在厕所铺了瓷砖的台阶上。她在医院里非常顽强地撑了三天,最后还是死了。我对齐娜说,这是本校最富生命力的女孩,换作是我恐怕当场毙命,都不用急救了。这样的女孩死了真是可惜。

  溪口镇的那伙人都疯了,亮亮买了一打锤子。分发给众人。青春痘在楼下喝醉了大哭,整夜的哭声搞得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如果此时抓住凶手,恐怕他的脑袋会被敲成豆腐花。后来保卫科带了人过来,挨门挨户收缴凶器,光我们一幢楼里就搜出了十厘米以上的管制刀具一百多把,榔头二十多根,连螺丝刀都收缴,我们说螺丝刀不能收,堂堂的工学院,螺丝刀是吃饭家伙,这才算网开一面,但是顺便把电炉和热得快全都抄走了。

  大学不该死人,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换而言之,即使是病死的,也应被视为非正常死亡,更何况是凶杀呢。

  每一宗死亡事件都像是一道红光穿过眼前,绝不是像街道上的某一个老人那样默默死去,绝对都是以战栗和惨叫收场。每一宗死亡事件都留下一个空床铺,一张挥之不去的脸孔,一个被嵌入虚空的名字。

  当天晚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睡着的,第二天一早,被一阵巨响吵醒,人皆被吓到肝胆俱裂。声源就在我窗外,爬到窗口一看,是北边的Loft开始装修了。

  那地方最初是一家奄奄一息的五金加工厂,其中有一个车间就是本地的摇滚演出场所,我邂逅长发女孩的地方。后来工厂整个卖掉,说是要变成非常时髦的创意园区,把建筑设计所和广告公司都搬到这里来,不料两年过去都没什么动静,像一块朽木般渐渐分解腐烂。我经常站在窗口俯瞰它,灰黑色的建筑,被日晒雨淋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色调,路面支离破碎,树木凋敝。已经结束的年代在安静中充满了未知感。

  就在这一天,装修队进场,开足马力将所有的一切重新改造、粉饰。连续好几天,巨大的噪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都是睡到自然醒的人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吵吵闹闹的,先是有人站在寝室窗口骂,把剩饭剩菜都往墙头那边扔,装修工人也不客气,扔回来的都是砖头。男生寝室里没砖头,但有大量的空啤酒瓶,再扔回去就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

  双方都有人受伤,学生们主要是被崩出来的窗玻璃溅上,后来我们找了很多瓦楞纸钉在窗户上,这样就没事了,当然,整个寝室因此不见天日。对面的装修工人也都很识趣地戴上了安全帽。

  我们的寝室朝北,又是在四楼,正对着围墙外面,因此得以天天和装修工人开战。四楼的战略价值极高,砖头可以扔到创意园纵深五十米,而那边的工人除非是膂力超强者才能把石头扔到四楼。

  很不幸的是,他们个个都膂力超强。

  刚被杀人犯洗礼过的学校充斥着疯狂的气味。各处宿舍都有人来挑衅、助战、呐喊,简直把它当成了一件正经事来做,既无聊又严肃。女生宿舍也会跑过来很多人观战,趴在窗口跟着我们一起谩骂,发出阵阵尖叫,实乃梦幻场面。

  飞砖头的日子里,我过上了一种颠三倒四的生活,窗户不透光,白天黑夜分不清,倒时差一样的神经衰弱,有时睡着睡着忽然听见哪里一声怒骂,炸了锅一样的人群拥进朝北的寝室,推开窗子就往外面扔东西。没几天,我们寝室里能扔的都扔出去了,攒了两年的啤酒瓶子全部消失,热水瓶也不见了,再后来连凳子都飞了出去。不知道哪来的男男女女都坐在我床沿上,打仗的也有,打牌的也有,打Kiss的也有。我缩在更里面,蒙头睡觉,任凭他们胡闹。我的被套床单是著名的娇梦牌,老星和齐娜都眼馋的,被这伙人坐过以后,不但很脏,还沾了备式各样的污渍,菜汤,咖啡斑,唇膏印,还有一次从床单上抖下来一堆碎指甲,女生在那儿铰指甲来着。

  有一天,保卫科在楼下贴了一张告示,说扔酒瓶的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白纸黑字红图章,像沉默的苍蝇拍断然拍死了一群嗡嗡嗡的苍蝇。咋咋呼呼地开战,莫名其妙地又停战了,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场面。

  总务科的人到寝室来装玻璃,瓦楞纸揭走了,屋子又亮了起来,没有阳光,尽是冷飕飕的从北边照进来的光。新换上的玻璃异常明亮,透彻到不正常的地步,我趴在窗口看到对面的Loft,破旧的厂房正在脱胎换骨,绝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不但早上睡不好,连晚上也能听到各种类型的噪音,有些是低频的轰轰声,有些是极其尖锐的吱吱声,有些是颇富节奏的巨响,有些铺天盖地像飞机降落,有些时不时来一下像冷枪。

  我对亮亮说,还是尽快找份工作吧,这地方不能待了。

  不断有人离开,说是找到了工作。剩下的人继续死挺,噪音太大,在寝室里躺着还不如去人才市场逛逛。白天的走廊里看不到什么人,我独自在寝室门口待着,靠着门框,吸了一根又一根的劣质烟。风吹过,地上的纸团啦、罐头啦、烟蒂啦,顺着走廊往前滚,沙沙的或者当当的声音,误以为有一个隐形的人正在走过。

  老星去上海找工作那阵子,亮亮也找到了实习单位,是我过去干过的那个电脑公司。他央求我把他介绍过去,我给那边的学长打了个电话,学长说正缺人手呢,来吧,还问我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也回去工作,转正是没问题的,这样在毕业之前户口可以留在T市,不至于被送回麦乡。我自然知道这利害关系,但我还想再玩一阵子,混到六月份再说吧。

  于是亮亮扛着铺盖卷,像个犯人一样去电脑公司报道,以后就住在爬满蟑螂的员工宿舍里,反正五月份的蟑螂都还很小,不必太介意。他请我在夜排档吃了一顿饭,捎带上齐娜。我问他:“联防队不搞了?”他很郁闷地说:“被保卫科取缔了。”我说:“专政武器怎么可以由你说了算?正义是有力量的,凡是有力量的东西你都没有资格指挥,你只能作为力量的一部分而存在,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懂吗?”

  亮亮走后,寝室里就剩了我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寝室仿佛是被抽掉了时针和分针的手表,只剩一根秒针在不停地打转,每一圈固然代表了一分钟的流逝,但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上,却无从知道。实验型的孤独感充斥并局限在寝室里。

  最初几个晚上,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等待齐娜,希望她再来一次,睡在亮亮床上和我聊几句。可是她再也没来过(Loft的噪音仍然此起彼伏,她肯睡过来才怪)。

  有一天我昏头昏脑在食堂里吃面,远远地看见齐娜和小广东在一起吃饭。我以为自己看错了,爱猫人士齐娜,屠猫者小广东,这两个人就像饺子和馄饨一样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碗中。但那确实是他们,梳着马尾辫的齐娜,穿着西装的小广东。等我端起饭盆站起来时,从一个较高的位置,看到齐娜穿着一件低胸的衣服,就五月的气候而言,多少显得急不可耐了点。

  对齐娜,我不存在失望,齐娜虽然是个可爱的女孩,但绝不是女神,她和什么样的男人在一起都无可厚非。可是,猫会怎么想呢?钾肥的灵魂会原谅她吗?

  次日齐娜来找我,大白天,我半躺在床上看《酉阳杂俎》,没兴趣和她多说话。齐娜说:“别装蒜了,昨天在食堂里我看见你了,你也看见我了。”我说:“我还看见你的低胸了呢,噢,今天穿高胸衣服了。”齐娜很火爆地把衬衫纽扣解开一颗,说:“想看吗?”我赶紧用《酉阳杂俎》遮住脸,八十年代的老版本,一股霉味钻进鼻子里。我说:“别解扣子了,上次我都看到了,没必要重温细节。”说完这话,书封面上挨了她一掌,打到了我鼻梁骨。

  齐娜说:“我知道你讨厌小广东。”

  “你怎么知道?”

  “你背地里骂过他不止一次,以前我养钾肥的时候,你还用他吓唬过我。你这个人嘛,当面经常寒碜别人,背地里倒是不常说人坏话,可见你很讨厌他。”

  我说:“齐娜,我已经做错过一次,扑到你和老星的床上——噢,对不起,床是我的。反正,我不想再扑到你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床上!这件事在我看来,有点愚蠢。所以你大可不必来向我解释什么。”

  齐娜露出幽怨的表情,这表情在她脸上出现,仿佛火星上有了高等生命。她说:“你总应该知道我找工作的事情。”

  她的工作,也就是吹嘘了大半年的那家德国公司,应聘的是一个助理职位,还是文职,和技术不搭边,但由于是德国公司,不免像阿Q进了赵太爷家,又惶恐又自豪的。不过事情出了差错,德国公司选助理就像电视里的选秀大赛,过了一关还有一关,前三关连德国人的毛都没看见,尽是些中国人在面试她。到最后一关删剩五个人,齐娜就在其中,可惜功亏一篑,雀屏中选的不是齐大小姐,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小姐,也是我们学校的应届生。为此齐娜大大地郁闷了一阵子,之前有两份不错的工作都被她回掉了,如今多头落空,沦落到比我还不如的地步,我好歹还能去地下室修修电脑。

  可这事和小广东又有什么关系呢?

  齐娜说:“那家德国公司,小广东有一个亲戚在人事部做主管,他说可以托人把我弄进去。”

  我骂道:“资本主义企业也讲究走后门拉关系,真他妈的腐败。”

  齐娜说:“你他妈的好像是火星人,刚来地球啊?”

  “咱们就不要互相爆粗口了,这样不好。”我说,“无利不起早,小广东我太清楚了,他一个开中介公司的,就算介绍你上厕所都得收你半张草纸的中介费。你就说说你给了他什么好处吧?”

  “操你母亲的,”齐娜不依不饶,用力拽了拽自己的领口,妄图把乳沟暴露出来给我看,其实她没有这玩意儿,她A罩杯而已。“夏小凡,我给了他这个,你他妈的满意了吧?”

  “心理彻底扭曲了。”我长叹一声。

  插曲

  “世界存在,但无法理解,同时它神秘、失望。”(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只是一本文学理论著作中并不起眼的句子,不值得去问为什么,不用将它当作格言警句来对待,不能套用到与文学无关的现实中,不是预言,也不是结论。

  在阳光还可以的下午,我到自修教室里去睡午觉。寝室朝北,常年阴暗,惟有在夕阳西下时打开窗,才能有一丝镜面反射的阳光照在我床上,这很不舒服,因为只有光而没有热量,像只有容貌而没有体温的女孩。到自修教室睡午觉便成为我的习惯,或曰恶癖。

  醒来时已经是黄昏,觉得有点冷,我起身跳了跳,甩动酸麻的手臂,摸了摸口袋里的零钱还在,决定去新村里上网,看看投出去的几份简历有没有回邮。走出学校时听见有几个女生在我背后嗤嗤地笑,不明所以,便继续走,到杞人便利买了一包香烟。五月的杞杞终于也脱掉了他的蓝棉袄,换上了一件宽大的蓝布罩衫。这孩子的衣着比实际的季节永远都慢一拍。

  我转身想走,杞杞把我叫住,说:“你背后写着字。”

  “什么什么?”

  他指指我后背。我立刻明白了,脱下衬衫,我当场就怒了。好好的一件白衬衫,我还打算面试的时候穿出去,被人用红色的水笔写了巨大的字母:SB。这个把戏已经玩过一次了,第一次还觉得有点情趣,玩多了实在可恨。

  我把衬衫拧成一团,放在杞杞的柜台上,借了个小马扎,穿着汗背心坐在店门口抽烟。黄昏是一天中最疯狂的时刻,夕阳下的景物有一种强烈的收缩感,阴影蔓延,既柔和又锐利,无数被忽略的细节正在此时膨胀开来。有时你会感到自己只是生活在一个“部分存在的世界”中,有时那些无意识的事物需要狠狠地敲打、撕扯、黄昏般地毁坏。

  杞杞在我身后说:“你被人恶作剧了吗?”

  我没回头,说:“比恶作剧还要麻烦一点。”

  杞杞说:“这个很难洗的。”

  我说:“不能洗,这衣服是罪证,我还找人索赔去呢。”

  我带着衬衫、穿着汗背心去女生宿舍找茬。到了宿舍门口,管宿舍的阿姨竟然不让我进去,说我衣冠不整,容易出事,又说自从闹了强奸犯以后,本校的女生看见稍微过火一点的男性肉体都要集体晕倒,我这样的跑进去能引起骚乱。这个宿舍阿姨比我还能胡诌,我一肚子的火气都被她浇灭了,由愤怒转为沮丧,只能回寝室换衣服,再无心情去网吧,兜了被子就睡。

  第二天中午我去小白的寝室,门关得紧紧的,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我没辙,继续在自修教室里睡觉,穿着一件旧衬衫。阳光如昨,依旧无人,其实我睡不着,午饭没吃,饥饿感像是在我的肚子上装了个泵,但我不想动弹。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听见背后蹑手蹑脚地有人贴过来,知道好戏开场了,感到背后痒痒的,我大喊一声,猛跳起来揪住那人的衣领,听到振聋发聩的尖叫,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撒手。

  长头发女生被我揪在手里,不过她已经不是长头发了,变成不长不短的拉面头,保湿效果做得不错。我问她:“这回写了什么字儿?还是SB?”她涨红了脸说:“关你什么事?”说完了,我们两个都觉得这话逻辑不通,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她又说:“撒手撒手撒手。”

  “我撒手,你可别跑。”

  “我不跑。”

  我松开她,下一个动作是脱衣服,看我背后的字。刚把衣服脱下来,她扭头就跑,顺手把水笔扔出窗外,并且大喊:“抓流氓!抓猥亵犯!”我扑过去,勒住她的脖子,捂着她的嘴,把她倒拖回阳光下。教室门口伸进来一个脑袋,不知道是谁,问道:“出什么事了?”我说:“调情呢!”那个脑袋说:“噢,雅兴,雅兴,不好意思。”说完便消失了。

  拉面头(现在她只能叫拉面头了)扒开我的手,哭丧着脸说:“讨厌,讨厌!”

  “老手啊,第一时间消灭作案工具,逃跑还栽赃。”我抖开衣服,这件并不太值钱的衬衫上被写了一个红色的S,B字尚未完工,乍看像是5号球衫,十分可笑。我说:“就算我得罪你了,你也不能这么干,我就这么几件衬衫,找工作面试还指望能撑撑门面,背着个红色的SB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太可恶了。”

  拉面头说:“我还一肚子气呢,我借给小白七百块钱,到现在还没回音。你知道我五一节是怎么过的吗?身无分文,在学校里闷了四天,吃了四天的馒头。我本来想去黄山旅游的。”

  我无心和她讨论这个,说:“问你,小白一直没有回来?”

  “当然没有!”拉面头说。

  “报警了吗?”

  “报了!”

  我拍了拍大腿,心想这事儿要捕娄子了。我给自己点了根烟,坐下,除了思考以外还想缓和一下气氛。拉面头果然也跟着坐下了,撇着嘴挠头,虽然没有小白的美丽动人,但这个动作颇有点可爱。我暂时原谅了她。我这个人很容易原谅别人,也很容易原谅自己。拉面头好像是和我心灵相通似的,适时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噢。”

  “小白看来是真的失踪了啊。”我吐了口烟,吧嗒吧嗒玩弄着打火机。

  “她失踪了,我七百块钱找谁要去?”

  我叹了口气,“不带你这样的,同寝室的人失踪了,你还惦记自己的钱。”

  拉面头说:“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你是白晓薇的同乡,你关心的当然是白晓薇的行踪,你要是我的男朋友,你就会比较关心我那七百块钱,对不对?”

  “不对。这个假设不成立。”我心想,我要是你男朋友,我怕是脸上都会被写满SB。看这个样子,我和拉面头是没有办法讨论道德底线的问题了。

  “你嘛,说白了,是量变没达到质变的境界,如果不是七百块,而是七百万呢?”拉面头露出不屑的神色。

  这个假设还是不成立,我不明白这女孩为什么老是会纠缠于不成立的命题。我告诉她:“我个人对极限体验并不感兴趣。”

  拉面头拍桌子说:“被你说对了,我就是一个有着极限体验的人。我有强迫症,很严重的,比如说有一把无关紧要的钥匙丢了,我偏要念念不忘,为之烦躁发狂。强迫症如果得不到纾解会很可怕,拿着喷漆罐头到处喷,既是发病症状,也是自我调节。发泄完了就完了。发泄的时候就是一种极限体验,所以,时间长了,思维方式也会朝那个方向靠。”

  “这么说来我还是幸运的,毁了几件衣服而已,你满可以趁我睡觉的时候照我后脑勺来一下。”

  “按照你上次侮辱我的言行,确实很想给你来一下。你上次太可气了。”拉面头说。

  “我没有污辱过你,污辱是强奸的意思。”

  “侮辱。”她在桌面上写了个“侮”字。“同音字真他妈讨厌。”

  “那还不是一样吗?侮辱妇女就是这个侮,至少也是猥亵的意思。”

  “讨厌!”

  我也觉得同音字挺有意思的,但我没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还是回到正题。我说:“既然你报警了,我就等着警察来找我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说我罩着小白吗?警察能放过我吗?”

  拉面头冷笑道:“你算个屁。小白那点破事儿,要是警察来走访一下的话,她不给学校开除才怪。”

  “等等,她哪些破事?”

  “你不是罩着她吗?你能不知道?”拉面头说,“好吧,就算你不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小白是做鸡的。”

  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事情,小白要是失踪了,警察来找我,我到底应不应该把她做导游女郎的事情说出来?非常矛盾。不说出来,警方找不到线索;说出来,万一她没失踪的话,就等着被开除吧。但我没想到拉面头也知道这件事,照小白的说法,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拉面头说:“当我们一个寝室的都是傻子啊。平时手机一来,她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了,经常用些名牌化妆品,经常换包。不是鸡才怪。”

  我说:“好吧,你明察秋毫。不过她不是做鸡,她是在公关公司做导游,只能算三陪吧。”

  “卖艺不卖身吗?”

  “我他妈的也不知道。”我叹息道。

  拉面头说:“告诉你,我是很够意思的人。我没报警,刚才骗你的。报警她就完了。你不是罩着她吗?你尽快找到她吧,这两天学校不太平,正在清点人数。要是她再不回来,谁都保不住她了。”

  我松了口气,说:“你真懂事。谢谢。”

  拉面头在我的小腿上踢了一脚,说:“那就替她还钱!”

  我请拉面头吃午饭,在一家小火锅店里弄了点菜,要了两瓶啤酒,两个人涮得热火朝天。火锅确实很容易弥补感情的裂痕,蒸汽,辣味,筷子之间的纠缠,吃得我浑身冒汗,反正衬衫也穿不上,就单穿一件汗背心坐着。

  “你真老派,衬衫里面还穿汗背心。”拉面头说。

  “有人说过我就跟女人一样。”

  “可笑!”

  她的鼻尖上也蒙了一层油,亮晶晶的,像兴奋过度的样子。我问:“怎么会想起来把头发剪了?你的长头发该是留了很久了吧?”

  “小学留到现在,自以为很好看,不料背地里被人骂土鳖。再说也不太安全,听说敲头的专盯长头发的敲。以前就被敲死过一个,对吧?我趁机把头发剪了。”

  “那个也未必就不敲拉面头,马尾巴羊角辫游泳头都可能被敲,不要存侥幸心理。”我说,“剪了怪可惜的。”

  “所以说我有强迫症。某一件事要是不能满意,就会浑身难受。想起高中时的男朋友,跟别的女同学好了,至今都想杀了他们。这些事不能想。”她放下筷子,绘声绘色地说,“暖,知道他们是怎么治疗强迫症的吗?四位一体疗法,西药,中药,心理辅导一起上,最后还不见效就用电击,太阳穴上通电。那滋味,挨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强迫症都治好了,不是不犯病,而是不敢犯病,犯病也不敢说出来。”

  火锅吃得精光,我付账,带着她走回学校。下午两点钟,是学校里比较安静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上课。拉面头说:“去哪儿玩,再聊会儿?”我说:“想去你寝室。”

  “可以。”

  其实我是想去看看小白的床铺,但当我走进她们寝室时,听到拉面头关门的声音,紧跟着一声轻微的咔哒,是推上保险的声音,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我和拉面头脱自己的衣服,同时又脱对方的衣服,像电影里一样吻着对方,手忙脚乱而又不至于像打架。脱光以后,我们像两根剥洗干净的萝卜,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点熟悉感,瞬间荡然无存。陌生的不仅是她,还有我自己。

  拉面头说:“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来吧。”

  她将我拉到一张下铺的床上,我说没带套子,她说不要紧,她去买事后避孕药。这么挑剔的一个人,在避孕套的问题上居然放我一马,有点出乎意料。整个程序也出奇的简单,但并不枯燥,有点像一款老式但经典的电子游戏。中间我要求她换一个姿势,但她的床铺显然不适合做太纵深的运动,我只能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去。大约有十分钟,半句呻吟也没听到,只有压低了的嘀咕声。身患强迫症的女孩并没有想在我身上发泄什么。做到半途,我忽然明白过来,问她:“真有强迫症?”

  “一点点啦,笨蛋。”

  哦,宝贝儿,内射。

  她起身擦自己,我讪讪地说:“你的床挺软的。”

  拉面头背对着我,说:“这不是我的床,我在上铺。这是小白的床。”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性爱还没来得及回味,便陷入懊悔之中。小白的床已经被我们弄得不成样子,枕头像被嚼过的巨大的口香糖,床单被揉成世界地图,褥子上沾着一片精液。天知道,要是报警了,公安局来查,凭这点DNA就足够把我关进去审几天了。

  我从床上跳下来,麻利地穿衣服,衣服本来就不多,十秒钟就把自己收拾成一个正常人。此时拉面头还在床上擦自己,她愕然地回头看我,场面多少有点可笑。

  在和拉面头告别之前,我细细地搜了搜小白的床铺。收获不少,但线索却一条都没有。床铺靠墙的一侧放着若干书籍,若干笔记本,书都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流行读物,无不是女孩子爱读的,内容嘛,教人做淑女的,教人做荡妇的,教人傍大款的,教人女权主义的,应有尽有,看不出有什么定向的人生观。我对笔记本感兴趣,有好几本,都拿下来翻了翻,既没有日记也没有通讯录,都是些课堂笔记而已。我再看看拉面头,心想,就算小白有写日记的习惯,摊着这等同屋,恐怕也不敢随便放在外面。理解。

  拉面头一直在看着我,她已穿戴整齐,抱膝坐在小白的床头。我将本子放回架子上,她问我:“有线索吗?”我摇摇头。拉面头说:“谅你也找不到,她的床铺我早就搜过三遍了。”

  “你真够不客气的。”

  “没办法,五一节我一个人在寝室里,把我郁闷得。能翻的都翻过来了,一毛钱都没找到。其实我和小白关系不错的,要不然也不会借给她钱,但是你也知道,我有强迫症的。”她说,“话说,要是五一节时候认识你就好了。”

  “好解闷?”

  “至少不会那么孤独。”

  我默认,也可以说是用沉默在抗议。拉面头从床上下来,把脚塞进球鞋里,带着我去看了看小白的柜子,还有一个皮箱,两者都锁得好好的。我想我就没必要去撬开它们了,作为一个侦探,我显然是不合格的,太消极了。我在拉面头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没聊什么,后来犯烟瘾了,我站起来告辞。她恰好也说:“她们下课该回来了。”

  送我到楼下,她一路沉默,球鞋在水泥地上踏出沉闷的声音。

  “以后还来找你?”她说。此时我向男生宿舍方向走去,她略侧过身子,示意自己的行走路线与我是相反的方向。

  “当然可以。”

  “看你的样子不是很渴望啊。”

  “我就要毕业了嘛。”

  “直爽。”她歪过头说,“问你,以前和小白睡过吗?”

  “没有,肯定没有,不值得为此撒谎。”

  “也没有追求过她?”

  “也没有,上床的念头有过一两次,一闪而过也就忘记了。”

  “信你一次。”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夹在她书里的,或许对你有用。”

  这是一张小白的照片,光面五寸彩照。

  小白穿着吊带衫,她化了妆,坐在一个真皮沙发上,背后的墙上有一张马蒂斯的人体画,当然是复制品。美丽的小白注视着镜头,略带羞涩地微笑,身体略带倾斜地靠在沙发扶手上,D罩杯的乳房像两只安静的小动物。

  周围的环境很豪华,不像是私人场所。她穿着吊带衫的样子,既美好,又带着隐隐的色情。

  我手头没有小白的照片,正如拉面头所说,出去找人总得有张照片才行。

  我回到寝室,做爱之后的困意蔓延开来,我把照片放在枕边,躺在床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齐娜推醒,她捏着照片说:“挺大小伙子平时就看着这个自慰?这是小白吗?”

  “是啊。”

  齐娜说:“看来你的确喜欢她啊,还私藏人家的半裸照片。啧啧,D罩杯就是好看。”

  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略过了和拉面头上床的故事,这事无需让齐娜知道。

  齐娜说:“报警啊。有一本小说里说过,失踪七十二小时的人,一半以上都是死了。小白这都失踪了半个多月了。”

  “你那是外国小说。在中国来说,失踪七十二小时的人,一大半都是去外地打工了,剩下的基本上是在网吧里泡通宵呢。”

  齐娜说:“肯定出事了。喂,不是你干的吧?”

  “你在胡说什么啊?”

  “你非常可疑,你一直很喜欢她,她有事你也给她出头,但她却不是你的女朋友,说明你追她没得手。现在她失踪了你又不肯报警。你平时看上去又很像个变态。”

  “全都说对了。可是,动机呢?难道我因为没得手就把她杀了?”

  “变态是没有动机的,变态本身就是动机嘛。”

  “好吧好吧,”我捧着头说,“证明我是变态,然后就直接把我和凶手划等号。你这样会冤死很多好人的。”她纠正道:“冤死很多变态。”我和她没法讨论深奥的问题,一旦抽象到某个程度,她的脑子就像浇了汽油,可以沿着任意一条跑道直接跑到地球背面去。我说:“运用你这种逻辑的人,也挺像变态的。”

  启程寻找小白

  杀手们分为三种,狂暴型的(扑向猎物立即动手),跟踪型的(尾随至某一地点动手),伏击型的(诱骗至某一地点动手)。了解这些常识很有必要,可惜学校里从来不教这个。

  意大利人龙勃罗梭在十九世纪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犯罪人统计,他从头骨的规格、耳朵的形状、头发的颜色来分析哪些人是天生的犯罪分子。不用说,一旦谈到头骨的问题,就会令人联想到希特勒。龙勃罗梭那时候没有DNA检测,连血型为何物都不知道,他只能从犯罪者的外表来判断问题,这套理论自然已经过时,他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其统计的分母是犯罪分子,而不是所有人,因此在他的百分比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必然性。假如分母是犯罪分子的话,你可以说呼吸空气的人100%都是罪犯。非常简单的逻辑错误,奇怪的是龙勃罗梭的书还在出版。在他的《犯罪人论》中我只查到了一则关于斜眼的描述:三百名罪犯中有五人是斜眼,都是强奸犯或盗窃犯。

  这个数据毫无意义。

  有趣的是,龙勃罗梭统计认为,犯罪人的磁感远强于正常人。所谓的磁感,大概是指第六感或者方向感吧。这么说来,福尔摩斯本人应该也是一个天生的犯罪人。

  现代犯罪学将杀手分为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两种,后者近似于凭借本能犯罪,而前者作案具有预谋性和反侦查能力。

  任何数据的归纳都可能会误导破案,连篇的新闻报道会泄露警方的侦破进程,犯罪人只消看到这个数据,就会很容易地改变他的作案模式。没有什么是必须要遵守的。

  电影中常常有心理学专家通过各种模型分析出某个连环杀人狂的人格,甚至判断出他的职业,他的相貌,他的童年阴影。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假的。犯罪人格分析有着诸多盲区,某种程度上就像掷骰子,而固有的模板常常会误导刑侦人员。

  研究连环杀人案的专家说。这些变态的嘴里没几句话是真的,在审判时,他们都会说自己是精神病或者人格失调。他们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强调自己被某种无法界定的意志力所操控。

  汉斯·艾森克对于犯罪心理所设定的坐标,x轴是外向性,Y轴是神经质,在这个维度上,平均分值越高的越可能成为罪犯。

  童年时期的行为中,有三项与未来的暴力犯罪具有关联性,即纵火、虐待小动物、遗尿。美国人管这个叫“麦当劳三要素”。

  夜行杀手,the Night Stalker。

  稍有法医学常识的杀人犯都会将被害人的尸体搬离案发地点。

  猎杀和攻击被分为四种类型:猎取者,在住所附近寻找目标;偷猎者,特地在某一地区寻找目标;机遇者,袭击偶然机会遇到的被害者;下套者,有工作或地位的罪犯,使被害人主动接近,以欺骗的方式将其引入某个区域内下手。

  在美国,平均2.4平方英里就有一个恋童癖在行动。

  绿河杀手,仍逍遥法外……(注:小说时间点为二〇〇一年五月,美国绿河杀手被捕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这些就是我从一九九八年以来读过的乱七八糟的犯罪论著,能记住的不多,更不具备系统的知识,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

  我托了齐娜一件事,让她在小广东的电脑里找出小白的业务资料。齐娜说:“挺难的,我们还没熟到可以开电脑的地步。他的办公室我倒是去过几次。”

  “你总能想到办法的,对不对?”

  “那当然。”齐娜说,“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把事情交给警察算了,警察一样会去查他的电脑。”

  这个问题不便于向她解释下去,她会追问到死。我换了话题,问她:“老星什么时候从上海回来?”

  “想他了吗?”

  “是啊。有些事情单干起来不免觉得无聊。”我说,“还担心他回来以后会和小广东爆发一场恶战,那就麻炻了。”

  “我又没有和老星谈恋爱,更没有答应和他一起去上海上班,管得着吗?”齐娜嗤之以鼻。

  毫无计划可言,我体会到了警察在面对无头案时的棘手。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当然不可能去走访排查,福尔摩斯式的推理也只能是一堆梦话。我能做的就是把小白曾经告诉过我的几个去处重新走一遍,斜眼少年暂时找不到,剩下还有一个地方是那家介绍导游的公关公司。

  我打了个电话到小白的宿舍,找拉面头,问她:“小白失踪之前有男朋友吗?”

  “不知道,”电话那边的拉面头似乎是回头问了问寝室里的同伴,得到答案之后,断然地告诉我,“都不知道,她不和我们说这个。”

  我挂了电话。

  接下来还能做什么?破解小白的电子邮箱密码?

  身为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大专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电脑的了解仅限于装配一般的软硬件、杀毒、初级编程等等。破解邮箱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些黑客操作技巧,但从没尝试过,估计成功率不高。再说我也没有电脑和网线,这事要去网吧干的话有点冒险了。我再打电话给亮亮,那边接电话的人说,亮亮出去了,接着便问我:“夏小凡吧?”是学长的声音。

  “找你也行,帮我破一个邮箱,可以吗?”

  “没问题。”

  “我来找你。”

  “邮箱地址报给我就可以了。”

  “还是我来找你比较保险。”

  我不想让他看邮箱里的内容,挂了电话,跑回宿舍换衣服,拿出通讯录,在空白页写上:

  一、小广东,斜眼。

  二、邮箱。

  三、公关公司。

  这他妈也算是一个大纲了。我出发去破案。

  我在寝室里摊开T市的地图。

  T市的轮廓,像一个涣散的荷包蛋,我在这个蛋的右侧,可以看到蛋的中心位置布满了黑线和红点,那是市区内密集的道路和标志性建筑,越是向外扩展,黑线和红点越是稀疏。到了蛋的外围,大面积的绿色,像飞机上俯瞰的农田,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田,而是密集的居民区。破败的厂房、阴郁的仓库。这些都被忽略了。

  要得到公关公司的地址很容易,我又跑下楼打电话,假装自己是顾客,那边还是个动听的女声,磁性十足,恍如电台里的通宵谈心节目。得手以后,我再回到楼上,觉得有点喘,来来回回地打电话真不是个事,看来我得为自己配一个手机了。

  在地图上,公关公司离电脑公司不过两条街的距离,都在蛋的中心位置上。我可以一次跑齐两处地方。还没等我决定何时出发,楼下宿管阿姨在喇叭里喊道:“夏小凡,有你的电话!”

  我再次跑下楼。电话那头咖啡女孩的声音:“可以到店里来一下吗?”

  “什么事?”

  “店没有了,来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