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人  倒闭、面试

  我去到那里时,正有一辆卡车停在店门口,四个工人正在从里往外搬东西。破沙发,旧冰柜,灯具以及扫帚簸箕全部往卡车上扔。咖啡女孩一手捏着那张《OK computer》,另一只手挟着托洛茨基的自传。她告诉我,店没了,只捞出来这两样东西,唱片是她的,书归我。

  托洛茨基对我而言已经没有意义,我接过书,把它交给工人。也许他们会爱上他呢。

  “老板果然没死,把店盘掉了。”她说,“猜猜看接下来是开什么店?”

  “猜不出。”

  “洗脚房。”

  “难怪破沙发都不要了。”

  她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忽然收声,变得异常严肃。

  我和咖啡女孩站在街头,这时她已经不再是咖啡女孩了,该叫她什么呢?没想明白。暂时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思路。

  “你打算去哪儿?”她问我。

  “你是说现在还是以后?”

  “当然是现在,我管你以后去哪儿干吗?”

  “现在,去一个公司面试。”

  “一起去。”

  我想她心情应该很坏吧,表面上看不出来,相当淡定。这样也好,至少免除了安慰她的麻烦,我经常把人安慰得嚎啕大哭。

  这是天气很好的一天,我怀疑在一年之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加天高云淡的日子了,她走得轻快而安静,不经意地加快步伐,像茶叶在热水中逐渐泡开,浮起又沉落,茶香弥漫。我意识到她并没有心情很坏,她看起来好极了。

  “打算去哪里?”这回轮到我问她。

  “现在还是以后?”

  “当然是以后。”

  “不知道。随便去哪儿都可以,我现在住的房子还租着,下个月才到期。”

  “继续打工?”

  “随便。”她又问我,“面试什么职务?”

  “助理。”

  “听上去不错。”

  “其实很苦的啦,又枯燥,听说还要到流水线上去实习。”

  “都说现在的大学生吃不起苦。”

  “你这都是报纸上看来的风凉话。”我忿忿地说。

  “那我应该怎么说?”她微笑着说,“我高中毕业就在做咖啡馆的女招待,对你们大学生实在缺乏了解。”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应该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往往也就是来自报纸电视,那玩意儿连镜子都算不上,充满了误读。我们说到自己也好,说到世界也好,就是基于这些错误的信息。

  那家公司并不远,总部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务楼里。我在前台报了自己的名字,简历和照片什么的都没带,前台发了一张表给我填。看前台小姐的脸色就知道我会出局了。咖啡女孩也领到了一张表,坐在我身边假装也写着什么。

  一起面试的还有好几个人,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胖子。我觉得面熟,他凑过来看我填的履历表,说:“啊,校友啊。我也是工学院的。”

  “你来应聘什么?”我问他。

  “还能应聘什么,当然助理喽。他们只招这个,先送到流水线上去干几个月,回来以后再继续折腾你,淘汰,淘汰,再淘汰。”他继续看我的履历表,说,“你学计算机的干吗来应聘这个?”

  我说我随便应应,没什么特别的目标。胖子很同情地说:“你专业不对口啊,学过管理学吗?我是学企业管理的,将来升上去的可能性比你大。你学技术的人到这里来,估计适应不了办公室政治,弱肉强食的社会啊。”

  我说:“那你觉得我干什么比较合适?”

  “修电脑啊。”

  我勃然大怒,又不便发作,只能说:“我无所谓的,到浴室里给人搓澡都行。”胖子显然很迟钝,继续说:“我们学校好几个去搓澡的了,都上了电视新闻了。”我说:“嗯,我说的就是这个。”

  轮到胖子进去面试。咖啡女孩说:“你怎么了?”

  “有点郁闷。”

  “因为那个死胖子?”

  “因为掉井里了。”我说。这已经是我和她之间的暗语了。

  胖子的面试时间相当长,想不通就招几个小助理,为何要这么费劲。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胖子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眉开眼笑地对我说:“成了。”说完用手里的塑料文件夹拍了拍我的头。我被他拍得莫名愤怒。胖子附在我耳边,不依不饶地说:“这回就看你的了,记住,一定要表现出对公司很忠诚的样子。他们就吃这套。”

  轮到我进去,一张钢化玻璃台面的会议桌对面坐着个中年女人,显然是面试官,穿戴得相当整齐,还给自己配了一副平光眼镜。灰色职业装下面伸出两条修长的腿,用肉色丝袜包裹着,交叠欹倾,很有样子。她的上半身端坐如钟,下半身则像两根船桨,当然,是摆放在船的同一侧的,我期待着它分开,划动。我胡思乱想,递上履历表,她接过履历表看了看,脸色微微挂了一挂,问我:“你就填了这么一点东西?”

  “履历平淡,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可言。”我说。

  “希望你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不明白这一点。”她适时地开始教育我。

  “噢。”

  “介绍一下你自己。”

  “夏小凡,二十二岁,学电脑的。目前的目标是找一份工作。”我说。然后闭嘴停下,等着她发问。

  她停顿了几秒钟,大概意识到我已经讲完了,又问道:“谈谈自己的性格?”

  “看上去有点抑郁,其实还是很开朗的。”我说完又闭嘴。

  “这样啊。”

  她身上,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在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便做出要收场的样子。我见过的HR也有二三十个了,知道自己这回又没戏,我好像是HR的克星,只要坐在他们眼前,就必然会被踢出局。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不过,这一回我可没那么好对付。我说:“刚才那个胖子是我的同学。”

  “我看到了,你们都是工学院的。”她说。

  “我们一起来的。”

  她用手扶了扶眼镜,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凑近她,低声说:“他刚才对我说,特别喜欢你玻璃台面下的小腿。他说你三十多岁了还能保持这种风韵,很让他想入非非——再见!”

  祝胖子好运吧。

  齐娜之一

  齐娜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职场寓言。我们这些人除了听黄色笑话以外,就是听点职场故事,再背几句职场格言,以备不时之需。并不是这些故事特别有意思,而是如齐娜所说:将来有一天,主管总会把这些寓言讲给我们听的,就那么几个段子,到时候不要觉得新鲜乃至像个土鳖一样认为自己悟出了职场真理。职场。就是他妈的用寓言和鸡毛蒜皮糅合起来的玩意儿,就算你每天在削铅笔,你也得知道盖茨和巴菲特曾经说过些什么。

  这个寓言说的是某个公司里,有个房间是不给任何人进去的,这是一条定律,任何人不得违背。有一天,一个女孩加班到很晚,她出于好奇,走进了那个房间。拉开门一看,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女孩拆开信,信上写着:恭喜你,你升职了,你打破了公司的陈规陋习。

  这个故事如果由老星来说,一定是很有喜感的,但出自齐娜之口,怎么听都觉得吓人。我便不停地追问、抬杠:不许进去的房间真的可以进去吗?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暗道?走进去之后会不会消失掉,像掉进了异次元空间?齐娜就骂我是个神经病,被迫害妄想症。

  我对齐娜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那一个进不去的房间,所有的房间都进不去,难道不是吗?”

  五月份,附近开发区有一家工厂便发生了一场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锁住,有一部分工人只能砸开窗子往外逃,人们都听说过某某厂一下子烧死几十个女工的故事,所以逃得比兔子还快。

  那只是一次很小的火灾,并不足以致人于死地,灭火器两下就解决了问题,但车间位于二楼,有一个女工在跳下来的时候摔断了腿,后面跳下来的人又恰好坐在了她的身上,肋骨也断了,像一块摔碎的苏打饼干一样送进了医院。这女孩就是工学院的实习生,和我同一届,想象不出她有多可怜。

  不只是有进不去的房间,还有很多出不来的房间,跑出这个房间,或许也有一封信写在天上:恭喜你,自由了。

  那年冬天在地下室装电脑时,我也问自己,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找不到答案,这是一个带病毒的文件,打开它,系统会陷于崩溃。地下室是个糟透了的地方,它和封锁了消防通道的厂房一样,都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残酷感,我一直以为自己拒绝地下室、拒绝流水线是因为恐惧,我需要形式上的通融,就像你遇到的女孩都没心肝,那至少应该漂亮一点,对她的没心肝也就认了。

  如果不是地下室呢?如果是在一幢有着中央空调、禁止吸烟、配备高速电梯的甲A级办公楼里,我是不是就比较能够接受装电脑的人生?我估摸着,也许会好一点吧,至少在一开始不会那么令人难受,因为那种清晰无误的可比性。病毒仍然存在,但系统却可以工作。我的任务就是维持系统的运作,尽可能地不让病毒发作——辨识,延缓,控制,备份,杀除。然后,等待好运来临。

  我只需要证明自己不是个bug。

  有一天齐娜从女浴室里没头没脑狂奔出来。

  浴室在食堂后面,只有小小的一间,每周一三五归男生用,二四六归女生用,学校的教职员工也按性别类推。至于星期天,谁都不能用。浴室的外间是更衣室,里间有八个莲蓬头,莲蓬早就没了,只有挂得高高的水管,放水之后流出来的既非雨水也非瀑布,而是实实在在的水柱,抽打着身体,某种意义上也挺舒服的。由于长年失修,锈迹已然四处漶漫,连水泥墙壁都仿佛被氧化了的样子。

  有一个老头看守着浴室,负责收钱,五块钱洗一次,下午不定时开放,视他的上班时间而定,到了晚上八点钟准时关门,老头自己在里面洗一把(无论单双日),然后便消失了。

  齐娜没记错日子,她是晚上去的,浴室里没人,看门老头也不在。老头对齐娜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能叫得出她的名字,因为她曾经抱着猫进去洗澡,洗完了很嚣张地在老头的门房里用电吹风把猫吹干。后来保卫科追查这件事,她赖说是长毛绒玩具。

  那天晚上她穿着沙滩鞋、挎着个塑料脸盆去浴室,一路上都没人,走到食堂后面只听见有猫的叫声,她没有理会,走到浴室门口发现老头不在,浴室门开着。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十分钟之内洗完了溜出来,老头往往都还没回来,就不用付五块钱浴资了。她就跑进去,飞快地脱自己的衣服,其速度简直就像身上着了火。

  更衣室里有一面大镜子,齐娜脱下套头毛衣时,恰好朝镜子里看了一眼。得亏有那件麻烦的套头毛衣,不然,按照她脱衣服的速度,那会儿就只剩下三角裤了。她从镜子里看到里间淋浴房里有一条人影,是黑色的。凭着日常的无意识,齐娜觉察到了——在淋浴房的人不可能是黑色的,他(她)们通常都是白色的,光溜溜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穿衣服的人在里面。

  后面的事情,齐娜就说不清了,因为太恐慌,记忆出现了空白。她说她一回头看见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又说她看见一个黑衣人躲在墙背后,又说她根本没回头,扔了毛衣和脸盆撒腿就跑。总之,她跑到男生宿舍楼下时,正遇着我和一伙人在讨论面试技巧问题,她结结巴巴地尖叫了一声,很快赢得了注意,一伙人听她说了,便捡了几十块砖头浩浩荡荡向浴室冲去。

  我对齐娜说,但愿你没看错了,这么多人的荷尔蒙因你而爆发,不要让大家失望。

  我一直陪着齐娜,走得慢了点,还没到浴室便听见浪潮般的叫好声,一伙男生从浴室里抬出一个赤裸裸的男子。我看不见他惊恐的表情,但我听到了他惊恐的尖叫,比齐娜的尖叫一点都不差。冲过来一个满面红光的男生,对齐娜说:“娜娜姐,这回你大发了,抓到一个变态!”我瞄了一眼,怀疑地说:“是洗澡搞错了日子吧?”男生说:“甭管搞没搞错,都是变态。刚才已经招了,不是我们学校的,是隔壁Lon的装修工。”装修工大喊:“让我穿上衣服!”这伙人则说:“穿衣服?你的裸体就是你的赃物,懂不懂?”装修工喊:“我是来洗澡的!”这伙人说:“我们还想洗澡呢!”不由分说就把他往齐娜眼前送,“娜娜姐,看一看,是不是他?”齐娜捂眼,假装十九世纪的欧洲贵妇,作晕厥状说:“我不要看,你们给他遮住点。”有人就用板砖挡住装修工的关键部位,说:“没事了没事了,看吧。”齐娜睁开一只眼睛,从指缝里瞄了一眼,她看到的不是蓬头垢面,而是湿淋淋的蓬头垢面、带着噩梦般的倒霉相的一张脸,说实话,指认他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也不为过,反正一个人要是扒光了站在众人面前,他什么都像。

  齐娜犹豫地说:“嗯,有点像……”忽然又明白过来,骂道,“还看个屁啊,都活提了,可不就是他吗?”并指着装修工说,“你丫等着被打成零件状态吧。”

  装修工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毕竟是做装修的,听得懂零件的意思。他一言不发,甩胳膊就跑。一伙人大喊:“哎,逮住!逮住!”奈何他全身光着,大概还带着点肥皂,要抓住他很不容易。这时,外面已经围了好多人过来,只听有女生大喊:“哇快来看有人裸奔太刺激了!”

  装修工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不该往空旷处跑,在窄小的食堂夹弄里,几十个人要追他非常困难,跑不起来。但是在空旷之处,众人很快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我原谅他的失误,毕竟在这种场合下,能有勇气逃跑已然是可嘉可叹了。

  他在一块草坪上被围住,里圈是追捕他的男生,外圈是看热闹的无数人。我甚至还看见浴室的门房老头,他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问身边的人:“怎么啦?”知情者说:“老头,你这回可能要失业了。”

  装修工捡起一块砖头,用不太像人的嗓门喊道:“不要过来!”外圈的人说:“哎,歇斯底里了,困兽犹斗了。”内圈的人个个冷笑着举起了砖头。裸体的装修工如同抹大拉的玛利亚,只是没有一个耶稣出现,对我们说一些“没罪的人才能砸死他”之类的话。像所有群殴中落单被围的倒霉蛋一样,他最终放弃了抵抗,扔下砖头,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最后时刻还来得及喊一声:“我真的是来洗澡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古怪了,没有人打他,对付一个光溜溜的装修工,用什么办法处理他是个难题。众人商量了一下,有人提议,还是送到保卫科去比较好,保卫科那群变态最近很寂寞,也许会对裸体的装修工感兴趣。

  经过保卫科的审讯,结论如下:装修工是从隔壁创意园溜进来的,此行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洗澡,跑到浴室门口一看没人就闯了进去,恰好里面也没人。根据装修工的说法,他当时完全没想到学校的浴室是按照时间维度来区分男女性别的,走进淋浴房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水温正合适,耳朵里好像听见有谁叫了一声,一阵杂沓的脚步,他跑出淋浴房,看见更衣室里多了一个塑料脸盆,脸盆里还有洗发水和香皂,觉得很不错,由于长达一个月没洗过澡。看见这些洗漱用品就觉得浑身发痒,非洗不可了。脱了衣服,洗到高兴时,还哼了小曲,忽然就冲进来一群男生,把曲子给打断了,他还以为是学生进来洗澡了,觉得自己是溜进来洗的,有点不好意思,对着学生们点头赔笑,没想到只笑了一小下,脖子就被叉住了,听见别人喊他强奸犯,以为是开玩笑,刚想辩白,全身上下的关节都被叉住了,赤条条地拖了出来,心里也知道这样很难看,但已经由不得自己。再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他交待了,人人都看到了。

  审的时候总算给他披了件衣服,里外围了几百个人,比公审还可怕。保卫科意识到这件事不太合法,因为装修工什么坏事都没干,他更像是个受害者,又不可能给他做笔录,没这个权力,最简单的办法是打电话把地段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把人领走。

  那是五月里最欢腾的夜晚,没有一个节日能比得了。押送装修工去保卫科的途中,夜空璀璨,仿佛看到有烟火升起,仿佛有流星雨,长长的队伍前头已经到达了保卫科,后头还在寝室里穿鞋子找照相机。广播台的人也凑趣,在大喇叭里播放着过气流行歌曲《让世界充满爱》。一切就像梦。后来警车开了过来,大家一下子回过神来,好像电影放完了的感觉,那伙抄砖头的全都跑得没了影子,警察要找齐娜,齐娜也混在人堆里溜回了宿舍。

  我对齐娜说:“你觉得吗,你就像是荒诞核心的发动机。”一扭头发现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原来是小广东过来了,齐娜正挽着他的胳膊说话,越过小广东的肩膀,她冲我做了个鬼脸。

  我想,她和小广东已经熟到可以开他电脑的程度了。这个判断不会有错。

  扫雷

  电脑公司那边,我凑了一个黄道吉日才去。在商场地下室遇到学长,我问他亮亮去哪里了,学长说亮亮被分配到一个居民区附近,专门做社区维修,给菜鸟用户装机杀毒。这份工作比较自由,有点像水电维修工,干久了以后,根本就不屑于坐办公室。学长说着大笑起来。

  学长和我是同乡,比我高两届,也是做社区维修出身的,其人智商极高,不知为什么有点倒运,读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学历既不显赫,自然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但也不至于在电脑公司做装机员。究其原因,还是倒运。桃花运倒是不错,工作第一年就在社区里找了个女朋友,得感谢那台病毒频发的电脑,很快便结婚了,老婆对于管理男人可比管理电脑在行,再也不许他去社区闲逛,调了岗位,从此就在地下室里给那些买电脑的人装软件。第二年避孕失败,匆忙结婚,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人生彻底定型,不管是健康的还是畸形的,再无其他花样可玩。

  当初就是靠着同乡的关系,托学长把我搞进电脑公司实习,不料我干了几个礼拜便甩手离开。他十分不解,问我:“待遇太差吗?实习期间不要太在乎这个,骑驴找马,有一份工作经验以后跳槽容易些。”我说都不是,不为待遇,不为工作环境。

  “那是为什么?”他托着眼镜问我。

  “想回到学校里,比较完整地过完这段时间。”

  “理解。”他严肃地说,“我就是缺乏完整的生活,你看,才二十四岁就已经有小孩了。”

  “某种意义上,你的生活已经完整了。”我说。

  恰好是吃午饭的时间,学长捧着盒饭在电脑前面和我聊天,顺手打开在线围棋观战。学长的围棋大概是业余二段,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我问他为什么不下一盘,他说:“我老婆说下围棋浪费时间,不给我下,就戒了。”

  “上班时间老婆又不会管着你。”

  “不行,会心痒,回家比死还难受。”

  我叹了口气,心想,回家陪着你这个老婆难道就不是一种煎熬吗?

  学长从WINDOWS附件游戏栏中打开扫雷游戏,说:“我现在玩扫雷,这个游戏可以看作是反向的围棋。”

  我说:“一样浪费时间啊。”

  学长说:“但不会那么痒。”说着打开扫雷英雄榜给我看,“看,最高纪录九十四秒完成高级扫雷。没开启作弊哈。”

  “厉害啊。”

  学长吃着盒饭说:“玩了两个月才有的纪录,平时都在一百二十秒以上,忽然有一天打出了一个一百零二秒的纪录,非常惊讶,接着再玩,当天就打出来九十四秒,真是好运连连。不过,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打进一百秒了。”

  “好运消失了。”

  “不,极限到了。”学长继续扒拉着盒饭,“你一定觉得很无聊吧?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玩久了发现它隐藏着很多人生的真谛。”

  “具体来说?”

  “比如说,它是一个高度重复的游戏,只是其中的排列组合千变万化。新手玩扫雷,只是为了能够通关,胜利了就结束了,就失去了兴趣,但事实上寻找极限才是这个游戏的真正目的。在玩的过程中还会发现一些排列组合的必然性,比如121的组合,一定是两个1旁边有雷,1221的组合一定是两个2旁边有雷,看上去是个小技巧,但在扫雷游戏中是改变命运的强力武器。”

  “有意思。”

  “扫雷游戏并不存在输赢,因为输的次数百倍于赢的次数,所以输掉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在临近胜利时挖爆了雷才会有一丝挫折感。失败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学长吐出一把带鱼骨头,继续说,“菜鸟们考虑的问题很简单,只是如何胜利一次,如果是入门级的玩家,考虑的就是寻找极限位置,这对鼠标和大脑计算能力的要求都很高,是所谓技术范畴的东西。”

  “高手呢?”

  “高手早已达到极限,寻找的是突破极限的机会。只是机会而已。这时你会发现,技术和运气都只是一个因素,突破极限是一切因素综合到最佳状态的结果。一旦突破了,那种感觉,既不是胜利的喜悦也不是人在高处的空虚。”

  “是什么?”

  “某种等待了你很久的东西,忽然出现了。注意,不是你等待的东西,而是等待你的东西。”

  “这个体验恐怕很特殊吧?”

  “一般的特殊,毕竟只是一个扫雷游戏而已。”

  学长终于扒拉完了盒饭,泡沫塑料盒子里还剩一个完整的狮子头,我以为他会带回家去吃,不料他用一次性筷子戳着狮子头,举起来,细细地品尝。显然,这顿盒饭也暗藏着人生真谛。

  他左手举着狮子头,右手点击鼠标,眼花缭乱地玩起了扫雷。这一局死于半途,在一个细微的地方出了错,点中了雷。他解释道:“鼠标没问题。刚才是我计算失误了。”接着第二局,点开了一片空地,不久就死了。他解释道:“太多的空地有两种可能,非常容易或者非常难,刚才那局我就是玩不下去了。”第三局一路顺风,结束于一百二十八秒,他放下鼠标,摇头道:“人生充满了平庸的胜利。”过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当然,失败也是平庸的。”

  等他吃完了饭,我让他破解小白的邮箱。他皱着眉头问:“破解?哪个网站的邮箱?”

  “雅虎。”

  “那就破不了了,雅虎的邮箱怎么可能破得了?”

  “上次我打电话问你,你说可以的。”

  “上次我以为你是要黑了哪个邮箱呢,爆邮箱很容易的。”

  “废话,那个我也会,还用得着找你吗?我要破解邮箱。QQ号你以前不是经常偷的吗?”

  “那是两码事。”学长说,“雅虎的邮箱是破不了的啦,如果我能破雅虎的邮箱,我还会在这里混吗?FBI早就请我去上班了。任何门户网的邮箱,除非你能进入后台,通过网络是没有办法破解的。话再说回来,要是雅虎的邮箱那么容易破掉,雅虎早就倒闭了。”

  “好吧。”我摇头认输。

  学长回去开工。电脑公司的生意出奇的好,沿着我的左侧一排坐着十二个装机员,学长也在其中,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都穿着一种黑色的运动服,手臂上有橘黄色的条纹,从肩膀直到手腕,是某电脑品牌的纪念品,脚下无一例外都是运动鞋,脖子上无一例外都挂着身份牌。我坐着,长头发的接待小姐给我递上了一杯水,发现我并非顾客,而是曾经在这里实习的夏小凡,也没有生气,倒还对我笑了笑,说:“好久不来玩了。”

  我曾经也坐在那十二个人之中,每天干到夜里九点,直到楼上的商场打烊,电脑公司的员工走得稀稀拉拉的,我便独自去茶水房那边抽烟,在下班离开之前我习惯于抽一根烟,在压抑的地方释放掉某种情绪。每晚的九点,长头发的接待小姐在茶水房打扫卫生,她背对着我,蹲下,站起,头发在跳动,裙子后面的拉链像是要被她丰满的臀部撑至裂开。我像个色情狂一样看着她的背影,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她是浑然未觉呢,还是如芒刺在背?

  深夜,我回到学校,老星从上海回来了,在空荡荡的寝室里坐着。我问他:“带了什么土特产回来吗?”老星说:“上海有什么土特产?五香豆,大前门。”我说:“中华烟。”老星说:“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说罢很舒服地枕着后脑勺,躺在床上。我心想,你丫就乐吧,齐娜变心的事情你大概还不知道。不料他随后就说:“听说齐娜和小广东搞在一起了。”

  “咦?你好像并不伤心嘛。”

  “我更多的是诧异,齐娜,多么地爱猫啊,她怎么会看中一个吃猫的家伙呢?”

  我原想刺激他一下的,可他竟如此坦然,我反而要替齐娜开脱了。把德国公司人事部的事情说了一遍,老星不屑地说:“这种事都能相信,这年头以介绍工作为名义骗财骗色的到处都是。”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小广东是在撒谎,我不觉得齐娜会愚蠢到上这个当,”我在适当的地方等着老星,“唯一的解释就是齐娜真的爱上小广东了。”

  老星在床上打了个滚,“我忽然想起那只叫钾肥的猫,你还记得吗?”

  “记得。”

  “后来它去哪里了?送走了?”

  “死了。”

  “噢。”老星说,“上帝保佑钾肥的灵魂去天堂。”

  老星去上海颇有斩获,在一家网站应聘,那公司正拉到一笔风投,像发了酵的馒头一样膨胀,原先紧巴巴的一团面粉变得又白又肥,松软可口并热气腾腾。与老星同去应聘的还有数百名IT学子,来自T市工学院的老星本来被淘汰的几率极高,不料福星高照,公司负责招聘的一位总监竟然是T市人,纯粹是出于无意识,这位总监在面试时和老星多聊了几句,发现老星是个善于沟通、具有团队精神、能够讲几句经典格言的社会新鲜人。就一个社会新鲜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这种表象更能蛊惑人的呢?

  “下个月和你一起去上海,把你也弄进去。”老星说。

  “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办。”

  “随便你,我带亮亮去也行。亮亮呢?”

  “介绍他去我以前干过的电脑公司了,毕业就能转正的。”

  “像开会那样坐成一排给人装机?”

  “不,像擦窗户工人一样骑着自行车上门服务。还记得《布拉格之恋》吗?偶尔会有艳遇的。”

  “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把他卖到泰国去。”

  灵魂出窍

  “和男人睡在一起,像现在这样,总觉得像是盲人过马路,有一个人搀着,也就这么走过去了。”

  “你就说是盲目呗。”

  “不,不是盲目,心里比什么都清楚,就是想走过马路呗。有一个人搀着走过去。没有人搀着,自己琢磨着也能走过去。”咖啡女孩说,“有人搀着最好,并不介意那个人是谁,说不定是另一个盲人呢。”

  我无话可说,坐在床沿上抽她的七星烟。

  从这儿向窗外望去,是整片的筒子楼,灰黑色的外墙,暗红色的斜坡屋顶。房子都是四层楼高,掉了漆的木制窗框,有些人家已将其改造成铝合金或是塑钢,无数根镀锌管焊就的晾衣杆水平地伸出,也有部分被改装成铝合金伸缩式的,局面活像阅兵式上不小心跑进了几个小丑。

  她租的屋子就在其中,位于四楼朝北的一间,家具极其简单,夹板做成的柜子和床,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一个半人高的旅行箱,放在床边,分量很重,显示着她随时都要离开的状态。煤卫是与对面人家合用的,筒子楼的特色,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许还能体验到一丝独特的情调。

  和她做爱完毕,我坐在床沿上看了一会儿风景,问:“T市像这样的筒子楼还有多少处?”

  “问这个干吗?”她已经穿好了内衣,说,“都是六十年代造的房子,放在以前来说,比那些平房气派多了,现在是一钱不值了。市区还有一些,大概都在拆迁吧。很快这里也会被拆掉。”

  和她做爱并没有感觉到她是个盲人,也许那只是她的比喻,也许我们只是作为黑暗的一部分来到他人身边,并没有带来光明,这种情况发生得多了,会令人误以为自己是个盲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哪来的那么多热情洋溢,可以让黑夜变成白天?

  在做爱换体位时,我要求她站起来,双手撑住墙壁,腿分开。她很顺从,那姿态像午后阳光下自然舒展的植物,她微微踮起脚尖,侧过头对我说:“喜欢这样?”

  是的。

  这是下午,光线透过白色窗帘很柔和地照在她的身体上,四周很静,但仍然能听到天空中鸽哨的声音和楼下自行车的铃声,我没有急于进入她,而是站在她身后凝视着她的腰臀。两年前在看台背后的那一幕再现于我眼前,当然,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别,黑夜中裙底绷成直线的内裤,和午后安静的房间里她的裸体。我像是一个在碉堡前面迷失了记忆的掷弹兵。妈的这感觉太糟糕了,一秒钟之后我便反应过来,凑过去,将脸深埋在她枯草般的头发里,闻到一股烟味。

  聊过了筒子楼,她说烟没有了,我说我去买烟,但她已经套上了一件宽大的外衣,穿着拖鞋往外走。这确实比我的牛仔裤和球鞋方便。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都是些没名堂的事情,煤卫合用蟑螂横行的筒子楼,小白曾经对我说起过。斜眼少年的家就是这样的地方,如果是一部惊悚电影的话,这小子搞不好就住在我的隔壁,他就是煤卫的合用者。天知道,小白此刻又在哪里呢?

  我套上牛仔裤和球鞋,裸着上身走出去,在筒子楼的走廊里逡巡。走廊如墓道般安静而幽暗,住户们在这个平常无奇的下午大概都在上班,楼道里一共有十来户人家,每一扇窗子都拒绝我的窥视,有些贴着窗纸,有些将隔年的挂历封在窗口,有些干脆就是毛玻璃。看不清内容,我打消了妄想的念头,回到她的房门口,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门就在我的眼前关上了。

  这下真的成了墓道。

  我站在门口,光着上身,自然不可能到处乱跑,便静等她回来。起初还好,后来觉得有点冷,毕竟还只是五月的天气,筒子楼里阴气森森的。很久之后,听见楼梯口传来脚步声,嚓嚓的,拖鞋沓过地面。那应该是她,也可能不是她,直到她的身影出现在楼道里,我才松了口气。她不但买了烟,还有两听啤酒和一圈卫生纸。

  “门被风吹上了,我出来了。”我说,感觉这话的顺序反了,“带钥匙了吗?”

  “没有。”她说,“我去找房东拿钥匙,不过会很久,你这样子挺得住吗?”

  “倒也不冷,就是太难看了。”

  她放下手里的塑料袋,推了推隔壁卫生间的门,那门没锁,她走进去,对我说:“有一次看到对面楼里的人家,大概也是忘记钥匙了,就是从卫生间爬过去的。”我也走到窗口看了看,筒子楼和我居住过的老式公寓不同,没有阳台,两扇窗户之间相隔约两米,她的窗口有一根晾衣架戳出去两三米远,中间有一根落水管和一台空调。大概是出于装饰的原因,外墙沿着楼板处有一条凸出的水泥条,不会超过三公分,也就是说,想到达隔壁的窗户,必须踩在三公分宽的水泥条上,迅速移动身体的重心,左手拉住落水管,右手再趁势搭上晾衣架即可。

  我说:“可以试一下。”

  “小心噢。”

  “有绳子吗?给我弄根保险带。”

  她从走廊里的一堆破烂里捡出一根尼龙绳,商场里绑货的那种。我看了看,长度恰好,强度则未必,没办法,将绳子绑在腰里,另一头交给了她。她看着我做这一系列的动作,既没有嘉许也没有反对,就这么看着。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醒醒,你这个状态,我就算装了保险绳也会摔下去。”她这才噢了一声,将尼龙绳缠在手臂上,两手拽住。

  我在原地稍稍活动了一下,驱散一点屋子里的阴冷和做爱之后的倦怠,便爬上窗台,转身,面对着屋子,将身体挪下去,脚上踩到了水泥条,感觉放心了。我用双手扳住窗台,逐渐地将身体的重量落在脚上。水泥条很稳固,没有要置我于死地的意思。四楼的风很大,吹在我裸露的脊背上,很冷,像是有什么东西凝固了。我吸了口气,向着身体右侧的晾衣架伸出手。

  差了一截,必须有一个跃的动作。

  忽然想起了学长对扫雷游戏的评价:“某种等待了你很久的东西,忽然出现了。”极限的位置就在这里,我想我只能玩一次,不可重启,没有菜鸟或入门或高手的差别,尽管它仍然拥有平庸的胜利,但它的失败却可能是壮观的。

  我对她说:“托洛茨基对革命也抱有相同的态度。”

  “什么什么?”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成功了,只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失败了,就够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我说完,不再看她的脸,伸出手抓住了落水管,企图借力搭上晾衣架。事实证明,并非一切元素都是必要条件,现实不是益智游戏,那根落水管骗了我,当我抓住它并松开另一只手时,它发出了沉闷的断裂声。我向后仰去,这一刻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瞳孔在收缩,脸上怎么会有一种兴奋的表情呢?

  我闭上了眼睛,尽管尼龙绳的一头还被她握在手里,但凭直觉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已经失去了作用,她抓不住绳子,或绳子承受不住我的重量。我将成为自由落体,抱着对革命的领悟掉落在地上。

  三秒钟后,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在半空,落水管的断点在我的头顶上方,下面还连着。这样,我就像抱着一根旗杆在空中晃悠,又像一个撑竿跳高的运动员定格在半空。我的脚死死地踩住水泥条,分散着身体的重量。我说:“把我拽回去!”她茫然地望着我,这时我发现她手中的尼龙绳已经掉落,垂挂在我的腰间。

  我大喊:“救命!”落水管继续发出嘎嘎的声音,随时都会断裂。她还站在窗口,当我喊到第三声救命时,她如梦初醒般地向我伸出了手。

  后来她说:“刚才那一瞬间我灵魂出窍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眼前是黑的。”

  我喝着她买回来的啤酒,问:“你想告诉我什么?神秘现象?癫痫?”

  “是幻觉吧。我是个经常会产生幻觉的人,你有过类似的感觉吗?”

  “吸大麻时候有过。”我说,“也就那么一次。”

  “和大麻不一样,大麻让你舒服,幻觉只是副产品。”她说,“就是在一瞬间意识停顿了,眼前的东西全部崩塌,变得像布景一样。”

  “所谓呆若木鸡?”

  “进入异次元空间。”她说,“以后还会有这种情况的,你得小心点。”

  “没关系,五分钟之后我连心有余悸都过去了。”我说,“不过,你说对了,刚才那一瞬间,你身上确实有一种盲人过马路的气质。不仅仅是做爱时候。”

  我喝空了啤酒罐,将其捏成不规则的哑铃状,瞄着四楼的窗口扔了下去,过了很久都没听到罐头落地的声音,不知道它飘到哪里去了。“还是到楼下去找锁匠吧。”我光着身子往外走。

  终于有了一点进展

  老星决定向齐娜求婚。不知道他们睡过多少次,睡过了要结婚总之是件好事,但他好像是吃错了药,竟拽着我去了小广东的中介公司,齐娜正在里面和小广东接吻呢。老星大概是妒火中烧,说:“锅仔让我来问候你。”齐娜勃然大怒道:“滚出去!”五秒钟之后老星和我一起踏上了回寝室的路,听到身后传来小广东和齐娜哈哈大笑的声音。

  像是应景似的,在我们快要走到学校大门口时,下起了暴雨。雷声滚滚,天色暗得没有边际,随着雨水倾盆而下又一点点变亮。我和老星躲在杞人便利店的遮阳棚下,各要了一听可乐、一包烟。

  杞杞仍然是面无表情地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很巧合,电视里在放一部莫名其妙的剧集,男主角将一个戒指奋力扔向大海,大概是失恋了。

  老星说:“非得这么干吗?”

  “你买戒指了?”

  他像是掏零钱一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丝绒小盒子,里面有一枚黄澄澄的戒指,款式相当老土,但看上去分量很足,还带标签和发票的,看来是新鲜出炉。

  我捏起戒指看了看,说:“现在都流行铂金带钻的。”

  老星说:“带钻的我肯定舍不得扔了。”

  我说:“你也是脑子进水了,求婚跑到小广东那儿去干吗?你不会把她叫出来吗?”

  老星说:“第一,我叫了她三次她都说没空,只有我去找她,能找到的地方只有那家破公司。第二,我觉得在这种场合下,她的选择更具有说服力,将来不会后悔。当然,我没想到场面这么不堪,你说他们接吻为什么不关门呢?”

  我长叹道:“因为这种场面才是真的有说服力。”

  我们几乎是同时把烟蒂弹到了路边的水坑里,同时又点起一根烟。雨水不管不顾地从天而降,杞人便利的地基低于街道,大概比排水窨井还要低一点,水很快就漫了上来,杞杞站起来,脑袋伸出柜台看水势。我顺手撸了撸这孩子的后脑勺,这几年没见过他把脑袋伸出柜台。他的头发蓬乱,我把它撸得更乱了些。他被我撸过之后,人还是趴在柜台上,却缓缓地扭过头来瞪了我一眼,缓缓地收回身体,又坐到了原来的地方。

  我不是那种喜欢撸人脑袋的家伙,这一下纯粹是出于手顺。撸完了我就知道不对头,他头顶上有一块是软的,像小孩的囟门没有合拢的手感。

  我问:“杞杞,你头顶上怎么回事?”

  杞杞看着电视机不说话。老星想问我,我示意他不要插嘴,用很慢的语速对杞杞说:“杞杞,我妈是做医生的,我知道一点医学知识,你这个情况最好去医院做一个修补手术,像补锅一样用金属材料把头顶补起来。这样比较安全。”

  杞杞转过头,看着我:“太贵了,做不起。”

  “怎么会搞成这样?”

  “榔头敲的,头上的骨头都碎掉了,医生把碎骨头一块一块地夹了出来,留了这么大一个洞。”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有草鸡蛋那么大。“医生说不做修补也能活下去,可是人就变笨了,最好开个烟杂店,不用动脑子也不用东奔西跑的。”

  “什么时候挨的榔头?”我问。与此同时老星问:“谁敲的你?”

  “念初中时候。”杞杞看看我,又转头回答老星,“就是那个人干的,后来被枪毙了。”

  “看到凶手了?”

  “没有,从后面敲的,看不到。”

  “应该就是这么挨了一下吧?”老星把我推到前面,让我背对着他,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我的后脑。我有意趔趄了一下,雨水漫到了我的鞋帮。

  杞杞一直看着老星的手,过了很久,木着脸说:“太可怕了。”

  “怎么确定是被枪毙的那个人干的呢?”我问。

  杞杞思索了好一会儿,说:“他们都说是他。”

  雨停时,我和老星往学校里去。

  老星忽然说:“敲头的那个,他不是只敲女人的吗?杞杞是男的,对吧?”

  “我也在想这个事。”

  “有什么启发?”

  “说实话,完全糊涂了。”

  晚上我和老星躺在寝室里,都不说话,比我一个人在时还安静。后来有个男生推门喊我:“夏小凡楼下有人找。”我正想问谁那么大牌,敢把我喊下去说话,该男生已经走得没了影子。我从床上下来,天气已经热了,我趿了双拖鞋便走下楼去。

  男生宿舍楼下光线晦暗,并没有我认识的人存在,我在门口绕了一圈,点了根烟,忽然齐娜从侧面闪了出来,冲我招了招手,随即便消失在黑暗的树丛里。我跟了过去。

  齐娜穿着一身很不错的职业装,看来是去参加面试了。我故意说:“哟,换季了,红色大衣穿不上了。这套衣服是谁给你买的?”

  齐娜说:“甭跟我耍贫嘴,我拿到小广东的业务资料了,小白的记录就在这里面。”说完递给我一张软盘。

  我捏着这张软盘,觉得事情出了差错。

  “你和小广东那样热吻,到底是为了这张软盘呢,还是为了你德国公司的职位?”

  “两者兼而有之。”齐娜说,“也可能是我爱上他了。”

  “不爱老星?”

  “也爱。”齐娜说,“最爱的是你。”

  “我无言以对。”我说。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为了这张软盘和小广东激吻,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因素,都让我有一种负罪感。

  “请你吃饭吧。”我说。

  吃宵夜的时候聊起小广东。

  “一直不喜欢这个人。”我说,“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和他不是很熟,总觉得他面容模糊,有一半脸隐藏在黑暗中,如果他杀了某个人,公安局来找我了解情况,我恐怕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描述不清楚。”

  “因为不了解所以不喜欢?”

  “倒也不是。”

  “直觉?”

  “不是,我这个人直觉很差的,凡事做判断总有一点具体的原因。”

  “因为他吃猫?”

  “那恐怕又太片面了。吃猫的也不都是坏人。”

  “搞不懂你。”

  “我也搞不懂你咋会喜欢一个吃猫的人。”

  “他没有谣传得那么残暴,谁没事天天吃猫啊?”

  “吃过一个,最起码吧?”

  “我从来不问他这种事情。”齐娜说,“我只管达到我的目的,德国公司,顺便拿到你要的数据。”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德国公司的事情搞妥了吗?”

  “什么时候我把他搞妥了,他就把工作的事情搞妥了。”齐娜说,“你不就是想知道这个吗?反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去找小白吧。你肯定爱上小白了,没见你为谁这么卖力的。”

  “没有爱上她。”我干巴巴地说。

  “有些事情藏在你心里但你未必会知道。”

  “我心里的事情我全知道,你要是像小白那样失踪了,我也会来找你的。”

  “这算是甜言蜜语吗?”齐娜冷笑道。

  “有点儿。”

  “还有半个月就拿毕业证书,到时候一切赌咒发誓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她说得对,这一下子提醒了我,我只剩下两周的时间。不管是小白还是其他什么人,两周之后,世界将颠倒过来,或者说,世界将恢复它本来的面貌。这有点像找工作时经常被提到的deadline,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内心像电脑那样分区,因此只能设定一个又一个的deadline,让自己找到具体的方向。

  沉默了一会儿,我很突兀地说:“老星给你买了戒指。”

  “戒指?”

  “结婚戒指。错了错了,应该说是求婚戒指。”

  “好看吗?”齐娜的语气不像是在问一枚指向于她的求婚戒指,倒像是一卷卫生纸、一双运动袜。

  “有点老土,黄金的。”我老实地说,“不好意思,按说不该告诉你的,把你的惊喜都给毁了。”

  “套得上我的无名指吗?”

  “不知道。”

  齐娜举起她的左手,那只手的四根手指沿着第二道关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形,在打牌的时候我们都曾经看到过,两年前被校长的别克轿车压的。她阴郁地说:“你知道那家德国公司为什么没有录用我吗?因为我的手,打字速度不行,一分钟只能打二十个汉字,做不了文秘。这是小广东告诉我的。”

  我看着她的手说不出话来。她近乎是得意地笑了笑,说:“什么时候一起去祭猫吧,你还记得我把它埋在哪儿了吗?”

  “树林里。”

  “具体的位置?”

  “那得去了才知道。”我说,“它不一定会愿意见你,你这个和屠猫人接吻的家伙。”

  “你真是个臭嘴!我不和你去了!”

  依旧是那家位于六楼的网吧,我把软盘交给了账台后面的女孩,她在主机上替我把文件拷下来,传到我的电脑上。软盘里仅有一个EXCEL文件,我关了IE,打开EXCEL,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份客户资料大概足够让我去开一家相同的中介所了。第一部分是房地产中介,第二部分是劳务和职业中介,最后一页是家教中介。上家和下家的联系方式俱在,历史记录也清清楚楚,我暗赞齐娜,够可以的,基本上把小广东的公司都搬了出来。

  我在第三页上找到了小白的名字,不过,她的纪录是残缺的。对应的地址是“第五街6弄1号楼”,没有详细的门牌号,也没有对方的姓名。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借了网吧的电话打过去是空号。文件显示小白在那里做过四次家教,但没有具体的日期。

  这个地址我用脑子就能记下来。我到账台上付钱。

  女孩一边收钱,一边问我:“还以为你毕业了呢。”

  “还得有几天。”我笑笑说,“说不定还有机会再来打打游戏。”

  “上星期接到拆迁通知书了。我这儿明天关张,机器都搬到亲戚家里去,本来想办一张网吧营业执照,可是太贵了。”女孩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啦。想要旧电脑的话,我可以送你一台。”

  “我要出远门呢。”

  “也对啊。”脸色苍白的女孩,目光越过我,望向我身后的网吧。在那里,几台旧电脑、几把破烂不堪的椅子组成了令人心碎的风景。“祝你顺利。”她说。

  “你也顺利。对了,第五街在什么地方?”

  “从来没听说过,纽约吗?”

  “纽约只有第五大道,没有第五街。”我接过她递来的软盘,天知道,T市怎么会有用数字来命名的街道?

  楼道里照例是一片黑暗。我摸出打火机,时不时地打亮一下,借着微暗的火光,看着脚底的阶梯,半盲半猜地走了下去。

  走到一楼的时候,我再次感到了有人在暗处,这感觉非常不好。我用打火机照了一圈,除了几辆旧自行车外,再无他物。外面下起雨来,我顺势给自己点了根烟,冒雨往学校走去。

  猫的挽歌

  给钾肥去上坟,我选了星期四的早晨。之所以要挑日子,纯粹是想显得庄重一点,但星期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不具备任何纪念意义。被齐娜提醒了之后,我确实想去看看它,我没能找到齐娜,决定自己去,一个人未免太闷了,我对咖啡女孩说:“我去上坟,你陪我一起去吧。”

  她眨眨眼睛,说:“清明节早过了。”

  “五月才是上坟的好时光,天气不错,心情也好,”我说,“真奇怪,清明节为什么不安排在五月呢?”

  “五月的节日太多了呗。”

  我掰着手指头数:“劳动节,青年节,端午节……”她立刻纠正道:“端午是农历。”我继续数:“母亲节,还有世界无烟日。”好像还有很多,我记不得了。她说:“五月二十日是求婚节,520,‘我爱你’嘛。”我心想,老星听了这个不知道作何感想。

  “去吧去吧,离这儿不远,而且是一只死去的猫。”我说。

  她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问道:“刚死的?”

  “死了快两年了。”

  她拿了钥匙,随同我出去。空无一人的小街,在晴朗的天气里像一块碎碎的蛋卷,带着香甜,以及一丝小小的遗憾。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车子的踪迹,有纯黑的野猫横穿过马路,走过它身边时,她的鞋带开了,弯下腰系鞋带那当口,黑猫静静地看着她,看傻了似的。

  我们绕开了仓库区,走了一条两侧都是平房的街。转过一个弯,前面就是铁道高高的路基,路旁种着很大很密的水杉树,看不清铁轨。两年过去了,这里还是老样子,一点改变都没有。走过那家曾经收养钾肥的旅馆,她说:“咦?这里还有旅社?真想不到。给谁住呢?”我说:“卡夫卡说过,旅社总在等待着旅客。具体原话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舞厅总在等待着跳舞的人。”她说。

  “鞋子在等待着脚。”

  “手套在等待着手。”

  这么说下去便索然无味了。我很不正经地想,避孕套在等待着阴茎。不不不,避孕套光等待着阴茎是不够的,孤独的阴茎不需要避孕套,所以避孕套还在等待着阴道。这么说的话,避孕套的人生比旅馆复杂得多。

  我带着她向树林那儿走去。钾肥就葬在树林里。五月的草已经长高了,树荫在头顶上,晴空消失,有点压抑,细小的石蛾在明暗不匀的空间里飞行,像烧焦的纸屑。感觉上这片树林比当初更大了,本身就是人工林,可能拓展过,树也长得更高更密。

  我失去了方位,站在原地点了根烟。

  她问:“找不到了?”

  “有点迷糊了。”我说,“毕竟快有两年过去了。”

  “养了多少年的猫?”

  “啊,忘记告诉你了,那不是我的猫,是一个同学养的。”

  “看来你很喜欢它。”

  “他?指猫还是指我同学?”

  “当然是猫。”

  “也不算很喜欢,这猫活着的时候死样怪气的,既不会抓老鼠也不会讨好主人,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贡献。就算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而且还是个阉猫。阉猫和阉人不一样,历史上的阉人都特别有干劲,能量超出正常人许多倍,司马迁,郑和,魏忠贤,都是这样,但是一只阉猫就完全相反了,能量被彻底封锁,又不可能通过精神和社会层面转移出来,于是就蔫了。”

  “有意思。”

  “胡诌的。”

  “还是没说清楚嘛,为什么给猫来上坟?又不是你的猫,又不喜欢它。”

  我想了想,事情太复杂了,而且没有什么逻辑。我把猫的故事大致地说了一下,它神奇的力量使女主人总能在牌局上赢钱,它痛痛快快地吃掉了金花鼠,被送到屠猫人那儿差点送命,之后又很蹊跷地死在了小旅馆的孤独时光中,被我们埋在了树林里。

  可是猫的坟又在哪里呢?我在树林里走了一小圈,便明白我是不可能找到猫坟了,当初就只有鞋盒大小的一个土丘,雨水和铁道边的风早已消磨了它,很多圆叶子的小草覆盖着泥土。我微感惘然。圆叶子的小草开了很多蓝色的小花,米粒般大小,细细地铺洒在地面上。但愿钾肥能喜欢这些花。

  我们一直走到铁丝网边,离铁道已经很近了。铁丝网锈得不成样子,类似爬山虎或者牵牛花的植物紧紧地附在上面。靠近铁道的树林完全是另一种气质,荒草丛生,白色泡沫塑料的快餐盒随处可见,风中有股异味。沿着铁丝网再往前走,看到大片的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的根本走不进去。这种草叫做“加拿大一枝黄花”,名字很长,但很好记。关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故事我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咖啡女孩。

  “猫的女主人呢?”她忽然问我。

  “呃,说出来你不信,和那个屠猫人在谈恋爱呢。”

  “胡诌的吧?”

  “真事。”

  “你是来祭奠猫呢,还是来祭奠你和女主人的感情昵?”

  “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与其说是祭奠,毋宁说是告别。向虚无说再见。”

  猫的祭奠就到此结束了,有生之年,我大概不会再向人说起钾肥的故事。猫就让它安息吧,每说起它一次都像是打搅了它的灵魂。我们沿着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林线,斜向地绕过树林,向小路上走去。

  走了十来步远,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们同时停下脚步。沿着草丛的边缘看到一只花猫钻了出来,翘着尾巴,露出肛门和生殖器,大模大样地走了。

  “不会是猫又重返人间了吧……”我说。

  她拽住我,指向猫走出来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感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女式的坡跟皮鞋。极静的空气中微微传来凌乱的血腥感,与野草和树林格格不入的东西。在她指着的点上,也就是花猫离开的地方,是一只安静到惨白的脚,压着几根倒伏的草茎,身体的剩余部位在草丛深处,隔着草的缝隙,看到被杀的人呈现匪夷所思的姿势,既不像是在睡觉,也不像是在运动。那是一个人被抛向空中,随后由死神的照相机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个可怕的定格。

  好日子也像一口井,有时候运气不好,掉进去,再好的天气都会成为一个噩梦。这是咖啡女孩说的。

  她脸色煞白地退到树林里,抓住自己的头发蹲在地上。我用她的手机打110报警,声音很钝。在等待警车到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默然无语,一起抽烟,抽完了把烟蒂掐灭,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免得误导了警察,也给自己省点麻烦。

  五月末我忽然变成了学校的红人,先是保卫科干部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接着,消息走漏出来,有很多人来找我,问我关于凶杀案的事。寝室成了信访办,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走进来,问一通之后便又消失掉,有些沉痛,有些狗仔,有些非常专业地指出连环杀人案再度出现,因为死者同样是被钝器击中后脑,其作案模式与五月初发生在女生宿舍的那起案子非常相似。

  死者是一家合资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在警察做笔录的时候,咖啡女孩就指出了这一点。死者的上衣正是那家工厂的厂服,非常好认,是紫色的,用紫色衣服来做厂服的大概很少很少吧。咖啡女孩又告诉我,这厂里的管理层穿紫的,工人按部门分别穿蓝的、黑的,粉红的。我问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她说:“以前在那家厂里做过几个月,非常糟糕的地方。”

  来问讯的人多了,我陷入了一种迷惘状态。有人问:“你怎么会想到去铁道边的?”我愈加回答不上来。老星就打圆场说:“别问了,老夏吓呆了,毕竟是第一次看见死人。”我说:“不是第一次。”老星纠正道:“第一次看见被杀的人。”我阴沉地说:“也不是。”

  拉面头也来看了我一次,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和她上床,既不是中了彩票也不是倒了霉,而是偷错了东西的感觉,我需要一双球鞋结果却偷到了一双拖鞋,并且尺码还不合适。我想,和女孩上床总难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她大概也有类似的感觉,只能意思意思,在告别之前就相互怀念吧。

  她说:“嗯,是很可怕,女宿舍出事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批冲进去的人,场面血腥,到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惨状。”

  我双手握着装满开水的杯子不说话。

  “还没找到小白?”她问。

  “没有。你有消息吗?”

  “也没有。”

  “害怕吗?”

  “什么意思?”

  “敲头的杀手又出现了。”我说,“就像恐怖电影里的经典场面,明明已经结束了,胜利了,逃脱了,却在影片的最后让尸体又重新坐了起来。”

  她笑笑说:“你反正是要毕业了,对我来说,恐怖电影才刚拉开序幕呢。看来我得去找个固定的男朋友了,哪怕仅仅为了壮胆也行。”

  “是个好主意。”

  她站起来说:“那行,我先走了。”我说等一等,我从床头拿出T市的地图问她:“知道第五街在哪里吗?T市居然有一条街叫第五街。”

  “地图上找不到?”

  “没找。中国哪个城市有用数字命名的街道?”

  拉面头说:“你这就无知了,这得要我本乡本土的人才知道。第五并不是fifth的意思,而是一个姓,就像张家巷王家弄杨家桥一样,‘第五’是一个复姓。好像是明朝有个当官的姓第五,街就叫第五街了。”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街第二街什么的,只有第五街。”

  “T市是这样,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也许有人姓第一第二呢。”她用食指关节敲敲地图,略带嘲讽,“自己找吧,就在市区,很好找的。以你的智商,这不是什么难事。”

  夜行少女和我

  深夜我独自在校园外面走。

  如果我有一辆汽车,此刻一定是听着Lush乐队的歌行驶在未完工的高架上,或者是摩托车,或者是自行车哪怕三轮车,但这个夜晚我只是用双腿在黑暗的街道上走,Discman里的电池耗尽能量,我把耳机挂在脖子上,双手抄在裤兜里,用口哨吹出“Lady—killers”的曲调。那调门单薄、凌乱,像树叶漂浮在一池黑水上。

  学校大门已经关了,门房大爷鼾声如雷,根本喊不醒。最近管得严,即便喊醒他,我也会因为迟于熄灯时间回宿舍而被学校警告,这是一个悖论,你可以第二天清早回来,也可以不回来,但你不能晚回来。我绕着墙走,想寻找一个翻墙进去的地方。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学校的墙头不知何时竟竖起了高高的铁丝网,大概是女生宿舍出事以后加装的,非常有效,至少我是没法翻进去了。

  我绕了两圈,束手无策,香烟也抽完了,按照惯例,在严查时期最好的办法是去网吧里蹲一宿,但想起脸色苍白的女孩已经把网吧关掉了,若再让我换一家,又觉得麻烦。犹豫时,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嗨。”

  我吓了一跳。在行走时,我一直处于一种半失神的状态,并没有注意到有人跟着我,回头看见一个头发遮住大半张脸的女孩,近在咫尺,悄无声息。我的呼吸停顿了五秒钟,才问:“你是谁?”

  她说:“我迷路了。”

  她穿着高中生才有的校服,宽宽大大,裤管挽起,露出很不错的小腿,脚上穿一双红色的匡威,背着一个双肩书包,看上去非常沉重,把校服勒得紧紧的,以至于她只能略佝着腰和我说话。我试图看清她的脸,借着暗淡的路灯光,看到的是她嘴唇上打了一个银环。

  从发型上看,像个女鬼,女鬼是不是穿校服打唇环脚踏匡威就不知道了。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她问我。我点点头。她抱怨地说:“我是来这边仓库听摇滚乐的,喝了点啤酒,散场以后在马路边睡了一觉,醒过来都深夜了,同伴不知道去哪儿了。想起以前有个学长在工学院念书,就过来想投靠一下,靠,没想到,大门紧闭,还有铁丝网。想离开这儿,可是绕不出去了,路都黑漆漆的。我头一次来这里。”

  “跟着我干吗?”

  “听见你在吹口哨,Lush的Ladykillers嘛,心里想跟着你走,总能走出这片的。没想到你绕着学校走了两圈。你还打算继续走下去吗?我以为你鬼打墙了。”

  我被她逗乐了,指指侧面的一条马路,说:“从这儿出去,见十字路口就右转,你就能找到大马路。”

  “靠,”她很不满地说,“反正也半夜三更了,我没地方去了。”

  “回家。”我说。

  “回家等着挨打,我傻啊?”

  “你是高中生?”

  “嗯,快要辍学了。”

  “听过Lush?”

  “嗯,很不错的。”

  “那么,我继续绕圈子,你呢?”

  “我还是陪你绕圈子吧,我头一次遇到喜欢Lush的人呢。”

  “我也是。”

  夜晚很冷。女孩的校服里面就是一件汗衫,印着格瓦拉的头像。她的身材有点胖墩墩的,还是青春期的那种肥,格瓦拉被她的胸部撑起,很滑稽地咧着下颚。得是D罩杯吧,我不怀好意地想。

  她觉得冷了,抱着胳膊搓了搓,接着把裤腿放了下来。

  我说:“深更半夜在路上,还喝醉了睡觉,这很危险哟。”

  她满不在乎地说:“每个人都这么说。你算客气的,我爸妈直接说我是不良少女。其实我也不是每回都喝醉的,又不认识什么流氓土匪,典型的良家少女。”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烟,给自己点一根,又问我:“抽烟吗?”我说:“抽。”

  于是我和一个如此行状尚且自称是良家少女的高中生,沿着学校的围墙,继续走。

  “知道最近出过命案吗?”我说,“有一个专门拿榔头敲人脑袋的,敲的都是女孩子,在这一带活动。杀了两个人了。”

  “老早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念初中。”

  “现在又出来了。”

  我语气严肃,绝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哆嗦了一下,说:“真冷。”

  “以后少来这儿,尤其半夜里。”我警告她。

  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色,况且被头发盖着。只觉得她在咝咝地吸气。转过一个弯,街道变窄,路灯更暗了,脚下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已经到了工学院的后门处。那扇铁门长年紧闭,早已锈成了一团。路上没有人,我问她:“害怕吗?”她老实地回答道:“刚才走两圈都不害怕,现在有点怕了。”

  “所以,以后不要出来闲逛。”我趁机说,“社会比你想象的复杂,不,不仅是复杂,而是可怕。世界比你想象的可怕。即使你有很好的直觉,外加很好的社会经验,很多时候还是会搞砸掉。最好还是回到学校里去,念书,玩,考个随便什么大学混几年,然后出来找工作。女高中生跑摇滚场子,喝醉了睡在马路上,简直是坏人的靶子嘛……”

  她打断道:“我看出来了,我刚才就不应该过来喊你。被你吓了个半死,又教训个半死。”

  我说:“这样比较好,别等我绕到第三圈的时候看见你趴在前面路上,脑袋开花了,还得我去报警。”

  她说:“你真是个怪人,大半夜的出来绕圈子,你也许就是敲头杀手呢。”

  我本想吓她一下,说我自己就是杀手,又觉得不合适,她若尖叫起来,真的有可能把宿舍里的人都吵醒。况且,虽然是个素昧生平的女高中生,走在黑暗的夜里也会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我说:“我是有点怪,但我不是杀手。放心好了。”

  她说:“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敲头杀手都是些内心很压抑的人,不可能听过Lush。”

  “奇怪的逻辑。”

  继续绕圈子。

  我问她:“为什么要辍学,家境不好?”

  “家境没问题,父母都是公务员,念的学校是全市最好的,我是这所学校里最差的。”她拍拍自己的脑袋,“就是读不进书,无论老师讲什么都听不明白,用功也是白用,浪费时间罢了。已经旷课三天了,再不被开除就没天理了。”

  “喂,你不会是离家出走的吧?”

  “正是,大哥!”

  她开始对我讲她的家庭。起初是为自己的离家出走找一个理由,后来完全变成了抱怨,其主题不外乎少女脆弱的心灵被禁锢并伤害了,一百个离家出走的少女中怕是有九十九个都会说出相同的话,电视剧和小说也都是这个套路。最后她总结道:“成人世界充满了虚伪,我不想长大!”

  “日本漫画看多了。”我说。

  “什么?”

  “日本漫画里不都是这种套路吗?青春期拒绝长大,动不动就说成人世界虚伪,想要一个纯真的世界,认为是成年人污染了孩子们的纯洁。”

  “难道不是吗?”

  “那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挣你们的钱,对你们进行的精神贿赂。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资本家制造出来欺骗你们的。包括摇滚乐,你所喜欢的唱片也是资本家挑选出来卖给你的,顺从也好,叛逆也好,都是现行世界的合理体系。”

  “听上去有点意思。”

  “这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东西,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但并不意味着就适合你。你要是什么证件都不带,出门就被城管送到收容所去了。唱什么摇滚啊,现实比摇滚刺激多了。”

  “我看出来了,你是个愤青!”她哈哈大笑地说。

  一共走了八圈。

  我觉得腿酸,脚发木,除了冷之外,最要命的是饥饿感汹涌而来。“饿了。”我说。女孩说:“我都快冻死了,而且很困,三天没怎么睡了。”

  我们停下脚步。停着的地方恰好是在杞人便利门前,店当然早已打烊了,惨白的路灯照着卷帘门,寒光闪闪的。女孩卸下双肩背包,从包里掏出一包苏打饼干给我,我顺便看了一看,包里装了不少唱片。

  “离家出走带这些东西干吗?”

  “我爸妈只要看见CD就会扔掉,还有日记本,藏得再好也会被他们找到,害得我只能带着这些东西出门——每天上学都带,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光情书就有三十多封,后来索性连课本都不带了。”

  “太不幸了。”我一边嚼着饼干,一边问她,“有手表吗?现在几点了?”

  她掏出手机看了看,“快三点了。”

  “给你爸妈打个电话,我送你回去,或者让他们来接你。太晚了,毕竟不太好,离家出走三天是个极限,估计你爸妈已经报警了。再不回去,家长就该急疯了。”

  她把手机屏幕凑到我眼前,“大哥,停机了,看,中国电信的信号都没有了。我这个手机因为老是和男同学发短信,被我爸妈知道就不给我缴费了,平时就当闹钟,晚上还能做手电筒,就这点作用了。我的经济命脉已经被我爸妈给掐死了,现在最强烈的念头就是去打工,挣点钱,流浪流浪算了。”

  我想嘲笑她,无论谁听见她用这种语气说“流浪”,大概都会嘲笑她。但有一个轻微却清晰的声音打断了我,是从身后马路的黑暗处传来的,叮叮的几声。她也听见了,回头往那儿看。

  黑暗之处寂静一片,既看不清什么,也不复有声音传来。

  “什么声音?”她压低嗓门问我。

  “一元钱的钢蹦掉在地上了。”

  她“噢”了一声,猛地明白过来,挺直了腰杆像是被电了一下。“你是说那儿有人?”

  “不能确定。”我一直没动,站在原地向黑暗中凝视。那确实是钢蹦落地的声音,那种声音是独特的,甚至在喧嚣的街道上你都不会错过它。

  我凝视着黑暗处,我想那个人也在看我。他隐身于其中,那么,权当这黑暗就是他的双眼吧。我等待着他从暗处走出来,露出他的眼睛,即使手里抄着榔头也没什么,这点距离用冲刺的话只需要五秒钟就能杀到我眼前,而我是不会逃跑的。

  一阵风吹到我身上,黑暗依旧是黑暗。没有人出现,没有榔头,只有成人世界的虚无与我对峙着。

  女孩紧张得不行,我却松弛下来,还记得继续吃手里的饼干。吃完了,我把地上的双肩书包拎起来,给她背上,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不过你得跟着我慢慢往后退,要是像刚才那种走法,保不齐被人敲一锤子。”

  她说:“好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现在和我一起竖起中指,用平静的声音对他说:傻逼。”

  她哈哈大笑,向着黑暗,果断地做了这个动作。傻逼。真是个不错的女孩。

  我把她带到了咖啡女孩的住所,这是我当晚唯一能去的地方了。咖啡女孩居然还没睡,拉开门,诧异地看着我。我把情况一说,她迟疑了一下,放我们进去了。

  到了屋子里,女孩卸下书包,又跑出去上厕所,回来之后倒头就睡。

  多余的故事

  “你不错啊,”咖啡女孩半带讥讽地说,“随随便便就能在街上捡一个女孩,还带到我这里来。编了个钢蹦掉在地上的故事吓人家。”

  “没编,那声音我和她都听见了。”我喝着热茶,答道,“不过,也许是风吹落了什么东西。”

  “狂奔过来的?”

  “且走且退慢慢过来的,总不能把姑娘扔下啊,再说了,就是一团黑而已,并没有具体的人出现,跑起来未免太丢人了。”

  “看不出你还挺有安全感的,靠得住。”她嘉许地说。

  “时势耍狗熊,由不得我,也许哪天拔腿就跑了呢。”

  我看了看女高中生,她已经睡熟了,像只虾米一样蜷在床垫上,盖着咖啡女孩的被子,轻轻地打鼾,间或有炒黄豆一样的磨牙声。

  “打搅你了。”我说。

  “没关系,正好我也睡不着,乐得让一个床出来。”她说,“本来靠在床上是要睡着了,做了个噩梦,梦见凶手来敲门,惊醒过来竟真的听见敲门的声音,吓得我一身冷汗。睡不着了,咱们说说话吧,这两天心情糟透了。”

  “我也是。所以出来绕圈子。”

  她拉拉我的手,说:“随便聊点什么吧,讲个吓人的故事也行,只要把那个印象给覆盖了。”

  一九九八年冬天,我们寝室的人异想天开地要去抓那个敲头杀手,当然不是现在这个,而是已经被抓住并枪毙的,他杀了我们学校的校花。但是我现在想想,并不能确定这一片只有这一个敲头的,你只要稍微看过一点关于变态杀手的电影,就会知道,这件事有着超乎常理的一面。

  一共七个人,我,老星,亮亮,锅仔,还有两个男的也是我们寝室的,叫某甲和某乙吧,最后一个女孩叫齐娜。

  那是冬天的夜晚,我们在新村的网吧里玩cs,出来以后沿着小街往学校方向走。冬夜格外冷清,由于敲头杀手活动猖獗,路上没见一个人,和今天晚上一样的情景。那会儿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学校已经关门了,但我们可以从墙头翻进去。

  我们一伙人经常打牌,打牌有输有赢,但那几天亮亮和齐娜的手气太盛,以致于把我们的饭钱都赢走了,搞得我们都没心情再玩,只能出来上网。上网的钱是齐娜和亮亮出的,还请客吃了点心。其中只有锅仔是蹭吃蹭玩,他不打牌。

  走到半路上,某甲忽然提议说,我们去抓抓敲头杀手吧,这会儿月黑风高,正是杀人的好天气呢。我们就说,别扯淡了,校花死的那天天气很好,夜空晴朗,风是又温暖又凉爽,她还不是照样被杀了吗?某甲说,你们知道吗,公安局悬赏几万块抓这个人呢,真抓到了,我们一人至少分到一万,我们有七个人,不用怕。我们说,有七个人在,傻逼才会冲上来敲人,这不是找死吗?某甲说,我们可以找一个人做饵。

  做饵,当然得是女的。齐娜说去你母亲的蛋,我才不做如此愚蠢的事情。

  但是某甲特别来劲,他把某乙拉了过来。

  某甲和某乙是T市本地人,并且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一起考到我们学校。我们都住校,他们两个也在寝室里占了一席之地,但经常会回家去。某甲和某乙有他们自己的圈子,都是那所中学的,都认识。在这个圈子中,某甲是个呼风唤雨型的人物,很多事情都能摆平,某乙像个跟班,矢志不渝地跟着那些大人物,既然某甲和某乙在一个寝室,那么,某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某甲的私人跟班。这是他们俩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对不对?

  某甲将某乙拉了过来,说,某乙啊,你来扮女的吧,我们这里只有你的身材像女人。

  确实,某乙长得又矮又瘦,其身高大概和齐娜差不多,还没有齐娜胖。某乙起初是拒绝的,但他那种态度让人觉得,他只是在拒绝一杯敬过来的酒。某甲并没有强迫他,某甲非常友好,非常亲切。于是,某乙顺从了,谁让他是跟班呢?某甲又说,鉴于某乙做饵,如果抓到敲头杀手,某乙应该多拿点奖金,给他三成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无聊,但就像一出烂片,我已经退回到观众席上,自然也只能看他们演下去,我点头同意,其他人也嘻嘻哈哈地表示没有意见。

  给你三成,董事长走前面去。某甲说。

  你知道这只是个游戏,你在游戏中是不能发怒的,也不能横加指责他人的残暴,这和cs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某甲其实早就考虑好了,他说,某乙这身装束太不像个女人,建议他和齐娜换身衣服。齐娜穿的是一件白色带毛领子的羽绒风衣,过膝长。某乙穿着棉夹克。齐娜瞟了某甲一眼,说,好哇,要玩就得玩真的。她和某乙交换了衣服。某甲又把自己那顶阿迪达斯的绒线帽戴在某乙头上,这下某乙从后面看过去就完全像一个过路的女人了。

  往哪里走?我们已经走到学校边上了。老星说,某甲,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仓库那边去?某甲说,不是我带你们去,是我们一起去。

  我们走到了靠近仓库区的地方,听到远处火车开过的声音。

  某乙走在前面,我们跟在他身后二十米远,有路灯照着。某乙时不时地回头看我们一眼。某甲说,不要回头,回头就露馅了,你在前面走着,有事我们会冲上来的。这时某乙总算雄起了一点,骂道,我靠,某甲我他妈的要被你玩死啊,我不玩了。某甲过去安抚他,连损带捧的,好像某乙不参与这个游戏,他就会被立即排挤出他们的圈子。我不得不承认,某甲的态度是友好的,所谓谑而不虐,但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到底有哪儿让他觉得有趣呢?是这个游戏好玩,还是某乙本身好玩呢?

  某乙继续在前面走,说实话,他走路的样子还真有点像女人,带内八字的。我们跟得很紧,二十米的距离显然是太近了,敲头杀手要敲某乙的话,恐怕得插队插进来。这个距离被我们自觉地拉开了,某甲没有怂恿,而是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了,自觉地将某乙撂在了前面。最后某乙收缩成了一个很小的白影子,我们呢,谈不上是在跟他,我们只能是遥遥地望着他,甚至连望都望不太清了。锅仔说,这点距离又太远了,真要是有个杀手出现,某乙必然是被敲死,然后凶手被我们捉到。某甲说,你们都不知道吧,死掉的校花是某乙的暗恋对象,爱得死去活来都没找到机会表白,他这也算是为爱付出。

  在我认识某甲的两年时间中,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爱挤兑人,爱出风头,并不幽默但自以为很幽默(我是多么受不了这种人),有时你觉得他什么都明白,有时又觉得他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白痴。

  鉴于某甲和某乙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多说什么。其他人也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只有锅仔对那几万块的赏金有点动心,不过他很快也明白了,这是一个游戏,真要撞上杀人狂的话,赏金未必会有。医药费是肯定少不了的。至于某甲,他是最投入的人,他一直在对我们讲某乙暗恋校花的事情。

  直到跟丢了某乙,这件事变得不好玩了。

  我们沿着仓库区外围的一条街道走着,我们没有进入仓库区,那里的道路呈棋盘式,墙也好,房子也好,看上去都差不多,走进棋盘里,人会有种茫然之感。再往里走就是铁路,铁路将这里硬性地划分出一道边界。路上没有行人,一度有几辆卡车排队开过我们身边,车灯闪耀,喇叭震天,它们过去之后,整个世界无可挽回地陷入寂静与黑暗中,这时我们发现某乙消失了。

  我们喊他的名字,除了招来仓库区里狼狗的吠叫之外,没有任何回音。我们站在原地做了一番推论,有说某乙已经偷偷回去了的,有说某乙可能躲起来的,但没有人说某乙遭遇了不测,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答案。总之,无论是什么结论,这件事都变得万分麻烦。某甲说,某乙这个混蛋肯定是溜走啦,我们也回去吧,这儿不太安全的样子。齐娜就骂道,都是你这个笨蛋想出来的馊主意,万一某乙出了什么事,难道我们就这么回去?再说了,白色羽绒服还在某乙身上呢!

  我们都听齐娜的,某甲当然也就不好独自回去了,一则太难看,二则独自回去更可怕。我们站在原地看了看,道路通往货场,往那儿有一条通道可以跨过铁路,右侧则是仓库区,某乙去货场并穿过铁道的可能性很小,也许他是走进仓库区了。有人提议分头去找,但被否决了,六个人在一起比较安全,要是分开了,怎么聚拢又是个大麻烦。

  我们决定进入仓库区。那年冬天我们都还不知道凶手就是仓库里的保管员,我们只知道至少有四起敲头案发生在这一带,以铁道为界限,凶手似乎不愿意跨过铁道到另一边去,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至今也不知道,它可能和变态犯罪心理有一点关系。

  仓库区很大,但围墙与围墙之间的道路并不宽,也没有灯,那道路不是用来走车的。那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各个不同的公司租下的仓库都有专人看管,还有很多搬运工和保安,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么荒凉,要真没人的话,库区的货岂不是都要被偷走吗?但库区之间的道路,我们可以自由进入的,那确实是杳无人迹,漆黑一团。

  我们向里面走去,围墙极高,带着铁丝网。在那样的围墙下走路有一种压迫感。脚底下坑坑洼洼的,是一条土路,冬天的泥土都被冻硬了,风在这夹弄里猛窜。不断有十字路口出现,都是相似宽的小路。这个棋盘格的区域像个迷宫,不,不是迷宫,而是一个被压得扁平的异次元空间,道路清晰,却无限扩展,只有点和线,却不存在面的世界。

  某甲说,某乙肯定是回去了,某乙看上去很老实其实是个非常变态的家伙(这种说法后来被我们认可了)。我们一起说,闭嘴。于是就沉默地往前走。后来某甲说,看,某乙在前面。

  我们直走到仓库区的最深处,看到了铁道边的铁丝网,但没有看到铁道,一片黑色的树林拦在铁丝网后面。那儿有一点灯光,是从围墙后面映射过来的。就在那里,某乙背对着我们,像壁虎一样贴在铁丝网上。我听到他在笑,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呵呵声,直到这时我还认为这是个玩笑,现在我们找到了某乙,这个寒冷夜晚的无聊游戏终于可以结束。惟独齐娜不满地说,我的羽绒服都弄脏了。

  某甲走过去拍拍某乙的肩膀,调侃地说,在这儿小便啊?某乙猛地回过头,某乙头上的绒线帽已经不知去向,他非常古怪地变成了长头发,波浪形的长发遮住了他半边脸,剩下那半边是狰狞变形的,泪水和鼻涕沾在脸上。某甲大叫一声,退回几步,被这个样子的某乙吓坏了。

  某乙大哭,说:你不就是想让我被敲死吗?看,我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假发套,我把它戴在头上,敲头的杀手不就是专门敲长发女人吗?看,我现在就是一个长发女人,我和校花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下你满意了,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还可以涂点口红,抹个胭脂,我还可以穿裙子出来,要不要戴个胸罩?

  我们先是被某乙的古怪模样吓倒,接着又被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吓倒。我看出来,某乙崩溃了。我们一起扑过去按住他,他奋力挣扎,扑向某甲,但他并不是要去打某甲,他那样子像是要扑进某甲的怀里。某甲大声说,你丫真他妈的恶心!

  后来某乙被我们架出了仓库区,在路上,他继续大哭,说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机关养着一条恶狗,每每在放学时窜出来咬人,某甲那伙人也怕狗,就让某乙走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着,某乙每每被这条狗追得满街乱窜,某甲那伙人在后面看着,为某乙加油喝彩。这就是某甲和某乙之间曾经玩过的游戏,这件事情并不高深的谜底。我们冷冷地看着某甲。某甲尴尬地说,后来我帮你把那条狗毒死了,对不对?我为你报仇了。某甲好像忘记了,是他把某乙推到前面去的。

  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咖啡女孩问:“后来呢?后来他们是不是闹崩了?”

  “没有,他们又和好了,就像没有发生过那档子事一样。某乙不能离开那个圈子,某甲也不能失去一个跟班,他们像是两种共生的动物。后来某甲还是会捉弄某乙,某乙呢,还是会偶尔崩溃一下子,但都像调情一样,也不复有那天晚上的恐怖感了。寒假之前,某甲在广州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继续罩着某乙,把他也带到了广州去。”

  “真不知道,将来是某乙死在某甲手里呢,还是反过来。”

  “我也这么想呢。”我说,“看到他们,我经常会觉得,人们的内心是凌乱的,像一个胡乱搭建起来的攻防系统,胡乱地射击,胡乱地挖些陷阱,筑些篱笆,对于真正的黑暗却一无所知,也束手无策。”

  误入废城

  我醒来时,女孩已经不在屋子里。这是上午,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像加了一层棉被,无论是我所经历的黑夜还是我所讲述的黑夜都已不再。

  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垫,我记得女高中生睡在上面,我是靠坐在墙边,和咖啡女孩一起,抱着膝盖说话。我喝了一杯热茶,我对茶过敏,喝少许一点就睡不着,我头脑清醒地讲了很多话,但咖啡女孩告诉我,这不是茶叶,而是一种芦苇的叶子。听到这个,睡意当头而来,天快亮时,我趴在自己膝盖上睡了过去。

  这个睡姿简直要把我的颈椎骨弄断,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摇头晃脑放松脖子。低头时,发现床垫上有一张纸条,是女高中生留给我的。

  我走了,谢谢你,还有你的女朋友。随身听里那张Lush的唱片我借走了。

  另外从你口袋里掏了一百块钱。我经常会去仓库区听摇滚,来找我。

  我把纸条塞进口袋,想了想又掏出来,揉成一团从窗口扔了出去。我走进厨房找吃的顺便将咖啡女孩的箱子拖过来顶着房门,防着它再次被风吹上。

  厨房在过道对面,正对着卫生间的门,同样是两户人家合用。咖啡女孩曾经带我来这里参观过,非常破旧,与时光没有任何关系的破1日,倒是能折射出使用者的强大破坏力,并且像一个史前的双头怪物,有两个煤气炉,两只水壶,两套锅碗瓢盆,两个电冰箱。

  她的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连冷气都没有,我饿慌了,打开对面的冰箱,那儿储备丰富,但主人显然不是精于家政的人,因为他把火腿香蕉方便面等等不需要冷藏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塞在了冷藏室里。我拿出一盒桶装方便面,又拎过一个热水瓶(管它是谁的),泡开,五分钟之后揭开盖子,吃了个半饱,再将纸桶连同残羹一起扔到楼下,托的一声巨响,毁尸灭迹。

  咖啡女孩还没有回来,我回到走廊里,一种沉入寂静沼泽的感觉再次包围了我。我走到楼道口,向下看了看,水泥砌成的楼梯上有淡淡的阳光,灰黑色蒙尘的玻璃窗那儿照进来的,在每一个楼梯转弯口都有着相似的格子阴影。不知谁家将一个瓦盆放在窗台上,其中的植物已经完全枯死,剩下一段秆子,以及龟裂的泥土。这个瓦盆好像有一种魔力,让我看了很久。

  我需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最简单的那种,既不思考也不判断的事务。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垫,除了做爱之外,一切都被预先免除了,这让我想起监狱或者是按摩房。我去了趟卫生间,办完事之后,看着那个脏得像出土文物一样的抽水马桶,决定给她洗马桶。既为了她,也为了邻居家的那碗方便面。

  程序很简单,打水,找到半包深藏在马桶后面的洁厕粉,调开了,用刷子猛刷。每一个边边角角都不放过,力争使它焕然一新,我一边洗马桶一边哼着“Ladykiuers”,像一个快乐的清洁工。半小时后,马桶光洁如新,我满意地吁了口气,站直了身子。手上的皮肤由于浸在化学品中,变得滑腻而浮肿,我在水龙头上冲干净手,回到咖啡女孩的房间,把她的箱子踢开,拉上门,离开。

  我去第五街。

  T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工地,拆到只剩骨架的多层楼房,像剃头推子平推过一样的平房,巨大而密集的土坑,连根拔起的大树,某一栋高层楼宇像穿套头毛衣一样逐渐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场面很奇异,一座新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更新,更快,更温暖。

  公交车停在一个荒凉的站头上,司机回头对我喊:“你到站了!”上车之前我曾经问过他,第五街在哪一站下,我满嘴普通话显示出了外地人的身份,这位一看就是劳模的司机满有把握地说:“到站我会喊你的!”结果,我下了车之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车站的标志,沿着道路全是掘开的土,行道树像经历了暴风雨般齐刷刷倒下——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开玩笑的,别当真。”

  沿着低矮的建筑工地围墙向前走,我一再地跨过倒毙在地的树干和枝权,透过墨镜,看到一个深绿色的世界,阳光被过滤,整个像暴雨来临前的景色。

  按照独眼瘫痪的指路者所说的,我走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儿的墙上没有通常写着的“男”和“女”,而是两个杀气腾腾的大字:拆,拆。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凉,好像西部片里的某个场景。有个杂货店在街口,已经被敲掉了半堵墙,还在坚持营业,柜台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我买了包烟,问他:“前面是筒子楼吧?拆了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无论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保持冷漠是个好习惯,你犯不着对一个照顾你几块钱生意的人太热忱。我拿了烟,一边抽着一边往6号那边走,直走到场子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镜。

  我说它是场子,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居民区了,里里外外堵满了人。小区被一道并不是很高的水泥围墙拦起来,有一扇铁门可供出入。这会儿人都堵在铁门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对着我,拦成人墙状。在人墙对面的五十米外,同样浩浩荡荡的拆迁队,金戈铁马,战旗飘扬,肃立在阳光下。

  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所闻到的焦糊味,正是来自这里。我略感幸运,要是晚来那么几天,恐怕这地方就被推平了。

  我扒开人群,找到了1单元楼,门洞口全是老幼妇孺,堵在那儿,我进不去。有人冲我喊:“滚出去!滚出去!”我没理会,把烟掐了,这时我发现事情出了点岔子。

  我只有一个并不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斜眼少年住在哪一层哪一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房子大概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业余侦探,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查案子,这有点说不过去。

  我找了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低声问:“小朋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中生,是个斜眼。”我想做一个斜眼给他看,但我戴着墨镜,就算了吧。小孩看了我半晌,忽然大哭,喊道:“这儿有个奸细!他要找斜眼!”说完撒腿就跑。我不明就里,抬起头看,已经被七八个妇女围住,其中有人说:“早就注意到你了,快滚到你同伙那里去!”我说我哪有什么同伙,立刻有两个男人过来,左右架住我,生拉硬拽到人墙那儿,再架出去,把我往前一丢,引来哄堂大笑。

  我向远处张望。一块大空地,都推平了,停着两辆带抓斗的履带车,也是灰头土脸锈迹斑斑。这种车子,你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履带车后面站着三种人,戴安全帽的,穿迷彩服的,架着墨镜的。安全帽最多,都是些建筑工,看热闹似的躲在最后面;迷彩服较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面色凝重地围在履带车旁边;架墨镜的最少,仅有十几个人,其相貌外形各异,都叼着烟。我差点笑出来,我的样子和墨镜们非常相似。

  电喇叭在喊我:“回来,回来,还不到时候!”人群对我发出一阵嘘声。我就像身陷两军阵前的谁谁谁,与两派全无关系,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墨镜本来是为了挡脸,此时却令我万众瞩目。举着电喇叭的是个上唇留着胡子的墨镜男,穿一件烂糟糟的皮夹克,站在五十米开外对我大吼。我试图退回人墙,被人踹了回来,这样我只能向墨镜们跑去。刚跑到位,举电喇叭的胡子重重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骂道:“乱跑个逑啊!”我捂着头回答道:“上厕所去了。”胡子对我吼道:“后面呆着去!”我走到后面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迷彩服拍了拍我肩膀,很友好地说:“当心点,不要乱跑,第五街这里全是下岗的,他们正想找人垫背呢,落单了让你死得难看。”

  那是下午,太阳偏西,但还在我头顶,白昼正在逐渐消逝。我躲在人群里抽烟,冷眼看着他们的举动。胡子一直在看太阳,这让我联想起古战场的将帅,古代没有手表。与此同时,胡子不停地打手机,手机上当然有时间,但他好像是对太阳的位置更敏感。我不无悲凉地想,今天竟遇到了一个如此古典的流氓。对面的居民换了一班,男人们撤下去,一批女人上来,双方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太阳下面耗着。胡子夹着双腿在原地踏步,很像是尿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跑到墙边,拉开裤子尿尿,身后的人也都跟过去尿,几十个人一起尿尿的样子颇为壮观,也引来对面的嘲笑。我预感到事情就要开始了。准干事之前都得把自己尿干净才行。

  居民们在对面聊天骂娘,女的打毛线,男的搬来一张折叠式麻将桌,开始打露天麻将。与之相比,拆迁人员这边显得沉闷而严肃,毕竟是客场作战。胡子尿完了,回到抓斗车旁边,又打手机。

  我问那个迷彩服:“社区里还有这么多人,真用推土机推过去?”

  迷彩服说:“咦?你刚出来混的,这都不知道?这玩意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他们,不是推房子,是推围墙的,推平了,把路都掘开了,把水电都给断了,白天黑夜地在旁边开工,他们就只能搬走了。”

  “冷兵器时代的围城战。”我赞叹道。

  “其实都没用,人要是遇到拆迁,都会比平时坚强一百倍。我见得多了,一幢房子里只要有一个坚强的,你就不能把房子给推平,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这片街道上全都是我们打跑的,断水断电有什么用啊。他们都是下岗的,饭都吃不饱,对水电的需求很低的。这种人饿得久了,会产生幻觉,以为穷人是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只有挨了打才会明白,今天的世界是谁做主。”

  我点点头,佩服,我想看看他们怎么收场。

  胡子收起手机,命令抓斗车开向小区围墙。车子轰轰地启动,迷彩服和安全帽们微微弓着身子,跟着向前走,有点像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坦克战,对面是斯大林格勒缺兵少将仅仅拥有轻武器的苏军战士。苏军战士们推开麻将桌,全都站在第一线,砖头瓦片雨点般地飞过来。这场面我见过,我们和Lon的装修工打仗也是这样。听见有人喊:“不许推我们的围墙。警察来啦!快去报警!”抓斗车继续向围墙开去,一片轰鸣,一片稀里哗啦,和我说话的迷彩服脑袋上挨了一砖头,血流满面地撤了下去。苏军战士中冲出几个老太太,往围墙边一躺,喊道:“有种就压过来!”抓斗车停了下来,德军战士和苏军战士近距离扭打在一起,卓娅和柳德米娜们尖叫。瓦西里和伊万诺夫被一群海因里希围住了痛打。打麻将用的折凳像风筝一样飞上了天,一名戴墨镜的党卫军战士被绒线针戳中了私密部位,惨叫着穿过人堆向街道上跑去,大概是去挂急诊了。

  战局在三十秒钟之内就向着冲锋的一方倾斜,大部分的墨镜都还没有动手,迷彩服已经将局面控制住了,人群退回了小区里,躺在地上的老太太并不能成为抓斗车的障碍,她们被抬起来,但并没有被放下,她们就被三五个人抬着,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自残,紧跟着,抓斗车像武侠小说中的化骨绵掌,轻轻地拍向围墙。温柔的国家机器仅仅是擦碰了这个违章建筑,它便应声倒下。

  迷彩服和墨镜们欢呼,手一松,老太像没抓稳的萝卜一样掉在地上。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喜出望外地举着铁锤铁锹奔向围墙的残骸,仿佛是丰收季节奔向稻浪滚滚的田野。

  加拿大一枝黄花

  “后来呢?”咖啡女孩问。

  后来全都撤退了,因为大盖帽来了:场面非常混乱,迷彩服们跳上卡车扬长而去,我跟着墨镜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胡子开的是一辆凯迪拉克,早跑了,剩下一些安全帽留在现场,负责交涉谈判。胡子丢下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你们会主动要求搬家的。”这句话是说给一个躺在地上昏死过去的人听的,再后来,救护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坐在面包车里,强忍着惊恐和惶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点冷菜,到热菜上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快要露馅了,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回到了这里。

  “太可笑了,”她说,“怎么会感到自己要露馅呢?”

  “很简单,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墨镜摘了下来,我却忘记了。有个家伙过来骂我傻逼,然后很疑惑地问,你这个墨镜哪儿搞来的,和我们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你既没有做侦探的天赋,也没有当卧底的素质。”

  “这一点我承认,幸好溜得还算快。”

  “马桶是怎么回事?”

  “出门之前觉得要干点什么,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心脏像低血糖一样犯潮。擦马桶是一种调剂。我擦得不错吧?”

  “古怪。”她说,“走的时候连房门都没关。”

  “关了。”

  “没关,门开着。”

  “我记得是关了嘛。”我嘟哝了一声,有点迷惘,人们大多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关了房门,那顺手的一下子在记忆中总是模糊的。“这扇门真可怕。”我故意说。

  我来说说草丛吧。

  我说:“那种草的学名,叫‘加拿大一枝黄花’。”

  她抬起头看我,不明白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仍自顾说下去。

  “是三十年代从北美洲进口的,当时作为观赏植物对待。没想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命力超强,和水葫芦是同一种类型。水葫芦当初是作为猪食被引进的,尚且还有点实用价值,加拿大一枝黄花则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完全是用来看的。我至今仍不能明白,它那么丑陋,开出来的花还不如稻子好看,当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观赏植物。它在花鸟市场有个很滑稽的名字叫‘幸福草’。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物种入侵当然没有概念。半个世纪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危害,喷药,焚烧,生物抗衡,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它还继续长着,公路边,河滩上,还有那个凶杀案的现场,它步步为营地吞噬着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只要你稍不注意,它就会像亡魂大军一样复活,占领了全世界。

  “我家乡也是,麦乡到处都是这种草,甚至长到了屋顶上。念中学的时候,上劳动课就是去操场上、公路边拔草,拔掉了还必须堆起来烧,否则种子还是会四处传播。起初还觉得挺好玩,真干了才知道累,草都纠集在一起,比人还高,根特别深,强悍得不可思议。再后来,凡劳动课去拔草就觉得头皮发麻。

  “那草丛是很难进去的,踢球的时候,要是球飞进去了才叫麻烦。里面可能会有昆虫,有老鼠,有蛇,是一个很完整的生物圈,就像珊瑚礁一样。有一次我进去,踩到了一只死猫,猫不太可能是迷路死在里面的吧?也不太可能像非洲象一样,找个没有象的地方孤独地死去。反正很可怕,踩到猫的尸体。那时候我就想,不知道哪天进去捡球,会踩到人的尸体,这个念头纠缠着我,没想到若干年后成真了。

  “这种恶性杂草的能量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倒像是天生具有一种人格:强悍而团结,造就了一个铁幕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杀死其他的植物,却又不会使自己的同类死于营养不良,既残暴又无私地控制着它们的领域。

  “有人叫它生物杀手,其实它不是杀手。那种绞杀乔木的藤蔓才是杀手,是一对一的谋杀。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生物纳粹。不同的是,纳粹自认为高贵,以高贵的名义屠杀人类,而加拿大一枝黄花假如有知,它一定会承认自己是卑贱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具体的行动上,它都是用卑贱征服世界。”

  她说:“啊,这可比你讲的那个音乐老师的故事可怕。”

  “不,音乐老师才可怕。”我说,“比讲的故事一点都不差的。”

  次日清晨,我离开了筒子楼,独自回学校。走过食堂门口时看见好多人围在那儿,有个女生扶着肚子在吐,从呕吐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天早餐的菜单。我有点恶心,问:“是不是怀孕了?”女生在呕吐的间歇抬起头骂道:“去你妈的,没看见墙上贴的什么玩意吗?”我走过去一看,墙上贴着的是一张认尸启事,被河水浸得像气球般的人体,加注一个面部特写,还是彩色复印件。女生抱怨道:“都他妈的什么变态啊,把这个贴食堂门口!”旁边的人安慰道:“保卫科的人一贯变态的,没贴你床头就算不错了。”

  有认识的人问我:“夏小凡,这是你那天撞见的尸体吗?”我说不是。他们还想再撬我的嘴,我就什么都不肯说了。我告诉他们:“凶案现场的事情是不能乱说的,也许凶手就在你们中间,也许你们中间有个把变态的,就按照这个模式去作案,会很麻烦。”这伙人说:“你就装二百五吧。”

  他们告诉我:“听说上次那个敲头凶手被抓到了。”我说:“哪个敲头的?”他们说:“噢,就是在女厕所行凶的那个,够神速的。”我说:“如果当成大案重案来对待,一般来说一个月之内就能解决问题。是连环杀手吗?”他们说:“这就不知道了,应该不是吧,听说凶手杀了人就潜逃到外地去了,你看到的那个尸体和他没关系。”我问:“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说:“居然是隔壁Loft的装修工,一个泥瓦匠,听说是个惯犯,刚进场第一天,还没开工就忍不住蹿到我们学校来杀人了。”

  上帝保佑那个被锤杀的女生。上帝保佑这个世界是丁字形分割的,已死的人们将不会再被伤害,而留在这个世界的我们,就只能看运气了。有时你会不明白,为何上帝不能再劳驾一点,将世界十字分割,但你再想想,丁字分割的世界已然是神对我们的眷顾了。

  可是贴在食堂门口的尸体照片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文字描述,这具尸体发现在T市的另一头,隔着整整一个市区,为什么认尸的照片偏偏贴到了我们的眼前。如果每一起认尸启事都贴到食堂里的话,这饭就别吃了,但它只是定期出现,有时是浸泡过的,有时是宰得血肉模糊的,有时是被火车轧成零件状的。不得不承认,这个随机程序背后的意志力还是很体谅我们吃饭的胃口的。

  我踢开寝室的门,还是上午,老星穿戴整齐坐在凳子上,看脸色是一夜没睡了。他身边是两个穿夹克衫的中年男人,一左一右坐在下铺的床沿上。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那天报警时找我问话的警官。他是穿便衣的。

  我问老星:“怎么了?布告上那具尸体和你有关系吗?”

  老星咽了一口唾沫,用很钝的嗓音说:“齐娜死了。”在我手脚冰凉的瞬间之后,他补充道:“你那天发现的尸体,是齐娜。”

  变态记忆

  二〇〇0年的冬天,我曾经和齐娜一起去面试过一家公司,位于市区商业街一条支路上的破旧大楼里,大楼外墙是土黄色的,八十年代的钢窗,窗玻璃都是灰蒙蒙的,看不到里面的内容。大楼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也都蒙着一层灰,疑似无主。仅六层楼的房子居然还装了一部电梯,听说那楼房以前是什么机关学校,后来废弃了,给人开公司。

  那次齐娜本不想去的(在她看来,德国公司的文秘职位非她莫属),但面试通知发到了我和她的电子邮箱里,我要去,她便也答应陪我,纯粹是想锻炼一下面试技巧罢了。

  那是一家广告公司,邮件上写着是6F,我应聘的职务是电脑维护,齐娜应聘文案。去的时候齐娜就提醒我,肯定不是什么好公司,好公司面试都会用电话通知,不会发什么邮件。我反驳道:“传销公司通知面试的时候恨不得脱光了抱着你呢。”尽管嘴硬,但我心里也知道,这事不是很靠谱。

  我们走进大楼,齐娜按了电梯按钮,过了一会儿听见头顶上方传来隆隆的声音,那铁皮方盒子像巨灵神下凡一样降了下来,哐哨一声落定,又像八十岁的老妇人打开双腿般开启了两扇门,里面有一个中年电梯员,光头,连眉毛都掉干净了,骨瘦如柴双目如鹰,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齐娜嘀咕了一声:“这狗东西不会把我们运到地狱去吧?”

  看上去确实很像地狱班车,电梯员则是地狱班车的司机。我们站在门口犹豫,电梯员说:“进不进来啊?”齐娜一步走了进去,我也跟着进去,不料那电梯门忽的一声合拢,把我夹在了中间,我大骇,电梯员拚命敲打着按键面板,它总算弹开了,我差不多是掉进了电梯里。

  我交叉双臂,捂着胳膊骂道:“手都快给夹断了。”电梯员严肃地说:“所以刚才催你们快进来。这电梯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把个孕妇夹得流产了,正好夹在肚子上。你们去几楼?”我们骇然地听着,说:“六楼。”

  电梯轰轰地启动,从内部看来,它简直像是撒旦的子宫,金属壁板上的油漆从中间部位磨损,形成几个黑色的漩涡,头顶上有两盏日光灯,一盏尚好,另一盏吧嗒吧嗒地闪着,几秒钟之内让人眼压升高,头晕,想睡,完全是高血压的症状,幸好我们都没有幽闭恐惧症。齐娜对电梯员说:“你这工作条件很恶劣啊。”电梯员答道:“小空间,大责任,条件恶劣才显出我的价值。”齐娜嘲笑道:“敬业,敬业。”

  我注意到面板上亮着的是5,以为他按错了键,想伸手去按6,被电梯员挡开了。他说:“这电梯不到六楼,坏掉了,上不去。得按5,然后从五楼爬上去。如果你按的是6,最后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1,往复循环没完没了。”齐娜问:“六楼是广告公司?”显然对拥有如此电梯的广告公司抱有怀疑之心。电梯员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管开电梯。”

  齐娜问我:“你还想去面试吗?”我苦笑着拍了拍手里的文件夹,里面是我薄薄的简历,两张八十克A4纸,还有一张大一时代获得的读书比赛奖状,学生会颁发的。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去公共厕所拉屎,到了门口嫌脏,但谁又有勇气为了这点脏而拒绝大便呢?铁骨铮铮地号称自己可以饿死,难道铁骨铮铮地把屎拉在裤子里?齐娜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好吧,我就舍命陪君子吧。”

  在剧烈的震颤中,我们到达了五楼。电梯门打开,外面黑漆漆的,并非办公场所,而是装修剥落垃圾遍地的空楼面。我们都犹豫了,电梯员忽然伸手推了齐娜一把,齐娜趔趄着撞了出去,回头看我。我被这异常的举动惊呆了,甚至没反应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与此同时,电梯门轰然合拢,带着巨响和齐娜惊愕的目光向下沉去。听见齐娜在电梯外面喊道:“我操,夏小凡,你这个衰人!快来救我!”光头电梯员发出了尖利的笑声,倚在黑色漩涡之上,对我说:“你上当了!”

  我心惊胆战,疯狂地接着开启键,见它没反应,又去按5,可是电梯自顾地沉向1。电梯员对我咆哮道:“不许碰我的电梯!”他扑向我,我叉住他的脖子,将他推到角落里,继续按5,他再次冲过来,但穿得过于臃肿了,被我按在地上爬不起来。电梯落地后,我跳起来按5,它迟钝地摇晃着身体隆隆向上,我继续和电梯员厮打,直到五楼。趁着门打开的瞬间,我松开手,一步蹿了出去。他想要追出来,被我一脚踹了回去。电梯门哐的合上,我就地抄了块水泥坨子,心想,这扇门要是再打开的话,我就要开杀戒了,但它终于保持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发出一声巨响,满不在乎地哐当哐当向下沉去。

  我回头去找齐娜。我身处一条走廊里,两旁是类似教室的屋子,门紧闭着,在走廊的一端尽头有扇窗,从那儿照进来的光线将齐娜雕刻成一道剪影,她就站在窗口。

  我说:“你没事吧?”走过去才发现她泪流满面。

  我们在五楼找到了安全楼梯。

  “那个人是精神病,对不对?”齐娜说。

  “肯定是。”

  “精神病太可怕了。”

  “他要真是个开电梯的才可怕。”

  “我并没有否认他是个开电梯的。”

  “嗯,但我肯定他不是个开电梯的,世界上没有这种开电梯的。”

  “也许有。”

  “也许吧。”

  我看看楼梯,空荡荡的没有人。电梯是无论如何不敢乘了,至于走楼梯,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我也不敢保证。这时听见六楼有人说话,不多一会儿,一男一女走了下来。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吓了一跳,说:“见鬼了,这电梯早就坏了,都贴了封条的,你看我们就是走楼梯下来的嘛。”我向他们形容了电梯员的长相,他们摇头说:“从来就没有人开电梯。”

  他们是六楼那家广告公司的职员,知道我们是来应聘的,态度很友好,这让我稍稍宽心。等他们走下楼以后,我对齐娜说:“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家伙不是开电梯的。”齐娜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是精神病。”

  事情本来应该结束了,我们跟着那对男女走下楼梯,离开这鬼地方,回到学校,然后把刚才经历过的古怪事情告诉老星他们,但齐娜却提出了新的建议:“不妨上楼去面试?”我说我的简历已经在厮打中弄丢了,没简历怎么面试。齐娜说:“我听说有人穿着拖鞋去广告公司面试的。”

  “我是去应聘电脑维护,不是创意总监。”

  “那也可以去试试,正规公司会让你再填一份履历表的,再说我也想去锻炼一下面试技巧。”

  楼道里有窗,下午和煦的阳光照着我们,恐怖感散去,我觉得齐娜的建议也未尝不可,毕竟找工作是头等大事。于是就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家广告公司很大,占据了整个六楼,考虑到电梯和大楼都是如此破旧,还有精神病人出来捣乱,我认为房租不会很贵。公司格局和五楼一样,一条走廊,两侧都是房间,装修马马虎虎,头顶上的日光灯都没有开足,暗暗的,走廊里堆满了印刷品和横幅。

  我和齐娜被分别带进了两个小会议室。

  我坐在会议室里等着面试官出现。过了很久,进来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他先是阴郁地看了我一眼,在楼道里被阳光照过的暖意一下子从我身上褪去。我坐直了身子看着他,他却不再看我,拉开椅子坐在我对面,低头向着斜侧方看去,又像失神,又像是在观察地上的蚂蚁。

  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告诉我说他是这家公司的客户总监,然后问我:“你的简历呢?”

  “刚才在电梯里遇到个精神病,打架弄丢了。”

  我想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我认为他会接茬问关于精神病和电梯的事情,但他显然是个思路很集中的人,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我话还没说完,他便接着问:“没有简历,我怎么面试你?”

  “应该有一张履历表让我填的,在正规公司。”我不是故意要气他,我只是觉得他斜着眼睛看地上的样子令人不爽,“我应聘的职位是电脑维护,应该是技术部门来面试我,或者人事部也可以。”

  “在我们这儿维护电脑的人就是跑客户的人,跑客户的人要兼职维护电脑。”他没好气地说,仿佛是在和我赌气。

  “你应该说客户经理客户助理,而不是‘跑客户的人’。”

  他终于决定瞪着我。

  我说:“你到底想要招什么样的人呢?跑客户的,修电脑的,站街的,卖笑的,开电梯的?”

  他指着门对我说:“滚出去!”

  我站起来就走。他大概觉得不过瘾,先于我一步冲到门口喊:“保安!把这个人赶出去!”我说:“你应该叫他‘巡逻的’!”

  我走出门,听见对面会议室里齐娜在大叫:“你脑子有病啊给我做脑筋急转弯,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你招文案还是招傻逼啊?”门呼地拉开,她和我打了个照面,怒气冲冲地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说:“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她翻了个白眼,回过头对那个智力大赛的主持人说:“你真愚蠢。”

  齐娜的智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高达一百四十一分。

  “IQ的每一段都有文字定义的,低于二十分称为白痴,二十到五十之间的是痴愚,五十一到六十的是愚鲁者,再往上一点就是阿甘了。但是在超过一百分的人群中,就没有类似的定义,好像我们这种人不具备人类学的研究价值。福柯你知道吧?他情愿研究精神病和变态的,也不愿意研究我们这种人。”

  “你们这种人之中也有精神病和变态的。”我说。

  “我说的是正常的那类,像我这种的。”

  不幸的是,她被我们定义为EQ甚低的那类人。严格来说她和锅仔是同类型的,不过她没有锅仔的偏执,她是狂躁和愤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她定义。在走出广告公司的时候她犹在给面试官的智商下结论:一个愚鲁者,居然给她做脑筋急转弯的题目。

  她的面试官给她做了一串题目,三十五支球队打淘汰赛多余一支轮空总共需要打几场比赛才能决出冠军请在十秒钟内计算出来,十根蜡烛点着被风吹灭了一支最后还剩几支,诸如此类,她都回答了上来。“我心想去他妈的,都是IBM和微软招聘的考题,网上都有的。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了。”她说,“直到他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题目也是微软招聘的考题?”

  “不是。”她说,“他妈的当然不是,垃圾电视节目里的题目,我竟然卡住了。”

  “他显然是被你的IQ给震惊了,出牌不按常理了。”我说,“你就翻脸了,对吗?”

  “你也翻脸了,那戴眼镜的对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眼神。”

  “我决定再也不去什么鬼公司应聘了,我死磕德国公司,只有在精英分子的笼罩下我他妈的才不会觉得自己愚蠢。我劝你也去找份体面的工作,遇到电梯间的白痴,八流公司的傻逼,你的人生简直像他妈的一场灾难。你就算再美,照着一泡尿打扮自己,你也美不到哪里去。”齐娜的脏话频率猛增,狂躁和愤世喷薄而出,我赶紧离她远一点。她又说:“实在不行,你去广州上海也行啊。”

  “你咋不去?”

  “我嘛,别人给我算过命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客死异乡的,所以还是留在T市比较好。”

  “你不是本地人。”

  “我现在将来的户口都在T市。”

  “好吧,”我说,“我决定去修电脑,有个学长让我去他公司干这个,虽然也很傻逼,但至少不会被你的同事当成是傻逼,因为在那儿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傻逼。”

  齐娜之二

  那天齐娜去了铁道另一边的电子元件厂。

  那其实是一家台资公司,做OEM电子产品,我们学校的人叫它“电子元件厂”,如此称呼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不想去流水线上做工人。我入学那年,这家公司在铁道另一边的开发区跑马圈地,竖起一排厂房,厂房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紫色Logo,斜体字母MEC,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家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招过人,看上去很没诚意,不招管理人员,全招流水线工人和仓库保管员之类。我们好歹是大学生,明目张胆地去流水线上混饭吃就太丢人了。哪怕是去国营企业呢,哪怕是在地下室修电脑呢。

  我揣摩着齐娜走向电子元件厂的心情,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她被德国公司刷了下来就没能找到合适的单位。智商超高,左手残疾,性格乖僻,不谙世事,这就是齐娜。某一天她接到了MEC公司的面试通知,她当然不甩他们,但对方告诉她,并不是请她去做流水线工人(穿蓝色粉色工作服),而是行政助理之类的(紫色工作服),她考虑了一下,觉得事情也不坏,但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去了MEC公司。

  在那儿她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合资企业的面试官当然不会让她做脑筋急转弯,而她想必也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左手的缺陷。以她的智商,如果不是要价太高的话,得到一个助理职位并不难。但她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她在MEC公司得到了一身紫色的工作服。紫色,就意味着她不会去流水线,而是直接进入管理层。这家公司的惯例是为期一周的互动观察期(无薪,需交押金,押工作服和门卡之类),随后是为期三个月的试用期(工资七折,无加班津贴)。在头一周的头一天,她在那儿互动观察,也许是有什么事,她提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工厂,下午三点,她独自一人回学校,走过开发区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密集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天气很好,五月的下午可能还带有懒洋洋的睡意。她穿过铁道,或许在铁道口还停了一下,等一列火车开过。经过铁道,她向学校方向拐去,走上了那条小路,我曾经陪着她到这里来。把钾肥送给她旅馆的朋友,也曾经到这里来给钾肥收尸。就是那条路。

  她在旅馆门口停了一下,决定进去换衣服。她对那个朋友说,不想穿着紫颜色的工作服回学校,被人耻笑,电子元件厂的名声在我们学校一向很糟糕。她放下包,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外套,这时她看见一只猫从门外走过。她对旅馆的朋友说,等一等就回来,包先放你这儿。

  她大概想起了钾肥,想起了之前对我说的,要在毕业之前给钾肥去上坟。其实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她并没有离钾肥多远,她以后就得在这一带上班。下午三点半左右,黄昏还没到来,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她走进了树林。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不知道她的守护神在那一刻是打盹了呢,还是在尖叫。她再也没有回来。

  旅馆那个朋友以为她回学校了,也没在意,只是把她的包收了起来,里面没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本笔记本,一套衣服。她丢三落四惯了的,行动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事先和人打招呼。当天晚上那个朋友从旅馆下班,因为有事,隔了好几天才回来上班,发现包还在,然后别人告诉他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人从旅馆里打电话到公安局,认为死者是齐娜。

  咖啡女孩向警察指出,穿那种紫色工作服的人是MEC公司的职员,警察去调查,在当天的打卡记录上看到了齐娜的名字,同时接到了旅馆里打来的电话,便追查到学校。保卫科认定老星是齐娜的男友,因为他们曾经睡在一起,被我踹开了门,人所共知。老星跟着去认尸。

  “警察说脸都被敲没了,别看了,根本认不出来,问有没有其他特征。”老星说。

  “手。”我想了想说,“她那手被车压过,变形的。”

  “我就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老星问便衣:“是连环杀手吗?月初学校里也被干掉过一个女孩。”

  我说:“不是。”

  便衣说:“那个装修工已经被抓到了,杀人之后就逃亡出去,基本排除了连续作案的可能。”

  老星说:“手法很像。”

  我说:“模仿犯罪,或者是为了误导警方。”

  便衣说:“你还懂的不少。”

  我说:“警官,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我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结果呢,这具尸体是我认识的人,谋杀案中经常有凶手报案假装撇清的事情发生,不过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案发那天我没有去过铁道边。”

  便衣突然问:“你怎么知道案发是在哪天?”

  我从桌上扯过一本台历,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齐娜,她来找我,说要给猫去上坟,后来又说不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上,我和另一个姑娘发现了尸体。作案只可能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下午。那个两天——”我指指老星,“下午我都在和你们打牌。”

  “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你们吗?”

  “全宿舍的人都可以作证。”老星说,“我也是嫌疑人吧?我动机最明显,刚被她抛弃。”

  便衣没有回答我们,其中一个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稍作沉默后,另一个问我们:“齐娜平时和什么人来往?”

  “小广东。”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便衣们走了以后,我和老星去外面吃饭。

  “有一天她说,她会客死异乡的,所以不去上海广州找工作。”

  “你听她胡扯。”老星说,“她这个人很没谱的。”

  “那片树林你去过吗?”

  “去过,很安静,凶手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接近她。你别看她傻头傻脑的,可警惕呢。她对我说过,以前也被敲头杀手跟踪过,这方面有心理阴影。”

  “这个事情她倒是也对我说过。”

  “所以凶手一定是熟人。下午的时候,树林里很安静,如果有陌生人跟踪了接近过来,随便什么傻子都能感觉到的。”

  “不一定,火车开过的时候呢?”

  老星默然不语,过了好久才说:“我真没想到她会去电子元件厂上班,小广东到底还是在骗她吧,没去成德国公司?”

  “去不了,她自己说的,手压坏了,打字不行,那公司把她刷下来了。”

  “去德国公司打字啊?”

  “去哪儿都得打字。”

  “我用两根中指都能盲打,早知道就把这门手艺教给她了。”

  “人都没了说这个。”我说,“要是她事先告诉我,我会劝她别去那家公司上班。”

  “不,你会嘲笑她,所以她没告诉你。”

  “我不会,我知道她跟小广东上过床,我不会拿这个事再去嘲笑她。尽管我经常嘲笑她。”

  “她应该跟我去上海找工作。”

  “坏就坏在你扬言要给她在上海找工作,她这个人,脾气古怪得很,不吃你这一套的。”

  “她倒吃小广东那一套。”

  我严肃地说:“老星,我再说一遍,人都没了,你就不要埋汰她了。”

  “好。”老星说,“会不会是小广东干的?”

  “看不出杀人动机。就算小广东在骗她,那也应该是齐娜杀了他,而不是反过来吧?也许真的又遇到变态杀手了。”

  “不太可能吧?”

  “都有可能。”我说,“你知道大学里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是什么吗?是毕业之前。寻仇的,殉情的,发泄的,到处都是。任何人都有动机去犯罪,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比如你,你就可能杀她,你的动机太明显了,尽管你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说明你没有嫌疑,警察没有说草丛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有可能你约了齐娜在晚上吃饭,把她干掉了又抛尸到草丛里。当然,这只是推演。”

  “这么说你也有作案时间。”

  “是的。”我说,“其他人也有作案可能,亮亮可能是个性倒错,锅仔可能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了,连你的前女友李珍蕙也有动机,出于嫉妒。你不会已经忘记李珍蕙这个人了吧?”

  “你丫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人杀了她,还是所有人杀了她?”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他:“老星,难道齐娜死了我们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一瞬间,像是被投入了异次元空间,扁平,惊愕,缺乏心碎的维度,只剩下呼吸的能力。

  齐娜之三

  我再次发烧是在喝过酒之后的晚上。我知道梦又要来临,它一定是个漩涡般的黑梦,带着无数人的尖叫,带着迷惘和笑容将我淹没。

  我走进了那幢楼,那幢拥有狂暴电梯和精神病电梯员的大楼。它在梦中已经不是六层楼的建筑,而是一幢破败发黑、没有任何窗户的摩天大楼。在荒芜之中,它高耸入云,看不到尽头。天空像世界末日般呈现为紫色,MEC的Logo嵌在大楼的外墙上,我仰望着它,一列火车倒挂着驶过云端。

  没有门卫,不需要打卡,我直接走进了大楼。与我预料中相反,这里人头济济,像是到了某个火车站大厅。来往的人群肩负着某种使命般大步行走,无不踌躇满志,无不风华绝代,只是与环境不配,那依旧是破败不堪的大厅,与时光无关的暮气和混浊。人们像是水中的倒影,与我擦肩而过时毫无重量,仅仅是轻巧地荡漾开了。

  有一门电梯在转弯地方等着我,我慢慢走了进去。

  一个按钮都没有,无法去向什么地方。穿紫色工作服的电梯员背对我站立着,长发垂在她的肩膀部位,如此熟悉又陌生,我不敢去碰她,生怕她也变成水纹,变成扩散又合拢的虚无之物。我只是站在原地呼唤她,齐娜。她微笑着向我回过头来。电梯门在此时合上。

  她看起来很好。

  过得怎么样?她问我。我摇摇头说,我嘛老样子。我觉得这种回答过于的干燥,便又讪讪地说,你保养得不错啊。她说,想看看真面目吗?我说,你可别吓唬我,还是这样挺好的,我还是喜欢看到你好好的样子,尽管,我目睹了那一幕,但在我心里那并不是你,我始终无法将草丛里的尸体和你对应起来。

  她说,好吧,看在曾经爱过你的份上,我就不吓唬你了,吓醒了一身冷汗可不好。

  我说,吓醒了咱们就没得聊了。她又笑了一下,问:你还没找到凶手?她的语气仿佛我是在寻找一只拖鞋。我说我干吗要去找凶手呢,既然来了这里,就该由你来告诉我真相嘛,就像你讲过的那些校园聊斋一样。

  她说,万一我也不知道真相呢?我说,你已经是在异次元空问了,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应该知道的嘛。她说,可惜,异次元空间的档案室也有专人看管,档案有限,还不给人随便进去,科技不发达,也没有几千万亿个摄像头来监控曾经发生的一切,你想想看那得多大一个硬盘啊,过去所有时间中宇宙发生的一切,可能吗?

  我说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神让我现在开电梯?她问道。

  我无语,我觉得这更像是一部关于虚拟世界的电影,与其说有神存在,毋宁说是一个由意志力操控的能量场。这么说她也不知道凶手是谁。

  她说,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跟我一起坐电梯上去,什么时候下来可就没谱了。

  显然她还是知道的。

  知道,但不能回答,你和梦的距离,等同于你和现实的距离,你在世界的黑暗和内心的黑暗之间拦起一道屏障,如果回答了你,这道屏障将不复存在,非常可怕,你会变成一个无法超度的亡魂。

  不懂。我说。

  你追凶这么多年,这道理应该懂的。

  我摸摸头,追凶?这么多年?

  看看镜子吧。她指指我身后。我转身,在不锈钢电梯壁上照出了我的模样。噢,我已经很老了。我秃头,胡子拉碴,裹着臃肿的棉衣,脸上还多了一副眼镜。我像是一个钻故纸堆的老夫子,又像是被流放戍边的罪犯,精神萎靡,面如死灰,心怀往昔。

  这就是你。她说。

  我奇怪,我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我经历了什么事情导致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想这是件恐怖的事,但这是梦,梦里的我永远都是平静的,带着不可思议的类似半麻醉之后的清醒。我在这面镜子里看到齐娜走近一步,她的头颅出现在我的肩膀后侧,仍然是很好的,永远是很好的。她轻抚我的背说,你该走了,电梯要开了。

  不不,我还没到走的时候,你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请问我为什么会去追凶?我并没有打算替你报仇雪恨,我这辈子都逃避这种事,难道我后半辈子又换了一种思路?

  麻醉失效了。她说。

  我努力干笑。因为这样,所以你不会告诉我谁是凶手,以免影响我的后半辈子。我懂了。这个梦可真他妈的有意思,我还以为你会像聊斋那样托梦给我,让我给你伸冤报仇呢。

  那又怎样?告诉了你,你此生仍然不得安宁。

  凭什么啊?我望着镜子里的她,几乎要喊起来。她深深地叹息,有一股冰凉的气息吹进了我的后脖子。我感到一阵轻微的失重感,电梯启动了,也许过了几秒钟,也许过了很多年,它震动了一下,停住了。镜子变成了门,左右分开。外面已不是大楼的过道,而是一片由加拿大一枝黄花组成的丛林,草像狂暴的巨人,狰狞地向着天空生长,用不了多久它们就能把这个空间给塞满。我知道我们的对话将要结束。

  我问她,你打算去哪里呢。

  去找钾肥,我以前对你们说过的,有一个战场,很多猫在抵抗怪兽轿车,我去那儿。她向着密林跨出一步,走出了电梯,我想跟着她出去,却被一把推了回来。她说,你留在这里,电梯会带你回去的。

  我说,那么,路上小心了。

  她忽然露出了迷惘的神色,说,噢对了,临别前问问你,我是不是死得很邪恶?一点也不美丽,也不哀伤,也不可怜,也不神秘,只是邪恶。

  我想了想说,不,不邪恶,当然也不像你平常那么臭屁罢了。我想这是我对她唯一能说的安慰之词了。她笑了,说,这种死法实在是太不臭屁了。她就此转身,向着密林走去。在电梯门合拢之前,我还来得及问她: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

  不,在你死的时候,还会回到这里来。

  井

  致幻物有很多种。对我来说,除了品尝过一次大麻之外,迷幻摇滚、酒精、睡到半夜起来抽烟,都有着不同的致幻效果,具体来说,迷幻摇滚是散步式的幻觉,酒精是狂奔,半夜醒来抽烟则像是驻足于十字路口。

  发烧是另一种形式的幻觉,那就像是被内部的力量抛出去,不知道会飞行多久,也不知道会掉落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了锅仔那封著名的遗书,天空中飞行的石子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

  我带着烧去找咖啡女孩,她仍旧是坐在空屋子里唯一的床垫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你到底带上门了吗?”

  “什么带上门?”

  “那天你擦了马桶,去了拆迁工地,混了饭,噢对,还有一个女高中生住在我这儿,早晨走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过你出门时候忘记关门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真多啊,非得借着这些特殊事件,我们才能记起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

  “我不要你在这儿抒情,你到底关上门了吗?”

  我用力拍我的额头,这件事即便在当时都想不起来了,像一粒盐溶化在海水里,无影无踪,不可追寻。我说我正发着烧呢,脑子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死胡同,什么都想不清楚了。“丢什么东西了?”

  “什么都没丢,倒是多了些东西。”

  “什么?”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纸包,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白纸,打开,里面是一堆铰下来的指甲,半透明的,很细碎,看不出是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她房间里铰过指甲。

  “这不是我的。”我说。

  “也不是我的。”

  “有可能是那高中生的。”

  “那姑娘涂着那么黑的指甲油你没看见?”

  “真没注意到。”

  “早说你是个不合格的侦探。”

  “我在发烧呢。”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趁我没关门的时候,到你房间里来剪指甲,然后,什么都没碰就离开了,也没关门。对吗?”

  她站起来,从包里掏出身份证,走出去,把门带上了。片刻之后,房门咔嚓一声被推开,是她用身份证撬开的。“看,就这么容易。”

  “换把防盗锁吧。虽说你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可偷,但贼不空手,你不在家还好办些,万一在家就惨了。”

  “这不用你提醒我。问题是哪个贼会跑到我这儿来剪指甲?”

  “贼都是超乎常理的。你这个贼可能是个剪指甲的狂人,不如把这堆指甲送到警察局去吧,也许正好是某个流窜犯的呢。”我有气无力又滔滔不绝地说。

  她没理会我,继续说:“这个人是在窗口剪的指甲,都在窗台上,剪得很碎。那天天气不错,你是上午走的,我是傍晚回来的,下午是个空白点。他可能是在下午阳光很好的时候,对着光线剪指甲,然后把剪下的指甲归拢在窗台上。”

  “模拟得相当像回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侦探。”

  她从窗口回过头来,缓缓地说:“我想大概是我姐姐来找我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凉水,之前做咖啡女招待的感觉又回来了。她从旅行箱里拿出一盒药,说是退烧片,让我吃了,然后就可以讲一些不愿意讲的事情给我听。

  “退烧片吃下去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发汗,让你舒服一点,我这儿只有一盒了,都给你。”说着把药盒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一天最多五粒,不可多服,多喝水,少抽烟。附近所有的药房都有卖退烧片的,但不一定都是这种,记得不要混着吃,会肾亏的。”

  “记住了。”

  “我来讲故事给你听,比井的故事更可怕的一个。”她说。

  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我爸爸是那家工厂的工程师,搞机械的。

  我姐姐把我推井里那次,我爸爸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我说是姐姐推我下去的,我姐姐说是我自己疯跑了掉下去的。对我爸爸来说,要么就是我姐姐在撒谎,要么就是我在撒谎,不,我不仅仅是撒谎,我没必要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姐姐头上,那么就是我产生了幻觉。

  不幸的是我姐姐从来不撒谎,至少她的谎言从来没有被戳穿过,而我从小就有幻觉。我睡着的时候会突然坐起来,说死去的外婆在对我说话。我会看见隔壁的人在做不好的事。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别的小孩都对着猴笼子起劲,我呢,蹲在树丛边,愣说有猴子在里面。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出了名的幻觉女孩。

  如果是你,你会信谁呢?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一个品学兼优,落落大方,一个迷走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眼圈总是青的。你一定也会选择相信那个比较可靠的。

  那你就反证了我是个精神病。

  我和我姐姐关系很正常,虽然不是很要好但也绝对没有不好,她是个有距离感的人,比较高傲,我是个闷葫芦,如此而已。后来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尽管我说是姐姐推了我,但由于她和我爸爸都一口咬定是我产生了幻觉,很长时间里,连我自己都认为那是幻觉。只有卡在井里的恐惧感,太深刻,深刻到淹没了其他的记忆。再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可以稍微理性地思考这件事了,我找不到姐姐有什么动机推我下去。什么事情都要讲动机,对不对?在简单的事实之下总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对不对?她没有理由杀我,或者再极端一点地说,如果她想杀我,在此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她有充裕的时间动手,再来一次。但是没有,她没有动手做这件事。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看到了她的日记本。

  那时她念大学,日记本在她的学校里。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我妈妈带着我去南京看她,她和我妈出去逛街了,我躺在她床铺上,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本日记。其实不是日记,她好像是一个暮年的人,在写回忆录,把二十年来经历的事情掺杂了当时发生的事写在一起,很像一部先锋派的日记体小说,有很到位的风景描写,不知所云的对话,人物都是按照某种节奏出场退场的。她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常生活按照小说的节奏重新排列。

  在她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总是能产生幻觉,梦见死去的外婆,她们那个无神论的父亲根本不信这一套,但偏偏她们的母亲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妹妹把外婆在梦里说的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就会去张罗着给外婆烧纸钱。姐姐觉得受到了冷落,姐姐羡慕妹妹的幻觉,有一天姐姐偷偷地告诉母亲,自己梦见外婆了。但母亲根本不相信姐姐。母亲大概也知道,幻觉,只能是唯一的,就像你不能同时找两个巫婆跳大绳。

  日记里的故事很吊诡,姐姐真的有幻觉吗?没说。也许有,因为姐妹的基因是相似的;也许没有,也许姐姐只是妒嫉妹妹受到了母亲的关注所以模仿妹妹。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姐姐把妹妹推到了一口井里,妹妹死了。

  这是一个用第三人称写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当时想,说不定可以发表呢。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可怕。

  我见到我姐姐时,问她:“那个姐姐妹妹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那年十六岁,如果我再长大一岁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我会把这件事按死在心里,但我当时竟然有点义愤填膺。于是,我姐姐微笑着说,那只是她近期在写的一个小说素材,小说都是谎言。她笑归笑,那表情恨不得想杀了我。她当然知道那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除了井的故事之外还有她和两个男人同时上床之类的故事,她尽可以告诉我那都是小说,但我不是她的读者,我是她妹妹。

  我明白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场角力,类似拔河。但并不是真实和谎言之间的角力,而是幻觉和谎言,两者对峙。真相,在中间。谁赢了,真相就归谁。

  回家的路上,我问我妈,小时候姐姐也梦见过外婆,她告诉过你吗?我妈说,还真有这件事,不过我妈根本就不信。我问她为什么不信,她竟然说,灵媒这东西还是要相信比较小的那个孩子。我靠,就这么一个理由,令我无言以对。

  这件事之后,说起来也奇怪,我身上所谓的幻觉部分渐渐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大概青春期过去了,身上那种制造幻觉的激素也就没有了。我听说精神分裂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第二年我姐姐从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又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她在电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大学期间还曾经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当然,没有那个关于幻觉和井的故事。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电信局的差事差不多就是她读大学所有的成就,这已经足够让我爸爸觉得荣耀了。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家长里短,磕磕绊绊,工作以后她总算会写一抹城市的夜色了,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东西,小有名气。小城市的美女作家。有一天我去一个高中同学家里,他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他竟然是我姐姐的读者。我和他聊起,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历数了种种缺点,我那个同学就把她写的一个关于幻觉和井的小说拿出来给我看,那就是我在她日记上看到的故事,她确实把它写成了小说,写得更丰满了,但仍然没有说出姐姐干这件事的动机。我那个同学说:“她其他小说都写得不错的,这篇尤其好,是她的成名作,难道你以前没看过吗?”我问他:“姐姐杀妹妹的动机何在?”他说:“这不需要写出来。”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我爸爸去看了,我是带着报复的动机的,这么多年我爸爸并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姐姐。我这么做,有点呼应我姐姐的意思,当年她不也在我妈面前声称自己梦见外婆了吗?我们各自做着报复的事,打破我爸爸的幻觉,或者是增加我妈妈的幻觉。那时我妈重病住院,已经快不行了,我只能去折磨我爸爸。我爸爸显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他看完了什么都没说,做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切下去一大块。他很幽默地对我说:“菜刀也是一种井。”

  那天吃饭,我姐姐知道了这件事。她很直截了当地说:“你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应该去治治了。”我分毫不让地说:“既然你诚实而正常,为什么不把你的成名作拿出来给家里鉴赏鉴赏,还等我去翻故纸堆?”

  在她的小说里,所有的都是谎言,或者所有的都是实话,只有妹妹死掉了是一个谎言,仅仅是一个谎言便抵消了所有的真相。我用她的小说去和她对质是件极其愚蠢的事,因为小说也是一种陷阱。但我也有我的井,她不肯把这篇小说拿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她的失策,尽管这个井是笨拙而可笑的,但它管用就可以了。我姐姐无法回答,最后她只能说:“我就是怕这个小说刺激了你的脑神经。”我爸爸这时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你妹妹不是精神病。”不过他毕竟是宠爱我姐姐,又被我妈的病情弄得筋疲力尽,他到底还是做起了和事佬,让我们都忘记这件事,谁都不要争了。

  这怎么可能?两个成年女人之间的仇恨是任谁也劝解不了的。我们在饭桌上剧烈地争吵,相互嘲笑,她说我是精神病,我说她是变态。吵翻了,桌子上的菜都掀了,我爸爸躲自己屋里,结果接到个电话,说我妈妈在医院病危。

  妈妈就是那天走的。肝病,病毒进了脑子里,什么人都不认了,拖着拖着终于走了。她死了,我和姐姐之间刚挑起的战火只能暂停。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我在吃豆腐饭的时候把这个小说拿给了家里所有的亲戚看,假如没有我提醒,亲戚们差不多都快忘记我曾经掉在井里的事情。这下我姐姐坐不住了,她疯了,把我的头按在我妈的骨灰盒上,抄起一个花瓶,后面的亲戚一拥而上把她拉开。就这一下,她输了。

  我离家出走之前去看过那口井。那次为了救我,把井掘开了,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坑,为了防着有人掉下去,就把这废井给填平了。很多年过去了,厂都快倒闭了,变成一个记忆的遗迹,我找到了井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花坛,种着一圈冬青树。我没敢走进去,我知道那个漏斗还是存在的。我在花坛边站着,走过来一个老工人,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有个女孩掉进去过。老工人说,对的,掉进去死了。我说没死,救上来了。老工人就说,明明记得是死了嘛,女孩的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反正就是死了。我无言以对,我想要是我姐姐在这里就好了,这个谜底其实是我死了,正如她在小说中设定的那样。我们可以不用争执了。

  后来我就走了。

  我姐姐有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因为这个,她的指甲永远都留不长,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会被她剪掉。她喜欢站在窗台上剪,剪完了,风吹过来,碎指甲自然就被吹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当然不是因为她而离家出走的,不完全是,还有其他原因。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因为她而走的,她觉得我真是幻觉得无可救药了。我出去得久了,出走变成了游荡,到处打工,没什么目的,偶尔还会回家看看我爸爸。我妈死了以后,我爸变成了一个佛教徒,念佛吃斋,非常虔诚。我问他,在井的事情上,他到底相信谁的说辞?我爸说:“答案在神明那里。”

  我爸爸还告诉我,以后少回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姐姐不会放过我。假如我的确是被她推到井里的,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反过来说,假如我的确是产生了幻觉,则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我这辈子还是不得安生。

  这故事有趣吗?

  “我感觉你还是很正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正确。”我说。

  “你这个话,已经把自己预设在正常人的位置上了。”

  “好吧。”

  “问题在于指甲。懂吗?假如我是个精神分裂,那我的判断就是错的,我姐姐不会来找我,这堆指甲不是她的,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剪的放在了这里。但我竟然不记得了,我在我不记得的情况下模仿了我姐姐做过的事。我不但曾经是个精神分裂,而且,继续是个精神分裂。”

  “如果你没有精神分裂那就是你姐姐来找你了。”

  “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那么她难道会站在我的窗口构思小说?你猜猜看她在构思什么?”

  我想了想说:“谋杀也需要构思,对吗?”

  “对。”

  “推理无效,存在太多的假设。”我努力启动着头脑里的发动机,“比如,即使你是个精神分裂,即使你是在幻觉中被你姐姐推到了井里,她仍然可能来杀你,谋杀的动机各种各样,谋杀者也有各种可能性的。又比如,即使你姐姐曾经企图杀过你,但这堆指甲并不一定就是她的,可能也是你的,可能你仍然存在幻觉。你的推理链上有太多的必然性,却忘记了偶然性才是驱动宇宙运转的法则。”

  她默然不语。我说:“其实,想知道你姐姐是不是来杀你,最简单的办法是打个电话回家,问问你爸爸,这两天她在不在家。她要是在家,当然就排除了嫌疑。”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就是T市人,那口井也在T市,我爸爸和姐姐现在离我只有三公里远。”她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我开始出汗,发烧的沉重感消退下去,脑袋稍微清醒了些,但身体却有一种步入云中的感觉。我取过她手里的茶杯,到厨房去倒了点水,穿过走道,回到房间里。一杯喝完觉得还不够,又去倒了一杯。

  “今晚上住在这里吧。”她说。

  “你就是不请我住,我大概也走不回去了。不过很难说可以保护你,只能摆摆炮,做个标靶,一锤子敲死了我,你就可以逃掉了。这也不错。”我仰面朝天倒在她的床垫上,“偶然性万岁。我得睡会儿,我不行了。”

  “睡吧睡吧,睡醒了再说。”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冷静的妄想症患者呐。”我说。

  我的头挨在枕头上,在柔软的枕芯深处有一股力量将我的意识向下拖拽,灵魂出窍,但不是向上飞腾,而是被什么东西抱着,一股脑儿地沉入了海底。

  Bug男变形记

  我曾经去那家公关公司找过小白。那是五月中旬,我从学长那儿出来,带着无限的郁闷走进了附近的一幢楼。小白留给我的地址,公关公司就在这楼上。

  二十八楼有五家公司,我找到了公关公司,有一个前台挡住了视线。我终于见到了那个嗓音柔美的前台,非常诧异地发现,她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长得矮墩墩的,皮肤也很糟糕。“找哪位?”她抬起头来对我微笑。

  前台前面有两把红色皮椅,我挑了一把坐下。我不想站在那儿显出气势汹汹的架势,我知道这样只会使自己倒霉,还是坐着,显得比较正式。

  “我是工学院的学生,有一个学妹叫做白晓薇的,曾经在你们公司做过……做过兼职。她叫shiry,拂晓的晓,蔷薇的薇。”

  她打量了我一番,什么都没说,站起来给我倒了杯茶,里面飘着正儿八经的立顿红茶包。我有点想不明白,我一身皱巴巴的衣服。不可能是她心目中的金主,我怎么就能让她给我泡茶。她一语道破天机:“是shiry介绍你来的吧?欢迎你,看一下身份证和学生证可以吗?”我赶紧说:“我是大学生,不是你想的那种。”她说:“你们工学院有好几个男生在我们公司兼职,这是正规的公关公司,不是你想的那种。”我立刻好奇,问道:“我们学校还有谁?说不定我认识。”她忍俊不禁,“这可不能说,商业机密。”

  好奇害死猫。我把学生证和身份证掏出来给她。她复印了一份,把原件交还给我,还说:“噢,你叫夏小凡,是麦乡人,shjry也是麦乡人。”

  “没错,我们是同乡。她最近有来过吗?”

  “好久联系不上她了,打她的手机也不通。我们需要相当多的大学生。”

  “干这行有危险吧?”

  “纯粹交友性质的,你可以陪别人逛逛街,喝喝酒。聊聊天。至于你们之间发生了个人的感情,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劳务费怎么计算?”

  “有比较详细的时间计算法,通常来说,半天的收入一百到三百元不等,是由我们支付给你的。要是对方为你买了什么东西,或是请客吃饭呢,那就完全归你了。你可以带他去看电影,去酒吧,最好是去购物,记得一定要开发票,有些奢侈品是可以凭发票折价退款的。当然,我们不主张你离开T市,或者是去对方家里,那会比较不安全。公共场所最好。”

  “那就好,我希望是女字旁的她。”

  “放心,不会强人所难。”

  我心想,这下扯淡了,为了找小白我怎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学校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把我给开除掉?所幸还有没几天就要毕业。履历上我甚至可以写上自己在某公关公司实习呢。女的一边填表格一边问我:“手机号是多少?”我说我没手机。她怪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去买一个吧,否则联系不上你。现在手机便宜,这点钱很快就能挣回来的。”

  填好了表格,她带我走进办公室。里面并不大,但布置得相当不错。十来个格子间,一水儿的IBM手提电脑放在桌上,脚下踩着柔软的地毯。再往里是会客室,她带我走进去,一圈米黄色真皮沙发,茶几上是七彩琉璃烟缸,墙上挂着仿制的马蒂斯人体画。我一看就明白了,小白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儿拍的。我在沙发上坐定,她招呼了一个穿白衬衫脖子上挂着皮绳的小伙子过来,此人走路扭臀,显然是个屁精。屁精说给我拍张照,手里拿着一台富士数码机,瞄了我一眼,说:“不错,小帅哥。”女的说:“衣服有点糟糕。”屁精说不要紧,让我把衬衫脱下来,我照办了,里面还有一件汗衫。屁精托着腮思考着,并且把他的思考告诉了我:“我在想,应该让你单穿衬衫呢,还是单穿汗衫。”我说:“无所谓,随便。”他说:“哪一种更符合你的气质呢?”想了想,告诉我:“把汗衫也脱了吧,你不属于型男气质,还是用衬衫来塑造你邻家小弟的形象比较合拍。”

  我把汗衫也脱了,拎着我的衬衫说:“料子不错的,可惜太皱了。”屁精把衬衫拿过去,用力绞了几把,这下皱成了玻璃糖纸一样。他说:“这就像了IsseyMiyake,相信我的搭配水平。”总之一通折腾,留影若干,看到一个扯开领子露出胸膛的我,嘴角带着嘲笑和哀怨,很不羁,很农村,虽然有着封面男星的元素但用光和造型完全就是到此一游式的照片,屁个邻家小弟,邻家马仔还差不多。

  “我可以走了吗?”我被他折腾得哭笑不得,在整理我衬衫的时候他的手指一直在戳着我的胸口,两根手指像冰棍一样冷。

  女的从外面进来,说:“真巧,刚才接了一个电话,有一位女士在明典咖啡馆,离这儿很近。她是我们的老主顾了,说要找一个男大学生陪聊,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尝试什么?”

  “喝咖啡,聊天呗。”屁精说,“凡事总是有第一次的。”

  “我这就算上岗了吗?”我莫名诧异地说。

  屁精乐呵呵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不,只是开始游戏罢了。”我释然,作为回报,同时也乐呵呵地把手放在了他的臀上。

  在那家灯光昏沉的咖啡馆里我还是点了啤酒。对面坐着两个女人,出乎意料。不知道同时对付两个顾客是如何计价的,幸而我只是玩票罢了,不需要对职业操守或是行业规则做太多的计较。其一是打电话到公关公司的女主顾,四十来岁,微胖,脸颊两侧有浅浅的褐斑,穿着很考究的衬衫,很有深意地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时不时摆弄一下手机,看来是个女大款。其二是个戴眼镜的女人,三十多岁,长得相当不错,颇有知识分子气息,怎么看都不像是需要花钱买欢的——如果和我聊天也算是欢的话。

  “你是大学生?”女知识分子问我。

  “有学生证的。”

  “给我看看。”她说,“你们这行里有相当多的人冒充大学生。”

  我有点不悦,说:“学生证不能给你看,如果你需要有人聊天的话,我可以保证我比一般的大学生聊得更好。当然,我仍然是大学生。”

  “一本还是二本?”

  “大专……”我立刻泄气。

  “什么专业?”

  “计算机。”

  “有意思,”她摸了摸下巴,说,“你们这行应该是学文科的或者学艺术的更多些吧,现在理科男生也做兼职三陪了。”

  “生存压力太大了呗。”说实话我完全不了解所谓这行的内幕,只能胡编编了,虽然是第一次上岗,但不愿意让她看出我是个新手,也是为公司负责。“其实我觉得体育系的更适合些,你觉得呢?”

  旁边的女大款噗地笑了出来。

  女知识分子说:“你还挺有幽默感的,虽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IT男,但你是个例外。怎么称呼你?”

  “夏小凡。”

  “我叫王静。”她又指了指女大款,“这位是胡姐。”

  我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举杯,“胡姐,幸会,幸会。”

  胡姐的眼睛比王静毒,说:“你做兼职应该不是很久吧?”

  “说实话,第一次。”

  “看你的衣服就知道,说话也劲儿劲儿的。”胡姐淡淡地说。

  “如果很介意的话,我可以退场。”我说。

  王静说:“不用,你这样挺好的。”

  聊天的过程比我想象中有趣,女知识分子很健谈,经常问些出乎意料的问题,比如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找工作是不是很艰难,对社会问题怎么看,对交友中介是怎么看的。我一一作答,聊到一半觉得有点不对劲,好像我在召开记者招待会。胡姐一直没怎么说话,这中间她走开接了一个电话,回过来对我们说:“我有点事儿得先走,你们聊着。”王静说:“你忙你的去。”

  剩下我和王静。我一厢情愿地想,她会不会带我去购物什么的,哪怕看一场电影呢。她好像并没有这个打算,这让我稍稍失望,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出演,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只要没演砸就算我大功告成。

  轮到我问她了:“为什么不喜欢IT男?”

  “乏味,固执,野心勃勃。”

  “这个时代要是IT男还不具备野心的话,那就没天理了。朝阳产业啊,虽然有点泡沫的嫌疑,但不可否认还是朝阳嘛,遇到下雨天算我倒霉。”

  “动辄就说这个时代如何如何,是你们IT男的特点。内心觉得这个时代属于你?那为什么还出来做兼职呢?”

  “你这叫偷换概念,你见过乏味固执野心勃勃的鸭子吗?都很聪明吧,都有点情趣吧,都知道哄你开心吧。难道这个时代属于鸭子?”

  她乐了。“就行业论行业嘛。这个时代还真说不定就是属于鸭子的。”

  “乳沟时代。”

  “什么?”

  “有个女孩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沟只是一道阴影,连器官都算不上,但要是没有乳沟的话,那就连乳房都不存在了。”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

  我拿起桌上的餐巾纸擦嘴,纸在她面前,拎起来发现下面还有一个黑色闪着红灯的小玩意。我学电脑的当然知道那是录音笔。我说:“喂,这个,是什么意思?”

  她像挨了烫一样把录音笔揣到小包里去了。

  “你是公安局还是记者?”

  “猜对了,记者,报社记者。”她索性递过来一张名片,T市晚报的王静,电话手机Email一应俱全。这份报纸我经常在报摊上蹭看,买一张《环球时报》蹭看五分钟的《T市晚报》,看看本地新闻有没有谁被榔头又敲死的消息。

  “你是要做报道吗?关于T市的鸭子?”

  “不,是关于T市的大学生的深度报道,鸭子是其中一个选题。我知道胡姐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就让她带我过来了,没想到你是第一次干这个,倒也挺好,更真实一些。”

  “类似破处直播,对吗?”

  “这个说法不太好,应该说,更容易使人们产生同情心,在猎奇方面则稍弱。”

  “鸭子中间有大学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是大学生中间有鸭子,就不太好了,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那可以写成报告文学给什么法制时代报的。”她故意寒碜我,“那种报纸最爱刊登这类故事。”

  “可不可以不写我?”

  “放心,用化名的。”

  “有稿费吗?”

  “当然没有,不过我可以请你吃顿像样的晚饭,想吃什么?我可不想在这种地方吃铁板牛扒。”

  “那就海鲜吧,我要吃生蚝。”

  我想我真是完蛋了,和那次广告公司的面试一样,我总是在做错之后还会再错一次,错到自己连后悔的心情都没有。

  后来我们去了更多的地方,一次自助海鲜大餐,一段在市中心回旋的步行路程,一问冷清的酒吧。T市的中心地带显得平静而有序,所见所闻的事物像流水滑过我的身体,有一点陌生,有一点惊喜,瞬间就消失去了另一边。我以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典型、未来风月场所的隐形人,或者必须提前向时代道歉的IT行业Bug男,陪同着资深美女记者王静,似是而非地流连于夜色中。非常像异次元世界,我入戏了,在这样的场所中,我根本不是我自己,也许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找到自己呢。但这感觉非常不错,近似于幻觉,近似。在酒吧里我一下子跌到了很深的地方,那里只有我和她,但是灯光、音乐以及某些遗留下来的气味却仿佛这里有很多隐形的人存在。我从包里拿出那张《Love life》,让侍者塞进CD机中,音乐将我拉到我所熟悉的地方,我们不再谈任何事情,就着吧台喝了很多酒,所说的话像散落的珠子四处蹦跶。我想我要是能在所有的场所听这张唱片,不是通过耳机,而是用喇叭,但周围的人却都失聪,或根本不存在,那该有多爽。王静喝高了,身体随着音乐前后摇摆,她说那首“Last night”相当不错,我说这首歌常让我看到自己在空旷的地方奔走,整个世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另一个人。她问:“是什么人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未能够知晓,却常常触摸到了他。她误解了,她说我可能有点孤独。我说不是的,“那个人不是什么女孩什么爱人,是一个从井里爬出来的杀人狂。”她尽管有点醉,还是哆嗦了一下,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我伸手搂住她的肩膀,她显然更不安。我用手抚摸她的头发说:“你念大学的时候一定是校花吧?”她从高脚凳上滑下来,退到一边打手机,片刻之后有个男人走了进来将她扶了出去。临走前她还记得买单,并且扔给我一张二十元的纸币,说:“打车回去吧,你这个小男娼。”我笑了起来。

  男人穿着灰色的夹克衫,沉默高大,即使在酒吧昏暗的光线下仍然可以看到他脸上无数的坑坑洼洼。我看出来了,他是一直跟在她身后保护她的,显然她对男娼并不放心。灰夹克男子很轻但很有力量地推开了我,我感受到了警惕和轻蔑,同时判断他应该是一位警务人员。就这样,他扶着王静走出酒吧,我独自听完了整张唱片,让酒意稍稍散去,这才拿回CD去街上找出租车。

  出租车很快将我带离市区,穿过层层工地,穿过高架桥的阴影,又回到我徘徊兜转了三年的地方。水流消失了,硬得像石块一样的夜晚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王静说这些,我只知道自己被她拧过去了,所以必须要拧回来,哪怕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

  在我毕业的那天,T市晚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大学生现状的报道,其中有一个做三陪的男性大学生,他的名字叫夏小凡,并且在文章很不起眼的位置注有:以上均为化名。

  全校都看到了这张报纸,不过,我已经毕业了。留了个做鸭的名声在学校里。

  后来我还去过那家公关公司,我去拿劳务费。前台看见我,脸色都变了,非常坚决地将我拦在了外面。我不知道自己哪儿露馅了,前台说:“上次的客人投诉你了,说你对她动手动脚。”

  “我靠,我本来就是干这行的,动手动脚不就是我的本分吗?”

  前台说:“不,她投诉你是个变态,不适合干这行。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这太伤自尊了,尽管我的本意不是来做鸭的,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被鸭店淘汰的结果。我说:“妈的,她自己是个记者,而且出言不逊。”前台说:“不,她是个很有钱的企业家。”我说:“她他妈的带了个记者来!”前台显然已经搞不清状况,不过她还是很坚决地将我拦在了外面,屁精也闻声出来,后面还有一个穿灰西装的光头,我估计再闹下去没好果子吃了。前台很同情地说:“你还是需要去补修一下个人素质,满口脏话的,女客人不会喜欢你的。我们要的是能够让客人解闷的小朋友,不是流氓和色狼。”我说:“好,抱歉,我想看看白晓薇的业务记录,可以吗?”

  前台回头,对光头说:“把这个神经病给我叉出去。”

  洗完澡说再见

  那天晚上在咖啡女孩家里,是我守着她,还是她守着我?好像都有。我躺在床上出汗,她给我绞毛巾擦汗,用体温计量热度,上半夜她一直坐在我床边,有一种非常古老的气息,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她,除此以外,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后半夜她熬不住了,和衣睡在我身边。我注意到她睡下去之前用旅行箱顶住了门,我想明天可以到楼下锁匠那里去买把插销装上,比较安全些。

  窗开着,这是四楼,不太可能有人从下面爬进来,考虑到她姐姐是个女的,尤其不可能。风隔着窗帘微微地吹到我脸上,头顶上的灯泡静止不动,她侧着身子睡,把头深埋在臂弯里,我平躺着,觉得灯光耀眼,便起身把灯关了,坐在床垫上抽了根烟。我忽然睡不着了,倾听外面的动静,隔壁有人起来上厕所,楼道里有谁哐当哐当把自行车扛了上来,过了片刻忽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世界卡在寂静中,像一张唱片放完之后的瞬间意识停顿。

  齐娜,她曾经说过,寂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寂静可以让你躲避危险,在寂静中的绝大部分动静都能被听到,同时寂静也带来更大的恐怖,忽然打破寂静的某些,或者根本是在寂静中走向你的。她说,这一点和黑暗不同,黑暗是彻头彻尾的危险,别以为那些人在黑暗中找不到你,他们的嗅觉可灵敏呢。黑暗,是拿距离在赌博,而寂静是过度地信赖自己。与其说我们的内心黑暗,不如说它是寂静一片。

  我预感到这是难熬的一夜。

  后半夜烧又起来了,我用体温计测了一下,就着打火机的火光看,整三十九度。我从口袋里摸出退烧片,掰下来一粒含在嘴里,去厨房找水。出门时觉得头昏,四周一片黑,眼花的感觉不那么强烈了。我轻轻踢开旅行箱,拉门出去,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面前一闪过去,看不见,但却几乎要触摸到了。我立刻紧张起来,伸手去摸走廊里的开关,我是第一次在这儿过夜,一应物件在黑暗中都是生疏的,摸了半天才摸到,昏黄的灯光亮起,照着我,仅仅只是照着我,在走廊的两头都还是黑漆漆的,想看清那里除非是走过去按下其余的开关。

  我站在原地没动,寻思了一下,到底是有人走过呢还是我的错觉,最后还是无法确定。我穿过走道,推开厨房的门,给自己弄了点水,站在走廊里把药吞了下去,再回到屋子里,关门落锁,推上保险,顶上旅行箱。这一系列的动作在我喝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好了。我没有关走廊里的灯,通过门缝可以看到外面有一丝光亮,有点像黑夜中的霓虹灯。我坐在床垫上,从厨房里拿来的菜刀正别在我的后腰,将菜刀放在手边之后,我默不作声地注视着这一道光。

  以前有人告诉过我,假如回家时怀疑家里进了贼,第一件事不是去查看各个房间,而是去厨房找菜刀。因为贼进屋子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去厨房拿菜刀,如果厨房菜刀不见了,那就说明真的进了贼,那就赶紧出去报警;假如菜刀还在——请把它拿在手里再去查看房间,不是每一个贼都必然拿菜刀的,有人用榔头。

  大约半分钟之后,那道光亮被门外的阴影挡住了。我的心脏收缩了一下,拿着菜刀摸到门边,被脚下的旅行箱绊了一下,动静不小,阴影立刻消失了。

  确实有人。我没把握是不是该打开门再看一下,说不定打开门就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脑袋上了。片刻之后外面的灯光消失了,起初我以为是那人把灯关了,等我想打开屋子里的电灯时才发现整个没电了,估计是他把楼道里的电闸给拉了下来。

  现在我相信咖啡女孩说的话了,她姐姐找上门来了。不过看上去不像是寻仇,倒像是恶作剧。我隔着门说:“喂,别闹了。这儿并不像你想得那么空旷,楼里全是人,喊一声全都出来了。”门外没有人答应我,我当然也不敢冒险跑出去推电闸,心想还是捱到天亮再说吧。

  我摸出打火机照了一下,咖啡女孩还好好地躺在床上,没有被这一切惊醒。她换了一个睡姿,之前是趴着的,这会儿是平躺在床上,听到她睡梦中嘟嘟哝哝的声音,像什么夜鸟在叫。我就着火苗又给自己点了根烟。

  四点钟时,外面的鸟真的叫了起来,天还是黑的,我的两边太阳穴像是不断有人用锤子在敲打,身上奇痒难耐,起初是脖子和手臂,后来痒成了一片,自己用打火机又照了一下,起了一排红疹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天一直黑着,五月的早晨到底是几点钟放亮,我强忍着继续坐在床垫上,给自己抓痒,任凭头颅被钟锤敲过来敲过去。仿佛是过了很久,听见楼道里有个男的说:“哎大清早的怎么停电了?”过了一会儿又是这个人的声音:“我操哪个缺德的把电闸给拉了?”房间里的灯倏忽亮起,与此同时,外面的天空也从墨黑变成灰蓝色,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从卡住的井里爬了上来。

  她醒了。醒来第一句话是:“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我问她梦见什么了,她说:“梦见那片草丛。”我心里一紧。她说:“先去吃早饭吧。”我拉开衬衫给她看身上的疹子,“这是怎么回事?”她只瞄了一眼,说:“大概是过敏,以前有过敏史吗?”我说好像没有,她说:“要不去医院里看看吧。”

  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我快要死掉了,熬了一个通宵,想睡睡不着,痒得发疯了,要是烧再起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算了。头一次体会到身体崩溃的感觉。”她说:“你先躺一会儿,我收拾一下出去吃饭洗澡看病。”我说:“出去洗澡?”她说:“对啊,我这儿怎么洗?没法洗。在离开之前我得洗个澡。”我说:“哪儿洗?”她说:“市区有不错的浴场。”说罢走下床垫。我一把抽走地板上的菜刀,递给她,“把这个带到厨房去。”她拎起菜刀看了看,只说了一句:“邻居的菜刀以后不要拿。”

  我半躺在床上等她,听见门外刷牙洗脸的动静,趁这个工夫给自己抓痒,过了一会儿她走了进来,看看我的脸,说:“哦,还没睡着啊,我们出门吧。”我揉眼睛。足足揉了有半分钟,好让自己把即将崩溃的大脑给夯实了,然后从床上站起来,跟着她出门。

  她带着她的旅行箱,我说:“被子不要了?”她说:“没错。”这就下楼去,旅行箱的滚轮在破碎的水泥道路上发出奇妙的节奏声,像某一首歌的开场。看她的样子,步履轻快,如在云中,我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说我被人敲过一锤子也不为过。

  我们在新村一角的小摊上喝豆浆。隔壁的小学里,大喇叭放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越过围墙看到花团锦簇的教学楼,我问她:“今天什么日子?”她掏出手机看了看,说:“果然是儿童节。”

  “好日子。”我说。

  确实,天气像是被预约过的那么晴朗,出逃也好,庆祝也好,嬉戏也好,都是好日子。这种天气让我的身体稍微舒服了一点,想到这里身上又痒。她问:“好点了吗?”

  “没好。”

  “我的意思是,更厉害了吗?”

  “也没有,老样子。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挠挠屁股可以吗?”

  “随便你。”

  我们猜硬币,到底是先去洗澡还是先去医院,最后我赢了,我主张先去洗澡。她说:“我是无所谓的,我巴不得先去洗澡呢,你挺得住吗?”我说我已经好几天没洗了,就算去医院,也不想冒着一身的汗臭味给医生看我的胴体,他会以为我是个农民工。她叹了口气说:“胡诌吧。真想带你一起逃亡。”

  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一家浴场,去的路上我没怎么说话,心里嘀咕着,到底为什么要洗澡呢?也太古怪了。她适时地解释道:“现在去的大浴场,以前是我爸爸的工厂,我就是在那儿被推下去的。”

  “这倒是出乎意料。”我说。

  出租车停在浴场门口,不必费神去描述了,什么浴场都是差不多的,无非堆砌一堆名词,雕塑立柱水池马赛克瓷砖等等。从外观来看,丝毫没有工厂的气息,一切已被推平、重建、粉饰。这个充斥着古罗马的哥特式巴洛克风格的包豪斯建筑怪物就耸立在我眼前,它的真实内在应该是一幢工厂的办公楼?

  我走进男宾部,她走进女宾部,相约在餐厅见面。不料我刚脱完衣服就被一个服务生给堵住了。说我有烈性皮肤病,不能洗。我穿上和服和沙滩裤去餐厅,把香烟打火机揣在兜里。经理亲自在前面带路,大概深恐我瞅冷子扎到浴池里,变相地监视着我。他带着我上了三楼,这儿是商务区,有电子游戏网吧桌球录像,玩了一会儿,抬头看见经理还在,我故意说:“其实我是红斑狼疮,不传染的,就是卖相太难看了。”

  于是连雅间都不给洗了,经理一直跟着我,随我吃随我玩,就是不给我下水。打了半个小时的电子游戏,我觉得有点不舒服,跑到休息厅里要了一杯白开水,躺在四十五度角的沙发躺椅上,吞下最后一粒退烧片。经理愁眉苦脸地注视着我,这药片显然让他联想得更多。我说:“像我这样你们应该一拳打出去才对啊。”经理说:“您别开玩笑了,我们毕竟不是黑社会,像您这样还敢大模大样出来招摇的,肯定是有来头的。您就别下水,也别上去找小姐,成吗?我叫你爷爷,成吗?”我说:“你太客气了!”

  后来在休息厅里,咖啡女孩穿着近似的一套衣服走来,她说:“你好像没洗过嘛,头发怎么还是这么乱?”我说:“没洗,一身红斑狼疮,你看经理都陪着我呢。”经理转过头去看她,她嫌恶地说:“看个屁,我又没有红斑狼疮。”

  我主张先去洗澡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想在澡堂子里和她告别。任何告别,任何场所,大概都比澡堂子里强一些吧。我说:“洗完澡,应该亲亲热热地回家,而不是说再见。”她点头同意,于是拖着箱子去医院。显然,医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我们别无选择了。

  我去皮肤科挂了号,被医生诊断为药物过敏,拿到了一马夹袋的药品,中药,西药,内服,外用,全是抗过敏的。到黄昏时,我和她喘着气,伸长舌头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我把腿伸直了,她把腿架在旅行箱上。不久过来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勒令我将腿收回,因为有很多腿脚不便五官失灵的病人可能被我绊死。

  我们两个,开始数马夹袋里的东西,接着又把所有的药品说明书看了一遍,我把所有的药按剂量吃了下去。时间仍然像一部闷片般的缓慢,来自发烧和瘙痒的两股力量快要把我撕裂了。后来有个五六岁的孩子,头破血流嚎啕大哭着被大人送进了急诊室,护士的动作慢了点,抱小孩的大人就照着护士的脸上打了过去。总算找到了一点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我拎着马夹袋跑去看热闹。

  她说:“哎,好可怜,六一儿童节被打。”

  “说小孩还是说护士?”

  “都可怜。”

  “在这个节日为了小孩去打大人,应该是合法合理的事情吧?”我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节日。”

  “前提是你得先要头破血流。”

  “那也值得。”

  直到这出戏看完。

  她跑到超市里去买了很多饮料。装在另一个马夹袋里。我说这么多喝不掉,她说:“留着车上喝。”

  “什么时候走?”

  “差不多就现在吧。”

  “我就不送你了。”

  “一身皮炎,好好回去睡觉吧。”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给我,“我那房子还有一个星期租约,你可以一直睡在那里,到时候房东会来找你的。把钥匙给他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水电煤我已经交了押金八百块,不会超过这个数字,退钱给你你就拿着自个儿去花吧。”

  “我怕你姐姐进来把我给弄死。”

  她打开一听可乐,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也不一定是她。可能真的是我精神分裂呢?”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说:“刚才在浴场里,看着水流到排水孔里,觉的自己在缩小,缩小,整个儿被吸了进去。以前那个井可能还在那儿吧,一百多米深的井怎么可能填平?始终是存在的。”

  我说:“别怀疑自己了,我确信昨天晚上有人在你家门口晃悠,不是幻觉。”

  “真的?看到那人的样子了吗?”

  “没有,”我说,“确实有人,这就够了。”

  “昨天晚上,”她捧着头说,“昨天晚上我又梦见那个死去的女工了,我梦见她至少有一百次了,她就在我的梦里走过,我想我的幻觉可能和她有关吧。真不该和你去祭什么猫,我脑子好好的一下子又掉井里去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又一下子退去,像浪潮一样拍打着脑神经。“那个女工,”我说,“她有对你说过些什么吗?”

  “不记得了。这个幻觉太可怕了。”

  “那不是幻觉,只是梦。”我说,“不要去想了,你很正常,看到尸体所以受了刺激,这没什么的,会过去的。我言辞贫乏,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我们内心的黑暗与世界的黑暗是隔离的,中间的屏障就是你自己。这两者,必须界限分明。”我握住她的手,“我会来找你的,还有最后一点事情办完了就来找你。”

  “和我在一起?”

  “没错。”

  “不问问我去哪里?”

  “这不还没到最后分手的时候嘛。”

  “去南京,看有没有适合我的职业,大概还是会去做咖啡店女招待吧,不过也说不定。来找我就打我手机。”

  “一定。”

  “去给自己配个手机吧,不然找不到你。”

  “一定。”

  “还有一刻钟。”她说,“这是第一次和你度过完整的二十四小时,最后一刻钟怎么度过呢?”

  “要不,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用一刻钟刚刚好。”

  牌局

  我回到学校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退烧片吃光了,不想再去买,吃下去的抗过敏药让我瞌睡连连,坐在公交车上几乎就要跌入混沌,不过我还是坚持住了我在食堂里买了二十个包子,装在放药的马夹袋里,又去小卖部买了几瓶纯水,打算去咖啡女孩的家里。至于是去坐禅还是打埋伏就完全看我的运气了。后来想想,什么娱乐都没有,可能会挺不过去,于是回到寝室去拿几张唱片。

  老星在屋子里等着我。

  “……去旅行?”他问我。“买这么多包子和水。”

  “不,应该说是出去面壁。”我放下马夹袋,爬到床铺上收拾我的唱片,听见身后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一看老星已经抓着两个包子,嘴里还有半个。

  “当心噎死。”我说。

  他满嘴粮食含糊不清地说:“来,坐下,打牌。”

  牌局是我大学时代永恒的主题,甚至超过了网吧,超过了摇滚,超过了我对长发校花的怀恋。只不过物是人非,锅仔疯了,亮亮去了地下室,齐娜被一锤子敲死,剩下我和老星两个人,世界已被海水淹没了大半,剩余的部分正在继续沉沦。我说我不想玩,他说:“你非玩不可。”

  “两个人怎么玩?”

  “玩跑得快。”

  “那个没劲,小孩子玩的。”

  “在最简单的游戏里有着最深刻的智慧。摈弃技术,只看运气。你觉得没劲只是因为赌得不够大而已,一张牌一根手指头怎么样?”

  “我不喜欢运气游戏,那不是真正的输赢。”

  “错!如果我和你,坐在这里玩一辈子的跑得快,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真正的输赢。”

  我估计他脑子出问题了,齐娜的死对他影响不小。我放下包,坐在他对面。他开始洗牌,这时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全是伤,那是用拳头砸在什么硬物上造成的。我没问他,静静地看着他发牌,三堆牌发在桌面上,他没摸,我也没摸。

  “赌什么?”我问。

  “输的人去面壁,赢的人去旅行。”

  “挺好。”我伸手摸牌。

  第一局我被他全关,一张都没跑掉。我洗牌,他点了根烟,说:“那天在公安局我还是去看了齐娜的尸体。手看了,脸也看了。”

  “怎么想起来现在说这个?”

  “之前不想说,是因为觉得,告诉你没有意义。”他说,“不过那个记忆无法洗掉,告诉了你,至少对我有一点意义吧。”

  我发牌,没问他看到了些什么。

  他说:“只有怀着巨大的仇恨,才会把人敲成那样。”

  他把烟灰随意地弹在地上。第二局我再次被全关。

  “之前我说是小广东干的,你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他说,“你喜欢讲究动机,对不对?”

  “杀人都是有动机的,我看不出小广东有什么动机杀齐娜。我还是那句话,相比之下,你比他更有动机。这年头杀一个陌生人可以没有动机,但杀熟人那一定是有预谋的,不可能没有动机。而且,最重要的是证据,比如说凶器,作案时间,现场的脚印,衣服上的血迹,这些都掌握在警方手里。你能检测DNA吗?古典推理只存在于小说中,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境地,不会再有一个侦探运用推理法在我们中间挑出一个凶手,还能令其自己招认。没这回事。”

  “你又错了。为什么排查法可以找到凶手?从几万人里找出一个敲头的,排查法简单来说就是排除法,是没有DNA证据的前提下做的概率计算,只要凶手被列入了嫌疑名单,他就一定会被审讯出来。DNA是后设的证明。”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外国电影看太多了。”

  第三局,我输了一张牌,龙头没扳回来。我开始抽烟,给自己开了一瓶纯水,喝水。

  老星说:“如果我现在杀了你,你猜猜我有什么杀人动机?”

  “猜不出。但你会留下证据,跑不掉。”

  “如果排除掉所有证据的因素,通过动机你能把我列入嫌疑人名单吗?”

  “不能,”我说。“看不出你杀人的动机,也看不出你有精神错乱的迹象。”

  “我有动机。”

  我扔下手里的牌说:“不玩了。”

  “继续继续,我话还没说完。”

  “有话就说完。”

  “那就陪我打牌。”

  老星说:“你知道吗?有一种传说,两年前那个仓库管理员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他只是被用来顶罪的。不过,自从他被枪毙以后,这儿确实太平了很长时间,说明真凶是被抓到了。”

  “理论上没有一个司法机关会用顶罪的方式来处理连环杀人案。”

  “是的。可是五月初我们学校有女生被装修工敲死在厕所里,一度成为敲头狂复活的证明,谣言满天飞。齐娜被杀那天,凶手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但装修工却几乎是同时被警察在异地抓获。这说明什么?难道敲头是很流行的杀人手法吗?为什么不用绳子勒死?”

  “这一点和我设想的一样,凶手很可能是熟人,用锤子敲是因为想制造连环杀人的假象。”我想了想,补充道,“但也不排除是模仿犯。换句话说,即使是熟人干的,你难道能确定嫌疑人的范围?齐娜身边有多少熟人,有多少半生不熟的人,你清楚吗?”

  “我刚才说过,只有怀着巨大的仇恨,才会把人敲成那样。”老星站起来,平举起左手,用右拳击打着手背,说:“还记得杞杞说过的吗,凶手是从后面摸过来,一锤敲在后脑,立刻逃跑。两年前所有的敲头案都是这样的模式,也因为这个模式,很多人是重伤,只有我们学校那个校花比较倒霉,一锤子就敲死了。”他转身面对着我,把右拳伸到我的眼前,“而齐娜,她是被敲了无数锤,后脑,太阳穴,脸,凶手是怎么敲的你用屁股都能想明白。她挨了一锤倒在地上,凶手像敲一个桩子一样把她敲成了肉泥。”

  我默然不语。继续喝水。

  老星说:“怎么会那么巧?她去祭猫,就撞上了凶手?这种概率低到什么程度?假如有变态狂存在,凭什么一个总是在晚上动手的家伙会选择在下午行凶?如果他见人就杀的话,为什么没有疯狂到跑去市中心随便敲人?你看过一些犯罪学的书,我也看过,不比你傻多少。简而言之,作案模式根本不一样,这是一起独立的案件。”

  我打出了手里的最后一把牌,说:“我懂你的意思了,谋杀,对吧?你输了,洗牌。”

  第五局牌开始,我捏了一手好牌,一把顺子,四个尖,但还有三张杂牌,想关他不那么容易。

  老星说:“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谁,知道她去那个鬼地方上班了?你知道?我知道?谁在她下班的路上伏击她?”

  “小广东知道。”我说,“不一定是伏击。真有仇家的话,也不排除跟踪她的可能。”

  “如果她只是随便被人敲死在街上,如果她是被人敲死在宿舍里,如果她像那个女生一样上厕所时候着了道……但你不觉得,死在那边树林后面,太像是有预谋了的吗?假设你要杀她,你怎么会知道她在那天下午会忽然想到去树林里祭猫?你有那么好的运气吗,让她死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晾了一个晚上!”

  第五局,关了他三十张。

  他说:“你不喜欢玩运气游戏,对吗?我也不喜欢。”

  “齐娜死了以后,我一直神志恍惚,发烧,皮疹,闹到今天。很多事情不能掰开了想。我手里没有任何刑侦方面的证据,想要也要不到,如果只是凭空想象的话,我大概会疯掉。”我说。

  “所以你只能去地下室修电脑,你没有编程的天赋。”老星说,“二十二日那天她说要你陪她一起去祭猫,后来又说不和你去了。你觉得她会一个人去那里?”

  “这个没有想过。”

  “想象一下嘛。”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约了另一个人去祭猫,最有可能的是小广东。”我说,“你进入了纯推理的境界,可是证据呢?如果能证明她约了小广东一起去祭猫,那么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不管他有没有到过现场。”

  “没有证据,但这个推论合理。”老星说,“如果由警方来做,完全可以通过血样、脚印这些确认他有没有去过。”

  “首先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据,那天下午他在哪里。”

  “他一个人去看电影了,有票根为证。”

  “你去找过他了,对吗?”

  “别急,我们牌还没打完。”

  “很多时候,动机是由凶手自己说出来的,假如他不说,你就是想破头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为钱,为债,为女人,为一次口角,杀人虽然是件严重的事,但杀人的动机却可以微小到让你发笑。杀人,本质上和自杀是一样的,自杀者会留下遗书,说明动机。在你看来,他们杀死自己的理由无论怎么样都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件事本身就不在常理之内,好比你的电脑中了一个病毒,你认为它是病毒,其实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程序,它只是违背了你的意志罢了。”

  我点头,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一切和破案没有什么关系。“你别卖关子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我说。

  “为什么要让齐娜去偷小广东的资料?”他摊开手里的牌,四个K,一对J,一个2。

  第六局我再次输掉。

  “因为想找到小白的打工记录,小白失踪到现在还没回来,她做家教是在小广东那儿挂着的。我去找小广东要,他不肯给我,正好齐娜在和他拍拖就利用这个机会了。”我犹豫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齐娜告诉你的?”

  “齐娜要是告诉了我,我还用在这里问你为什么吗?”

  我一下子陷入了另一种混乱中,“不可能,小广东不应该知道这件事,齐娜做得很隐蔽。”

  “他知道了。”老星说,“事情就是这样,你让齐娜去偷资料,齐娜自以为没有被小广东发现,但他却发现了。你知道做家教中介房产中介职业中介还有卖淫中介,一切的中介,最忌讳的是什么吗?是客户资料被偷。这是他们的第一生产力。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让齐娜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当时并没有觉得危险……”

  “你知道那个人是个变态,对不对?你利用齐娜,结果却害死了她。”

  我扣下了手里的牌,“如果要给我安这个罪名,你务必拿出铁证。”

  他从床头拿过一支录音笔,“为了这件事特地去买的。”又搬过一台手提电脑。我问他:“电脑也是特地去买的?二手货啊。”

  “二手的就够了,我没打算用太久。”他打开电脑,将录音笔里的声频文件导人进去,问我:“其实没什么好听的,我刚才说的就是小广东说的,不过可以让你顺便欣赏一下他的惨叫。”

  “你把他怎么样了?”

  “我把他四根手指掰了下来,用这个。”他从床头拿过一把血迹已干的尖嘴钳,放在一堆扑克牌之上。

  “本来想去搞一台摄像机,把这个场面拍下来给你看的,一时搞不到,也买不起,要逮到他不容易。临时抱佛脚,只能用录音笔将就将就了。”老星说,“我向你担保这是真的,声音有点变形。”

  “你是在哪里干的?”

  “在他家里。”老星说,“你从来没有假扮过抄煤气的吧?”

  “这么简单?”

  “当然也是有风险的。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先从后面把他打翻了。”老星说,“记住了,越是安静的地方,越是要与人保持距离。尤其不要把后脑勺对着陌生人,不然挨了棍子算你倒霉。”

  “看来你下手很利索啊。”

  “嗯,本来想把你拉去的,让你也见识见识的,结果没找到你,你好像有另一个窝啊。”

  “我要是在边上,你未必能那么如意地动手杀人。”

  “我没有杀他,杀人不是我的专长,我只是想尽快地找到答案。你也听到录音了,这家伙心理素质非常好,嘴硬,脸色不变,居然还反问我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凶手。我打他,打得自己手都快断了,他居然嘲笑我是个疯子。警察要是逮住他,都不一定能审得出来,当然,我不是警察,我用了这个。”老星指指桌上的尖嘴钳。

  录音在第一段五分二十秒的时候发出了第一声闷叫。

  “堵着嘴把他的手指铰下来第一根,惨叫太厉害的话会把人招来,所以你听到的就是这个不太充分的效果,毕竟不是广播剧,将就点吧。”

  “我至少能说出五十种刑讯逼供的手段,可以让他生不如死但却看不到太多伤痕。”

  “不,我不要他生不如死,我要他看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正在离开他,而且,还有那么多部分尚未离开,即将离开。”

  “的确富有想象力。”我数了数,一共八个声频文件,中间是有断点的,“这活你干了多久?”

  “一夜。”老星说,“很累。”

  “现在小广东在哪里?”

  “我放他走了。”

  “为什么?”

  “给你听这一段。”他打开其中一个声频文件,在一阵静默之后,里面的人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嗓音说:“只要我活着,一定会杀了你们。”

  接着是老星说:“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得把你的两根大拇指也掰下来。”

  我洗牌。洗完了把扑克牌垒在一边,说:“这牌不能打了,有几张背面弄脏了,被你钳子上的血迹弄的。”

  “你再去找一副。”

  “还有必要再玩吗?”我说,“我以为游戏结束了,没想到才刚开始。”我给自己点了根烟,“一定会杀了‘你们’,指谁?还包括我在内吗?”

  “应该是的吧。”老星微笑着说,“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再也不可能用榔头来敲你的脑袋了,他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没了。”

  毕业

  老星走了,把手提电脑留给我。我在电脑前面把八个声频文件又依次听了一遍,很难想象当时的场面,那只有声音而缺乏画面的景象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类似宇宙黑洞的东西,存在,可以判断,可以描述,却无法真正进入其中。

  电脑里还有其他文件,老星的毕业论文,简历,照片,大量的流行歌曲,还有一张完整拷贝进去的Radiohead精选集,我知道他不爱听摇滚,这张唱片最早是我推荐给齐娜的,齐娜视若至宝。我挑了一首“creep”,选了重复播放,插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浏览他文件夹里的照片。有一部分是数码相机拍的,还有一部分是胶卷冲印出来后扫描录入,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个齐娜。

  小广东杀死齐娜唯一的原因是,她开启了他的电脑,拷走了一套客户资料。她不是在事后被发觉的,而是当时就被发觉,他跟着她,看到她来到男生宿舍楼下把我叫了下来,并交付了一张软盘给我。

  齐娜说过要和我一起去祭猫,最后不欢而散,她错误地选择了小广东。不过,这也许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错误,因为照小广东的说法他迟早都要杀她,他用了一个很古怪的词:背叛。与此同时老星在声频中嘲笑道:“你一定是想起你的前任女友了吧?听说她出国以后你把她的猫煮来吃了。”

  小广东说,他很清楚齐娜并不爱他,只是为了一份好工作罢了,他不喜欢被女人利用的感觉,当然他也得到了补偿,他睡了她。但他不能容忍任何女人调走他的客户资料。

  为了这句话,他失去了第二根手指。

  MEC的工作也是他介绍给齐娜的,齐娜接受了,面试很顺利,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看上去还可以,至少,看上去没有被他白白地睡过。第一天去上班,她约了他下午去祭猫。那地方他去过,觉得还不错,周围是树林,没有人,一侧是铁道和荒草。他决定在那里动手,不过有一件事他没料到:齐娜竟然在旅馆里逗留了片刻。她告诉小广东,自己把衣服什么的放在旅馆里了,等会儿回去拿。小广东问她,旅馆那个朋友知不知道她约了他一起来这儿。她说不知道。于是他决定动手。她连喊都没喊出来就倒下了。

  他说自己用的是一把很普通的榔头,木柄已经被磨得发亮,锤头部分都生锈了。选择锤子作为凶器,是因为学校里不久前刚发生过一起敲头案,看上去会更像是连环杀人案。干完之后他本来想把她的尸体再拖到别处,破坏现场,制造一些假象,但想到她在旅馆里的朋友有可能会出来找她,这让他担心,于是就抛下尸体走了。他去了市区,买了一张电影票,票根一直存在钱包里。

  凶器,衣服,鞋子,包括齐娜的手机(这一点似乎被所有人遗忘了),都扔到了河里。

  老星说:“你他妈的就为了这点事情,竟然杀了她?”

  小广东说:“我是个有点古怪的人。”

  在老星离开之前,我问他:“你把小广东放走,就是为了让他来杀我吗?”

  “也不完全是,”他说,“我说你缺乏编程的思维,不是没道理的。你想明白了吗?如果我杀了他,我就会因为谋杀而被捕,最起码死缓;如果我把他扭送公安机关,或者他投案自首,我就是故意伤害罪,而且是重伤,判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他走,然后,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

  “你把你的疑点告诉警察,警察也能审出来。”

  老星说:“我急于知道答案。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小广东干的,这不是你那种狗屁犯罪学知识能解决的问题,必须靠直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预判能力。”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不是他干的,你这一钳子下去是什么后果?”

  “那就当是为齐娜挽回一点名誉吧,毕竟她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出卖了自己,最后竟然还没能如愿以偿。实话说,假如小广东不是凶手,那么昨天晚上他被掰下的绝不止四根手指。”老星微笑着用食指敲敲自己的脑袋,“你太高估我的理智了,你难道看不出我也是个变态吗?”

  我继续看照片。

  电脑里存着齐娜大学时期的若干次留影,有她抱着钾肥坐在牌桌前的,有手上裹着纱布在操场上的,有生日那天在蛋糕前面吆五喝六的,像一部微型的电影,充满了伤感,充满了可以呼吸的空气。我像是途经宇宙黑洞的时空旅人又回到了地球,在这些照片中,一百年轻易地过去了。

  该往何处去?我想那个梦是做反了。梦里的齐娜告诉我,追凶将是我后半生的命运,而现实是我被老星拖进了一个悖反的陷阱,我将被凶手追杀,后半辈子恐怕永无宁日。程序就是这么设计的,诚如老星所说,我不具备编程的思维,我是一个使用程序的人,某种程度上就是程序的奴隶罢了。

  预见到这样的未来。是件可怕的事,正如你在用一副被血迹污染了的扑克牌赌博,某几张牌上的印记双方都知道了,一部分隐秘,一部分公开。公平,但无趣,它既违背了打牌的技巧原则,也不太像是一个用运气来赌输赢的游戏。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不停地嘲弄你的人生,假如你恰好拿到了那几张有印记的牌——在漫长的游戏中你又怎么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你们出于什么样的困境,竟不能换一副干净的牌玩玩?

  “唯一的办法,洗牌,你去公安局报警,警察只要能抓到小广东,就会把我也逮进去。你就解脱了。”老星在出门之前对我说。

  “警察迟早会抓到他的,十年,也许十天。也许明天他就把你做掉了呢?”我说,“放心,我会让你玩得尽兴的。”

  在“creep”的歌声和齐娜的注视下,我按下了Delete键,删除了那八个文件。

  七天后,当我来到学校拿毕业证书时,第一件事是别人拿着报纸告诉我,有一个关于大学生做鸭的报道出现在T市晚报上,而那个鸭的名字叫做夏小凡;第二件事是小广东消失了,令这桩本来就疑点重重的凶杀案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我们来到教学楼前面拍毕业照,很多人都没来拿毕业证书。我看了看。我们寝室只有我一个人在,感觉有点孤独。过了片刻老星从旁边钻了出来,站在我身边。

  老星低声问我:“这几天你在哪里?”

  “窝着。”我说,“你呢?”

  “和你一样,找了个地方等消息,要是把小广东给抓住了的话,我想我就去投案自首算了。他还挺争气的,带着两只残手都能逃掉。”

  “现在你只能指望他逃得越远越好了。”我说,“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做了个数学分析,发现你的损失比我惨重,我最多是被小广东干掉,而你呢,既要担心被小广东干掉,又要担心他被警察抓住了告你重伤,还得防着我去举报你。最无聊的是,小广东干掉你的几率比干掉我的大了至少十倍。我觉得你也不太像个程序设计者,你是一个把简单游戏玩复杂的人,怪物越多你越兴奋的自虐型玩家。”

  “靠,竟然被你看出来了。”

  摄影师半按快门。茄子。我们在齐声吟唱中结束了大学的生涯。

  老星拖着他的旅行箱要走,我说送送他,我们穿过学校的操场,从边门那儿出去。六月的操场上已经长满了野草,我和老星在学校边门口抽了根烟。我说:“我就不送你过去了,你好自为之吧。”

  老星说:“平时要联系吗?万一被干掉了,剩下的那个心里也有个数。”

  “没必要,对你来说这算作弊。”

  “也对。”老星说,“看来你这七天想明白了不少事情,真的是去面壁了。”

  “输的人去面壁,赢的人去旅行,你自己说的。”

  “万一我坐牢了,那就倒过来了。”

  “也可能是我们都被小广东干掉。”我猛吸了一口烟,想了想说,“我曾经问过齐娜,是不是爱上了小广东。她说有可能爱上了他。假如我没有托她去偷那份资料,或许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吧。”

  “如果觉得太内疚就自裁吧。”

  “不会,”我说,“我会去找小广东,这个玩复杂的游戏应该有一个简单的结尾。不过,依着齐娜的性格,也许她就喜欢复杂呢。”

  老星把烟蒂扔在地上,踩灭,说:“她会为我喝彩的。”

  “我想也是。”我说,“接下来去哪里?”

  “还是去上海谋职,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干过。”老星说,“我也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那天在屋子里暴打小广东,有一段我来不及录下来了。他说,你拿到那张软盘以后,他一直跟着你去了网吧,等你下楼以后,他进去了,网吧里就只有一个女孩子。那是家黑网吧,你经常去的吧?”

  “是的。”

  “你忘记删文件了,他让网吧的女孩打开你先前用过的电脑,在桌面上就看到了自己的业务资料。这个让他无比愤怒,你就算偷了他的业务资料,也不能随便乱扔,对不对?”

  “对的,我太缺乏职业素养了。”

  “实际上,他在先杀你还是先杀齐娜的问题上还犹豫了一下,最后他选了齐娜。想知道为什么吗?”

  “说吧。”

  “他说,你充其量不过是只猫,他已经杀过一次猫了。这次他要杀的是背叛他的人。”

  我再次觉得莫名悲哀,“你们这些变态的想法真是古怪。”

  “你会像我一样,变成一个自虐型的玩家的。”老星说,“真有意思,你总是能想出一些很形象的概念,连自虐型玩家这种词都能想到。很准确,很虚无,好像它们可以升华你身上的罪孽。反正,小心点吧,要是你先被他干掉了,我会很孤独的。”

  “我等着他拎着你的人头来找我。”

  老星点点头,带着点嘉许的意思,接着问了另一个问题:“你到底找到小白了吗?”

  “没有。”

  “还打算找?”

  “除此以外没事可干啊。总得把事情做完。”

  “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有用吗?”

  “话虽如此,还是报警比较好点。”

  “说来话长,这些你都不需要知道了。”我说到这里,有一辆出租车恰好从小路上开出来,是空车。老星举手拦车。我说:“走你的吧,屁也不要问了,成事败事都有余的东西!”

  老星哈哈大笑,出租车停在我们身边,他把旅行箱扔进后备厢之后,回过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么疯狂的事情,在你嘴里说出来居然轻描淡写的,看来你是想通了。”

  “我想通了,这件事倒还好,并不疯狂,只是有点怪异,有点残酷。但你的确是疯了。”他点点头,跳上出租车。就此无话,下辈子再嬉戏吧。

  最后七天

  那七天时间里我一直住在咖啡女孩的屋子里,本打算把自己关死在这里,但显然不可能,因为厕所和厨房都在外面,塑料袋里的包子也已被老星吃掉了一半,坚持不了七天之久,更做不到完全的禁断空间,也只能如此了。

  勿需赘言我想到了些什么,无论神启抑或谵妄,那个思维的过程都是被隐蔽了的。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想,我只是在屋子里躺着,抽烟,吃包子,喝凉水,插上耳机听音乐,打开窗户透气,偶尔出去一趟,像一个退休了的孤老,一切希望都已流逝,不存在梦想或理想只有一些呼啸而过的、噼啪作响的、嘤嘤低徊的记忆,既不度日如年,也不时光如梭。

  我一天吃两次药,退烧片和抗过敏药一起吃下去,想看看两种药在肚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会不会产生软件冲突的效果把我直接黑屏了,可是没有,它们很默契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一天之后,烧退了,皮疹也不痒了,圣洁的光环笼罩着夏小凡,仅仅是消除了身体里的病痛我就有了一种超凡出尘的快感。我躺在床垫上,看着天花板上鳞片状脱落的泥灰,心想,到底是什么拯救了我。

  我一直在等待着那个影子再次出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在我出神的片刻,在我入睡之后,在我插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甚至是我出去上厕所的间歇。无论用什么方式,且让我印证一下咖啡女孩所说的究竟是幻觉还是事实,我会让那道影子进来,和它说话,说井,说猫,说加拿大一枝黄花,说死在夜路上的女孩,我所有的异色的记忆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如此零碎,如此凝固,像意识流的齿轮卡在了生锈的地方。说完这些,任其宰割也无所谓。

  我等了又等,经历了数度无梦的睡眠,醒来发现自己还在这屋子里。有时白天,有时夜晚。影子没有出现,它可能是把我忘记了,但更像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微笑着看我烂下去。它信心十足,早已预见到了未来的事情。甚至在我插上耳机听歌的时候,世界在音乐中被抽空了,假如没有这些音乐我大概就会从窗口跳下去吧。你意识到自己是个面向深渊的人,但音乐把推我掉入深渊的力量转换成了抚摸,那道影子隔着门缝窥探我,发出嘲弄般的轻笑,很多指甲落在窗台上,静静地继续生长。我想起梦里看到的自己,苍老地站在某一部电梯中,在倒退的时光中逆向死亡。

  某一天,门被叩响。

  “我差点以为自己跑错了地方。”女高中生大声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屋子里好臭!”

  “我药吃多了。”我呆头呆脑地说。

  “嗑什么药了?”

  “退烧片,抗过敏药。”

  “我还以为你抽了大麻呢。这两种药在一起能顶得上大麻?”

  “请尊称它为叶子。”

  她嗓门太大了,我怕她把邻居引出来投诉,再弄个警察来上门走访就太傻了。我让她进屋子。她说:“我是来看看你的,让你来找我的,你没来。哎,那个姐姐呢?”

  “走了。”我说,“离开了,消失了。”

  “也就是说你失恋了。”

  “不,我只是一个人呆着。”

  她怪同情地摇摇头。我发现她换了衣服,挺干净的白衬衫,身后的巨大背包也不见了。

  “你还在流浪?”我问,“还是已经回家了?”

  “回家了。我爸妈托了关系,学校给了我一个记大过处分,反正不会开除掉。最近我挺老实的,快要期末考试了,挂红灯是肯定的,不过我爸妈已经不在乎这个了,随便我听什么音乐,交什么男朋友,只要我不跑出去过夜就好。”她打了个呵欠说,“暑假一到,我就可以像美国的青少年一样自由了。”

  “你要是在美国,早被爹妈送到寄宿学校去了。可惜啊,中国的寄宿学校都是贵族暴发户念的。”

  她坐在床垫上抽起烟来。我说:“我唱片呢?上次被你拿走的那张Lush。”

  “掉啦。”她说,“不小心弄丢了,觉得很过意不去,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你的。不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吧?是那个姐姐送给你的?”

  “不,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很喜欢而已,”我叹了口气,“掉了就掉了吧,我还有一张。”

  她站起来,叼着烟说:“你这屋子里臭死了,上次来的时候觉得像病房,这次变成牢房了,看来家里没女人是不行。我来给你打扫屋子吧,就当我赔你一张唱片。”

  “请便,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做女人。”我说。

  女高中生给我买了面包和水,她走了以后,屋子里干净了不少。她说过几天再来看我,我说可以,并没有说我即将要退租离开的事情,就让她空跑一趟吧,我也需要消失在某个人的世界里,即使这个人无关紧要,即使我体会不到那种消失的快乐。

  当天晚上我清醒了很多,半夜里睡到迷迷糊糊的,觉得有人在挠我,立刻就醒了过来,打开灯一看是个蟑螂在我身上爬,我再看屋子里,发现有无数个蟑螂正在四处爬行,咖啡女孩所谓的打开了地狱亡魂的封印就是这个场面。可能是被女高中生打扫过的缘故,惊扰了它们。我找了一圈,除了鞋子以外没有任何对付蟑螂的武器,恶心得睡不着,只能愁眉苦脸地坐在床垫上看热闹了。

  那会儿是凌晨三点,已经后半夜,但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饿,伸手去摸塑料袋里的面包,手上又是一阵麻痒,跟着听到秃噜噜的声音,蟑螂起飞了。

  三点半,我穿上鞋子,在门外的走道里抽烟,打开属于我的那盏照明灯,走道两头仍然像洞穴一样黑。我去上厕所,看到废纸篓里有一堆沾着暗红色血迹的卫生巾,非常可怕地囤积在那儿,死亡亦不过如此。拉开门出来时,门口站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吓得我整个人在原地跳了一下,她倒蛮镇定的,只是皱了皱眉头,迅速地钻进了卫生间。这应该就是煤卫合用的那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在走道里站着,心想,要是她出来了看见我还站在这里,八成会认为我是个变态,偷窥厕所的鼠辈。我回到了屋子里,又想是不是该把走道里的灯关了,关灯也不太好,她出来了一团漆黑的,我是不是该先回房间,等她上完了厕所再出来关灯?

  合乎逻辑,但怎么着都觉得别扭。你越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你就越是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最后,这个关于合不合逻辑别不别扭的问题一下子卡住了我。

  我听见敲门的声音,打开门,女孩站在我门口,头发大概稍微撸了撸,变得整齐些了。她弱弱地告诉我:“你忘记关灯了。”

  我问:“有杀虫剂吗?”

  “飞虫还是爬虫的?”

  “蟑螂啦。”

  她说:“你等会儿。”说完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拿了一罐雷达给我,并说:“这儿蟑螂真多。比学校里还多。”

  “你也是工学院的?”

  “嗯,和你一届的。我见过你,你在学校里很有名。”

  “我怎么可能有名?”

  “嗯,”她沉吟着,弱弱地说,“以前没有名,最近有名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杀人案的事,但这件事我已经不可能向任何第三个人说起了,除了老星以外。我接过雷达,很认真地对准地板、床底下、窗帘背后进行了一番喷射,为了减轻那种群魔乱舞的恐怖感,我把屋里的灯也关了,直喷到屋子里充斥着菊酯的气味,我拎了一瓶矿泉水,跑到走道里,带上门,喝水抽烟。

  “半小时以后就尸横遍野了。”我说。

  “到我屋里坐坐?”她说,“天快亮了。”我想这是个好脾气的女孩,来例似都这么温和,平时不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呢。她的租屋在我的斜对面,正对着厕所,我的屋子正对着厨房,形成了一个交叉对应的合用局面。那天我吃的冰箱里的方便面就是她的。

  “在这里住了多久?”我问她。

  “快一个月了。”

  “找到工作了吗?”

  “在一家食品公司做助理,一个月一千块钱的见习工资,刚够租房子吃泡面的。我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亲戚朋友,靠不上谁。也想去租两居室,哪怕跟人合租呢,太贵了,以后涨工资了我就搬走。”

  我沉默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她继续说:“生活很枯燥,没什么特别不高兴的,也没什么特别高兴的,我必须一次次地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做助理是生活的一部分,租房子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他鸡零狗碎的事也是。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概念,用来捆绑你的,如果你真的获得了自由,你就不会一天到晚提醒自己这是生活。”

  我说:“也是一种自我调节法。”

  “糟糕的是,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像个被折磨得半死的人,必须往自己身上涂防腐剂。”

  “你这个比喻很不错。”我说。

  “在平凡的生活中期待好运,同时祈祷坏运气不要出现,这就是我能做的。”她说,“你呢?你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晃着。”

  “很自由啊。”

  “不,一点也不。”我说,“我的问题是,即使祈祷也无济于事,坏运气已经来了。”

  女孩起身给自己倒水,我掐了烟。她说:“没关系,你抽吧,就当我点蚊香了。我也睡不着,我很啰嗦是吗?”

  “可以理解。”我说,“我饿得不行了,有东西吃吗?”其实我想说的是,能吃你冰箱里的东西吗。

  她说:“我来给你下面条,我也饿了。”

  天亮了,在天亮之前总能听到鸟叫,唧啾唧啾的,它像是从颤抖的梦中醒来,不能相信这是一个存身的世界,所以叫得这么弱,这么缺乏现实性。我很想每个夜晚都和什么女孩聊天,聊到天亮,在太阳出来时沉入睡眠,而所有的夜晚,是不是都可以用来说话,哪怕说的是最无聊的事情呢。

  我们稀里哗啦地吃面。

  “我去看看,小强应该都死光了。”我站起来。

  她说:“嗯,我也得睡会儿了,等会儿要去上班。以后常来坐坐,我冰箱里的东西你想吃都可以拿。”

  “你真是个好姑娘。”

  按咖啡女孩所说的,第七天,房东应该会过来收钥匙。我等着第七天到来像等待救世主降临。

  某天下午我在床垫上躺着,地上全是死蟑螂,门被人用钥匙直接捅开了。

  一个满脸沧桑的欧吉桑走进来,眼圈发黑,脸色青黄,一副纵欲无度的样子。看到一地的蟑螂他也愣了一下,眼神好像我是从一堆死人中间爬起来的。

  “不好意思,把你的蟑螂都杀光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就是就是,你知道,这些蟑螂,闹饥荒那几年,我都抓来吃的。每当看见他们就勾起我童年的记忆。”欧吉桑也很有幽默感,“你全都杀光了,再闹饥荒,我只能去啃树皮。”

  “早知道给你放冰箱里了。”

  “就是就是,不过那台冰箱早就坏掉了。”

  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个胖子,大概有两百多斤重,满脸青春痘,站在欧吉桑背后喝可乐,不停地打量着房间。我意识到他是新房客。

  死胖子说:“怎么连床都没有,家具呢?电视机呢?有没有网线?”欧吉桑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配上,不过房租要加一百。”死胖子说:“坏掉的冰箱你也要给我修好,这个窗式空调噪音太大,我有神经衰弱,给我换台挂壁的。”我心想,你丫都胖成这样了,还好意思说自己神经衰弱。欧吉桑说:“那再加一百吧?”死胖子说:“不能再加了,再加我就可以去租煤卫独用的房子了。”欧吉桑咬牙发狠道:“好!遂了你这个胖子的心愿!不过床我就不再另备了,你这个体重什么床架子撑得住你啊。”死胖子说:“我才两百多斤,你弄个双人床,上面睡两个人也得三百斤。”欧吉桑继续贫嘴:“万一你的女朋友也是个胖子呢?你知道什么叫共振吗?”

  趁他们在嚼舌头,我收拾了一下,把唱片什么的都装到塑料袋里。死胖子吸溜吸溜喝着罐装可乐,又跑到走道里去看厨房,先开了冰箱,说:“吃的东西不少啊。”我说这是对门的冰箱,死胖子自说自话地从里面拿了一罐薯片吃了起来,并说:“薯片还放冰箱,太傻了。”紧跟着又跑到卫生间看了看,又跑出来,拍打着对门女孩的房门,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欧吉桑说:“这就是合租煤卫的人家。好像是一个女大学生吧。”死胖子说:“嗯,还是女的好,清静。”我心里一阵悲哀,为那个女孩难过,你们好好地活在这个社会,努力工作,用心生活,其实只是陶冶了那些傻逼。

  欧吉桑带着我到楼道口去抄电表,算钱,又转头问我:“你女朋友走了,你怎么不跟她走啊?”

  “我生病了。”

  “你脸色是不太好,肿的,什么病?”

  “疝气。”

  “那就难怪你走不动路了。疝气这个病,你得倒立着做理疗。主要是地球引力的问题。”

  “每天倒立十分钟?”

  “不不,一直倒立着,出门也用手走路,像马戏团一样。你不要笑,也不要觉得难为情,以前这一带有个疯子用榔头敲人脑袋,我上夜班的时候就倒立着走出去的,榔头敲过来,敲在我的鞋底上。哈哈,好玩吗?”

  “不好玩。”我森然地说。

  交割完毕,他把多余的押金给我,我稍稍收拾了一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他还在说疝气的问题,让我有点心烦。我一下子想到了老星也是这副嘴脸。

  “你那个女朋友……”他说。

  “闭嘴吧你丫。”

  欧吉桑愣了一下,随即释然,仿佛是踩到了什么东西,以为是狗屎但其实只是果皮。“你真是喜怒无常啊。”他打着哈哈说。

  还剩一个杞人忧天

  我走到了杞人便利门口。以我的心情来说,当然不是要到处找人告别,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毕业是很恐怖的,我在大学里已经目睹过两次,有打架寻仇的,有失恋痛哭的(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在毕业失恋时自杀,大概都觉得自由在前面召唤吧),有因为工作不如意把寝室砸光的,有找个旅馆开房间疯狂做爱的。最普遍的是三五成群喝到醉醺醺,把上述的事情再做一遍也不乏其人。

  杞人便利还是老样子,有几个人在柜台上买烟,我在后面等着,他们拿着烟走开,我看到柜台后面杞杞的脑壳,依旧是乱蓬蓬的头发,没睡醒的略带浮肿的脸。我说:“杞杞,生意怎么样?”

  “这两天还可以。”他说,“接下来就没生意了,放暑假了。你暑假还在学校里过吗?”

  “我毕业了。咱们好像说过这个的。”

  “我不记得了。”

  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T市的一场文艺演出,他转过头来看我:“你要买什么?”

  “什么都不要,过来看看你。”

  “那就买包烟吧。”

  “也行。”

  我靠在柜台边抽烟。

  “你找到工作了吗?”杞杞问我。

  “没有。”

  “你会回家吗?”

  “不会。”

  他安静了一会儿,忽然说:“店快要被拆掉了。”

  “那就换个地方开店。”

  他说:“我想出去旅游。”

  我吐了口烟,说:“是个好主意。”

  “家长反对,问我有没有见过被掰掉了壳的蜗牛。”

  “这个比喻挺操蛋的。”

  “我听不懂比喻句。”

  沉默了很久,我接二连三地抽烟。电视机里有一个长相凶狠的女人在唱“青藏高原”,大概导播也觉得她太过不堪,画面切换到了西藏风光,黑白荧屏上灰灰的天空必然是湛蓝湛蓝的。杞杞出神地看着,街道上陆续有人提着箱子、拎着铺盖往大街的方向走去。有人过来买烟,买饮料,然后继续赶路。

  杞杞说:“我进了一些唱片,你想看看吗?”

  我很抱歉地说:“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要轻装出发。”不过我马上又改口道,“给我看看你进了些什么货。”

  他从柜台下面抱出个纸箱,里面都是装在塑料壳子里的唱片,竖着排成几列,以我的经验一望而知不是什么好东西,壳子看上去五花八门,而且很旧了,有些是打口碟,有些是盗版货。我用手指搭在唱片壳子上,先抽出几张,让满满的纸箱留出一点空隙,然后飞速地扒拉。只看了一半我就收手了,都是些烂碟,死金、演歌、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根本没听说过的爵士乐手和臭大街的RAP,再配上一些日文片假名的古典音乐,完全看不懂是肖邦还是贝多芬。我只能说:“杞杞,你上当了。”

  他露出懊恼的神色,说:“我还指望挣了钱去旅游呢。”

  “想要我的唱片吗?全送给你。”

  “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我要出远门了,本来可以送给别人的,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我说,“你等我,我回去拿给你。”

  我回到宿舍。所有的唱片,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早已打包到纸箱里。我抱着两个沉重的大纸箱,回到杞人便利门口,撕开封箱带。在那两个纸箱里,正版、盗版、打口碟掺杂在一起,完全是我个人藏品的展览会,全部的Radiohead和Nirvana,冷门的Portis-bead和CoeteauTwins,精挑细选的碎瓜和Garbage,经典的u2和Oasis,窜红的Lacfimosa和ColdPlay,永不滞销的TheBeatles和PinkFloyd,窦唯,左小,陈绮贞,黄耀明,薛岳,以及更多更多的。包括一张Lush的唱片,我曾经找得头皮发麻的《Love life》。我被自己震慑了一下,甚至有一丝轻微的后悔,我究竟舍弃了什么呢?

  “有点旧了,但可以保证,全是尖货。”我对杞杞说。“全部送给你,攒够了钱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杞杞再次问道:“你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我喜欢。”

  我在杞人便利门口坐了很久。我用柜台上的电话拨咖啡女孩的手机,她关机了,坐了很久之后我再拨,还是关机,我想这一天我是没可能找到她了。

  “杞杞,你的店为什么会叫杞人便利?”我回头问杞杞,他正在一张张地翻看我的唱片,好像还挺好奇的。

  “你以前问过的。”

  “你没告诉过我。”

  “因为杞人忧天啊。”他指指自己的脑壳。

  “不会再有敲头杀手了,不用害怕。”我说,“嗨,这些唱片都很不错的,在卖掉之前,你完全可以听一遍,把喜欢的留下。妈的,我应该把我的Discman和耳机都送给你。”

  杞杞说:“我听不了耳机。”

  “为什么?”

  “我这个耳朵被敲坏了,听不清。”杞杞面无表情地说。

  我有点怀疑他的脑神经也被敲坏了,很长时间里,我就没看见过他的脸上有过其他表情。等他把唱片看完,收起,我说:“我要走了,咱们再见吧。”杞杞仿佛是刚明白过来,抬头看我。我挥挥手,和他告别。

  杞杞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了。”

  “什么?”我又回转身子。

  “你半夜里从我的店门口走过,你在吹口哨,走过了好几次,后来有个女的跟着你走,后来有个人跟在你们后面。你们走过了几次,他跟在后面就走过了几次。”

  我瞪着他。

  他仍旧是面无表情地补充了一句:“那天晚上很可怕。”

  “等等,谁在跟着我们?”

  “我看不到那个人的脸,是个男的,穿一件帽衫。”

  “你怎么看见的?我记得当时你店都打烊了。”我说,“你他妈的被人打劫过了半夜里还睡在店里?”

  杞杞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很害怕?”

  “我还好,已经不害怕了。问你,那个人跟着我干吗呢?”

  “他想杀你,他手里拿着锤子呢。”杞杞说,“杀人狂又出现了。”

  我走进柜台,从架子上拿下一听汽水,打开给他喝。再想了想,我给自己也开了一听。

  那晚上杞杞睡在店里,我绕着学校打转,他说他有点睡不着,听到有人吹口哨走过,过了一段时间又是吹口哨,如此反复,他觉得奇怪,就透过卷帘门的隙缝往外看。店门口有盏路灯,他看清了是我。后来我带着女高中生绕圈子,说话声音很大,走了好几圈,这让杞杞觉得奇怪,以为我是半夜里练身体。

  然后他注意到有个人跟在我和女孩的身后,我们走过几次,他就走过几次。以杞杞的智力大概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却明白了,因为,最后一次他看到我和女孩站在街上向后望,竖起中指骂傻逼,然后我们离去,接着,他看到有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锤子。

  “起先他没有锤子,后来有了。”杞杞说,“但是你很机灵,你听见声音了,逃走了。”

  “是的,我知道有人在跟我,不过没想到他会拿着锤子,我只听到了钢蹦掉在地上的声音。后来我逃到东面的新村里去了。”

  “他跟着你过去的。我以为你会死掉。”

  “新村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我逃到了一个朋友家里,他找不到我。”

  杞杞喝着汽水说:“那时候很晚了,你只要一开灯,他就会知道你去了哪个房子。”我捏着啤酒不说话,心里凉了半截。杞杞说:“你肯定开灯了。”

  一点没错,我肯定开灯了,我不可能不开灯。看着这个枯草般的少年,我心想,我智商竟然还没他高,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很快就想明白了,他不傻,他只是被敲过了脑袋所以有点偏离了正常轨道,就智商本身来说,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杞杞说:“这很可怕的。”

  “我很佩服你能用这么平静的口气说这些事。”

  “嗯,”他思索着,用手指敲敲太阳穴,“心里知道应该害怕的,但是医生说,我好像是脑神经被敲坏了,表现不出害怕。有时候看起来像个低能儿,坐在店里的一根木头。对不对?”

  “其实还好。”

  “我以前,出事以前,成绩是全年级前三名。”他喘了口气,还是那种表情,“现在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了。”

  “杞杞,你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我说,“你不会真的是女的吧?”

  他没有回答我,他的思路又跳了回去,说:“要是我还正常,我想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害怕的。”

  “再想想,那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征?”

  “想不起来了。”

  我失望地放下了手中的汽水罐。我想他应该是小广东吧,从齐娜给我软盘的那天起,他就在跟我。应该就是他。可是又不对,那个发着烧、起着皮疹、拿着菜刀的晚上,正是老星用钳子掰下他手指的时候,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咖啡女孩家门口。如果那不是小广东的话,则我和女高中生在学校门口绕圈子的夜晚,应该也不会是他。

  我想我是没办法搞清这些问题了。

  杞杞说:“我是女的。我以为你早就知道。”

  帕斯卡尔提出过一个问题:谁更害怕地狱?是那些拒绝相信地狱存在,故此作恶多端的人,还是那些知道地狱存在,故此向往着天堂的人。

  这个问题见于《思想录》,我从未认真地读过这本书,只是偶尔地翻到了这一页。我不知道帕斯卡尔有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我最后一次拨咖啡女孩的手机,我想告诉她的是,那个发烧又发疹子的夜晚,我在她屋子里感到外面有一条黑影,那黑影可能、很可能、或者实际上就是来找我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我意识到,这是一条单向的线索,它只在我的事件中起效,却无法进入她的逻辑。我并不能证明她究竟是妄想症发作呢,还是又将跌入井中。

  久久地,我捏着电话听筒,来自我自己的呼吸声被听筒放大了传人我的耳中,仿佛是我在地狱里喘息着要爬向什么地方。

  再入废城

  第五街一带,第一次去那里还能坐公交车,第二次连公交车都绕着走了,我再次被扔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所,背靠一座正在装修的大厦,对面则是一片瓦砾,死城般荒凉,只有几个拾荒者拎着蛇皮袋在废墟上逡巡。

  我穿过马路,沿着瓦砾之间似是而非的道路向废墟深处走去。

  直到我毕业时,小白依然音讯杳无。我已经买好了去南京的火车票,寻找小白这件事,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现在我只能放弃了,余下的事情就留给学校和警察去做吧。

  但我还是在这个下午去往第五街,我说不清自己是去找人呢还是散漫的游逛,我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念头,关于那个斜眼少年。那天我混在拆迁队之中吃晚饭时,曾听一个头上包了纱布的家伙说,有个斜眼的小子从旁边敲了他一棍子,出手非常狠毒,把他打得血流满面。我记住了这件事,我得回来找他。

  我既有预谋,同时又漫无目的。

  在我拿到毕业证书的第二天,T市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社会新闻,有一个变态打电话到家教中介要找教师,家教中介找了一个师范大学的女孩子过去,女孩独自去了。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她被变态杀死在屋子里。第二天她的同学发现她没有回来就报了警,警察上门,凶手已经不在。女孩被放在浴缸里,死了。

  案发地点就在师范学院附近,离第五街也不算很远。这则新闻让我无端地想起小白。

  我始终认为,那些通过伤害他人的肉体而获得精神快感的人,就是我所定义的“按键人”。最微小的权力也能导致罪恶,如果连这都没有,幻想的权力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幻想中的权力被任意放大,他以为自己操纵着一切,事实上只是一个极端弱智的界面,一个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程序,可能复杂,可能简单,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个界面只需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就能完成,不用逻辑,也无需爱或恨。在罪恶行为的两端,动机,以及必须承担的结果,对按键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当我走过T市的废墟,我仿佛感觉到这座城市也被一个按键人的手操纵着,在寂静的表面下曾经有过的疯狂过程。

  我穿过废墟,途中所见,尽是些废砖烂瓦,活像上帝的呕吐物。我找到了第五街,这里已经被拆掉了大半条街,平房全都没了,远处的筒子楼还在,看上去也混不了几天了。在走路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向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我下意识的动作。我想,下半辈子带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倒也是一件别有风味的事,别人可能会以为我是跳探戈出身的。

  筒子楼外面的围墙已经荡然无存,曾经有过的铁栅栏大门横卧在地,四周鬼气森森的,住户们早不知去向。我朝那几栋楼望去,它们呈现出死人般的脸色,在赤裸的天空下僵持着,抗拒着。

  “喂。”

  我听到有人在喊我,扭头一看,是上次那个独眼的瘫子,他正坐在自行车轮改装的轮椅上看着我,依旧戴着一副墨镜,不过镜片换成暗红色的了。

  “你好。”我说。

  “要问路吗?”他说,“一次两块钱。”

  “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找你买过墨镜。”

  “啊,是你啊,你上次就是要找第五街的嘛。”他说,“你记性不错,还记得我。”

  “以你的尊容我想忘记都难呐。”我指着几幢筒子楼问他,“这儿都拆了?”

  “还没,还有些钉子户,看,窗口还晾着衣服的就是。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战斗已经结束了,大部队撤了,剩下些梅岭星火,等死吧。”

  “喂,我问你个事,”我说,“这地方有个斜眼的高中生,大概和我差不多高,你认识吗?”

  “干吗是斜眼啊?”

  “斜眼就是斜眼嘛,我管他干吗斜眼,我就是要找一个斜眼高中生。”

  “没见过。”他说,“你去五官科医院,能找到一打斜眼。”

  他在和我绕圈子。我说:“问路两块钱,问人几块钱,你说吧。”

  他说:“不瞒你,真不知道,我又不住这里。”他伸手拍拍我的腰,说:“这片都拆得差不多了,已经断水断电,该走的都走了,到了晚上就跟乱坟岗似的。小朋友,我劝你也别在这儿逗留了,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回头把你给劫了也说不定。死在一堆废砖乱瓦里,推土机一推,明年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你一根大腿骨,哈哈。”

  我也大笑。真是个比井还可怕的玩笑。

  瘫子缓缓地启动了他的轮椅,我顺势推了他一把,助他的车轮碾过一块硌着它的红砖。他说:“你啊,一脸晦气,早点走吧。”

  我说:“你还会看相?”

  “不会看相也看得出你一脸晦气。”他头也没回地说。

  我哪能不知道自己一脸晦气呢,不用镜子,闻都闻得到晦气。瘫子的话让我有些心惊,不是因为他吓唬我,而是感觉他什么都明白似的。

  我继续在摇摇欲坠的楼房之间游荡,听到很低的位置有人喊我。我扭头看,发现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蹲在一块巨大的水泥砣子旁边。

  “叫你呢。”他说。

  他穿着一件白T恤,质地很不错的水磨牛仔裤,蹬一双簇新的真皮耐克鞋,鞋面上连一丝皱褶都还没有。当他抬起头来看我的时候,太阳像是迷了他的眼睛,他微微眯眼用一种古怪的表情对着我,脸上有几道血杠。

  “被人打的?”我问。

  “没事,拆迁队打的,已经快要好了。”他说,“你要找斜眼?”

  “是的。”

  “他是我邻居,就住在我对门。”

  “他还住在这里吗?”

  “不知道,我是租房子住的,不熟。就看见有这么一号人吧,是个高中生,斜眼。我可以带你上去找他,不一定在的,有可能搬走了。这片地方现在就像战场一样,每分钟都有难民逃出去。”

  我指着楼房问他:“哪间房子,指给我看看。”

  少年站起来,敏捷地跃过高高低低的土堆,把我带到最靠南的一幢房子前面,那是一单元楼,灰黑色的水泥外墙上用白漆刷了楼号,虽已有点模糊,但尚可辨认。他指着顶楼的一个窗户说:“这是我家。”又带我到楼对面,指着一个窗户说:“这是他家。”我被太阳晃了一下眼睛,四层楼高的房子,窗关得紧紧的,依稀拉上了一道碎花布的窗帘,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

  少年看着我,问:“你既然来找人,为什么不上去找,要在楼下看来看去的?”

  我说:“怕他们搬走了,白跑一趟。”

  他说:“那你上去找找吧,我也正好回家。”

  “你没搬走?”

  “也搬了,落下了点东西,回来拿。”

  我跟着他走进一号楼,阳光骤然消失,瞳孔不适应,看到一团黑。我稍稍闭眼,再睁眼时看明白了,这栋楼的格局和咖啡女孩的筒子楼几乎完全一样,大概是同一年代建造的房子,一条走廊在中间,两侧都是房间,由于拆迁,很多房间的门都被卸了,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是卧室,有些是厨房,有些是卫生间。我说:“你和他们家合用煤卫?”少年点头道:“是的。”

  楼道里很脏,堆着各种垃圾,臭气熏天。少年带着我向楼上走去,我注意到他那双新鞋被弄脏了,但他似乎无所谓,兀自向上走。我跟在他身后。他说:“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对,我是工学院的学生,外地的。”我问,“你呢?还在读中学?”

  “我是旁边师范学院的,也是外地的,租在这里。我看上去像中学生?”

  “有点儿。”

  走到i楼的时候,他小心地跨过了一团黑漆漆的东西,我仔细看才发现是个人,躺在一张破旧的席梦思上,吓了我一跳。他说:“不要紧,这是个拾荒人,这一带拆迁以后他就睡在楼里。赶也赶不走。”我点点头,拾荒人蠕动了一下,发出轻微的咳嗽声,我跨过他,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恶臭。我问少年:“这儿什么时候拆掉?”

  “还有些人家不肯搬走,不过看这个样子,不搬也得搬了,谁愿意住在这种地方?已经彻底沦为下水道了。很像是虚拟世界的城市,你看过押井守的《阿瓦隆》吗?就是那个场面。”

  “没看过。”

  “新片子,很值得一看。”

  “有机会我会去看。”

  一直走到四楼。

  我跟着他向走廊右边走去,踏过脚下不知所谓的东西,走到尽头,他用脚尖轻轻点开朝北房间的门,并指着对面的房间说:“这就是斜眼家。”

  对面是一扇黑色的防盗门,带猫眼和门铃,关得紧紧的。我走到门口,想了想,按下了门铃。里面没有任何动静。我又去拽防盗门,它有一个L型的门把手,门已被锁住,我只能用力拍打它,发出沉闷的哐哐声。少年说:“看这个样子还没搬走,人大概出去了吧。”

  他坐在他的屋子里,有一张破沙发,一张桌子,其余物品都已消失。里面倒是挺干净的,除了地上有些烟头之外。他说:“你进来坐吧。我们或许可以等他回来。”

  “谢谢。”

  他坐在沙发上,我屁股半搭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来找斜眼干吗?你看上去不像是来过的样子。”

  “找他问点事情。”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小白的事情说出来,“我有个女同学失踪了,之前在他家里做过家教,所以过来问问。”

  “人失踪了,应该报警,让警察来问。”

  “报警没用,警察来问又能怎样呢,难道揪着头发让他说出女孩子的下落?”

  他点点头说:“说得也是,等这片房子拆平了,想找谁都难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以前见过斜眼吗?”

  “没有。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嗯,高高瘦瘦的,很沉默,家里条件好像不是很好,爸妈都是下岗职工,现在在做保安和营业员。他左眼往外斜,样子很怪。”

  他的语速很慢,像是在回忆着什么事情。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发给他一根,他把烟叼在嘴里,我为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随后,夹烟的右手搁在沙发扶手上,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弹烟灰的动作。只是第一口烟。

  我给自己也点了根烟。

  我们聊了不少事情,关于工学院,关于师范学院。我们甚至聊起了最近发生的杀害家教女生的事情,死者正是师范学院的。他给我讲了些关于这个女生的传闻,比如说本来不该是她去,而是另一个女生,比如说她本来约了一个男生一起过去的,但那个男生临时爽约。诸如此类。

  “你们工学院好像也有女生被杀了。”

  “有。”

  “凶手抓住了吗?”

  “一个抓住了,一个还没有。”

  “杀人的季节到了。”他微笑着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看我。这时听到楼下传来很多人罗唣的声音,少年说:“拆迁队来了。”我们从窗口望下去,只见黑压压的脑袋,都是穿迷彩服的。有人大声招呼道:“就剩二号楼里还有两户没搬了,兄弟们,今天一定要攻下来。”迷彩服齐声虎吼,对面二号楼窗口伸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脑袋,与我们的位置水平且正对,向着下面破口大骂,扔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空啤酒瓶。迷彩服们一声呐喊,扛着撬棒向楼上冲去。

  “也许我们应该撬开门进去看看。”少年说,“被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前阵子听到他们家里有人喊救命,拍门,不过马上就安静了下来。”

  我同意。我在过道里找到了一根并不是很长的角铁,试了一下,防盗门极为牢固,角铁塞不进门缝。他开玩笑说:“要不到楼下找拆迁队来帮忙?”

  “你去?”

  “我怕被他们一棍子敲死。”

  “继续撬。”

  毫无办法。

  穿过北边房间的门,穿过北窗,再穿过2号楼南窗,看到对面楼里的老头将更多的玻璃器皿倾泻而下。迷彩服们已经冲到楼上,老头回身顶住门,无数铁棒敲击着他的防盗门,苍白的头颅在黑暗的屋子里疯狂地摇摆着,随后是像冲车轰击古代城门似的巨响,咚,咚,咚,乳沟时代正在惊心动魄地动山摇中离开、消逝。

  少年说:“我去找根粗点的铁棍。”

  我说:“好的。”

  他走到过道的另一头,那边黑漆漆的看不清什么,房子里早已断水断电,不可能开灯。我拎着角铁踢开南边卫生间的门,那屋子就在斜眼家的隔壁,看到一个脏兮兮的蹲式抽水马桶,水箱在头顶上。我拉了一下水阀上的拉绳,水箱发出空洞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掉进了井里。

  这间屋子有一扇窗,紧贴窗户的是一个搪瓷剥落的浴缸,沿着边缘有一条醒目的锈迹。我爬到浴缸上,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离斜眼家的窗户并不远,并且和咖啡女孩家一样,有一条凸出的装饰条在窗台下方,那边有一个铝合金的晾衣架可供攀援。在两间房子中间,同样有一根落水管。

  大概两米的距离,这房子和咖啡女孩的看起来就像一对孪生儿。窗外是成片的荒地,更远处能看到一些新楼和旧房交错在一起。荒地上铺满了阳光。

  我从浴缸上跳下来,回到屋子里。对面咚咚的巨响声停歇了下来,忽然之间的安静,连呼喊声都没有了。看来强攻不成用智取,白发老头对着紧闭的防盗门在说话,听不清内容,估计是在接受思想教育工作。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他大喊起来:“你们别想骗我开门!你们这群土匪,滚,滚,滚!”他冲到窗口,继续向下扔东西,玻璃器皿怕是已经扔完了,他开始扔成捆的旧报纸。下面有人大骂:“老东西,你想死吗?”老头嚎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下面人说:“你以为你是董存瑞啊?”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有人提醒了,改口道:“你以为你刘胡兰啊!”

  我听见过道里传来金属拖曳在地上的当当声。

  少年进了屋子,他手里拿着一根近两米长的铁管,很粗。我拎着角铁站了起来。在某一本古兵器图鉴上我曾经读到,日本的武士常佩一长一短两把刀,在野外他们用长刀,室内则用短刀,因为长刀挥动时会砍在房梁上。我算是体会到了短兵器的优点,角铁无疑比铁管更称手。

  他没有靠近我,说:“我还以为你走了。”

  “怎么可能?”

  “用这个试试?”他拄着手里的铁管。

  “作为撬棒来说,必须一头敲扁了,圆的不行。作为铁管来说,好像找不到什么东西能敲扁它。要不你再去找找有没有铁锤。”

  “要能找到倒好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那就把铁管扔了吧,这玩意儿太长,根本摆不开。”

  对面楼里的老头用打火机点燃了成捆的报纸往下扔。下面一片大喊:“你死定了!你死定了!”

  “试过从卫生间爬到那边窗户吗?”我问。

  “没有,你想试试?”

  我指指自己脚上的凉鞋,“穿这个不行。我们过去看看。”

  他率先走进卫生间,我拎着角铁走进去。我说:“我刚看过了,有一个水泥条可以踩住,到那边搭住晾衣架就稳了,砸开玻璃窗就能进去。”

  他说:“有点远。”

  “手拉住落水管应该可以借力过去,”我说,“要不我弄根保险带给你拴着?”

  “我可以把鞋子借给你。”他看着我说。

  我们一起冷笑了起来。

  “这要是掉下去了,此时此刻,就是一次完美的谋杀吧。”他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总觉得你不对劲,比如你穿着新鞋子走路的样子,对面在打仗你一点也不关心,哦,对了,还有你抽烟的姿势,我见过你抽烟的,在一个烟杂店门口,那次你在跟踪小白。唯一不能对号的是你的脸,我不太擅长记人脸,你又是满脸血杠的。”我说,“你不明明是个斜眼吗?治好了吗?”

  他说:“有一种斜眼叫做间歇性斜眼,只要我集中注意力,我还是可以变成正常人的。”他指着自己的左眼,说:“你仔细看着,像变身一样。”猛然间,他从一个神态如常的少年一下子变成了斜眼,异次元世界打开了大门。他说:“可惜,总不免会精神涣散。斜眼才是我的真身。”

  “很好。你要是再敢说一句谎话,我就用这根角铁打死你。”我说。

  我们还会再见的

  对面的战局进入到典型的冷兵器时代攻坚战,老头一人坚守着门和窗,他用桌子顶住门,斜推上一根木杠,接着又把凳子从窗口扔了下去。照这个扔法,用不了多久他就不用搬家了,不过,不扔又怎么办呢?到了这个份上,只恨自己不是董存瑞了。下面的迷彩服们用砖头还击,并叫好,“扔!扔!扔完了看你还扔什么。”有人喊道:“扔完了把自己也扔下来,省得我们动手,直接挖个坑给你埋了。”

  我和斜眼回到了朝北的屋子,尽管我手里拿着角铁,但还是不愿错过窗外的好戏。后来我用角铁敲敲他的脸,说:“说吧,你到底是谁,小白在哪里,为什么要把我骗上来。”

  他要了根烟,继续保持着不错的姿势。“我叫张强。我是高中生,我认识白晓薇,也很喜欢她,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你刚才说我跟踪过她,是的,跟过,但我没碰过她。”

  “你对师范学院的情况很熟啊。”

  “我爸爸是师范学院的保安,”他微笑着说,“我经常扮演大学生,在师范学院能和女生说说话,我喜欢比我大的女孩,特别像白晓薇这种类型的。”

  “所以你就雇了她?”

  “我爸爸雇的她,碰巧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个概率不高啊。”

  “已经换过好几个家教了。”

  “你在哪个中学念书?高三是吗?”

  他报了一个中学的名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可能是英才,或英材,诸如此类,不会有错。他说自己是念高三。

  我从桌子沿上直起身体。对面的楼里仍在进行着恶战,我看了一眼,问斜眼:“高三为什么不去上课?”

  “逃课呗,要不能找家庭教师吗?”

  “我再问你一句,你家里离师范学院这么近,为什么你爹居然要去工学院给你找家庭教师?”

  他坐在沙发上仰视着我,斜眼从一个偏离的位置忽然又回到了正中。这变态的样子让我害怕。他说:“呃,因为前几个家庭教师都是师范学院的,都不合适,所以我爸爸想换个学校。”我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反应非常快。诚如小白所说,一个连微积分都会做的逃课的高中生!我抡起角铁揍在他的肩膀上,他叫了一声,像烙饼一样重重地瘫在沙发上。

  我说:“你是高三的学生。今天是高考的日子,你还逃课?”

  对面楼里传来可怕的声音,只一秒钟的工夫,那间屋子的墙壁上破了一个大洞,看不清有多少铁锤在砸着墙壁。白发老头的堡垒刹那之间就被攻破,那洞在不断地扩大。他用一根铁钎向洞外猛戳,猛然间,轰的一声墙倒壁塌,无数人从外面涌进来,将他逼到了窗台前面。

  这些人开始殴打他。

  “我们再来一遍吧。”我说,“你不叫张强,你也不是高中生。从头再来一遍,你是谁?”

  他笑了起来,“你要是打死我,就永远也找不到白晓薇在哪里了。你是她的男朋友吗?”

  “不是。”

  “很奇怪啊,你和她没关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找她?”

  “好,我就是她的男朋友。”我抡起角铁作势要打,他蜷缩在沙发上用手捂住头。我说:“你不是高中生,对吧?你就是师范学院的,你不能请师范学院的女生做家教,是因为她们都认识你,你是个斜眼。我这么推理没错吧?说,小白在哪里。”

  “请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斜眼,我会愤怒。”斜眼又坐直了身子。

  “上次我来第五街的时候,你看到我了。你也认识我,对吗?”我说,“我们彼此都认识对方,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认识自己。”

  “是的,我认识你,比那次拆迁打架的时候还早。”斜眼说,“有一天晚上我在丁学院的食堂里看见你和小白说话的,后来,你又出现在了这里,但那天你搞砸了,有个小孩喊了起来。当时我就在边上,我知道你是来找小白的。你当然不是白晓薇的男朋友,你和我一样喜欢她。”

  “我和你这个变态是没有可比性的。”我说,“你怎么会想到在楼下等我,知道我会来?”

  “我刚好下楼,看见你在和那个瘫子说话。我要是知道你会来的话,现在恐怕就是我拿着角铁在揍你了。尽管我对男人不感兴趣,不过,为了灭口,我还是乐意干掉你的。”斜眼揉着自己挨打的部位说,“我确实低估你了,你从看见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谁了,我以为你只认斜眼这个特征。”

  我指指他脸上的血杠,“这是被女人挠的吧?师范学院那女生是你杀的吗?”

  “你用这种简陋的推理来审问我,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小白在哪里?”

  “打我吧。”他大笑起来。

  我让自己不要愤怒,当然,我还是用角铁殴打了他,为的是让他知道,我有权打他。他又蜷缩在沙发上。打过一轮之后,我给自己点了根烟,说:“你的作案模式是很简单的,用随便什么假身份证给自己租一套房子,骗女生上门做家教,然后杀人。师范学院的女生也是你杀的吧?”

  “这么肯定?”

  “连环杀手总有他固定的犯罪模式。”

  “你刚才说的,我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女生都认识我。”

  “嗯,我猜错了。”我沉吟道,“你也可能根本不是师范学院的。你不是T市的口音,你是外地人。”

  “猜对了。”

  “杀了多少人?”

  “你继续猜。”

  我揪住他的头发,把手里的烟蒂塞进了他的耳朵里。他惨叫起来。

  “小白在哪里?”

  斜眼伸手指着对面紧闭的防盗门,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你进去吧,她就在床底下,还活着。”

  在我进入那扇门之前,我还来得及回头看一眼对面窗口的老头,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倒栽着飞下窗户,我确实没看清他是自己跳下来的呢,还是被人扔下来的。只一瞬间,他就离开了我的视野,很多迷彩服扒在窗台上向下张望,有人曼声喝彩:“好,满地开花。”

  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应该站到窗口。那些迷彩服看到我了,有人喊道:“看,那儿还有人,去把他拖下来。”

  我知道我应该把斜眼绑起来再去打开那扇门,但我还是不能遏制住急于找到小白的心情,我更知道,等那些迷彩服冲上来的时候,我将不会再有机会去打开那门。我冲向防盗门,用钥匙扭开房门,再冲进去。屋子里空空如也,既没有床,也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只有两个黑色的塑料袋。我的心一沉,还没反应过来时,身后的防盗门被斜眼一把拉上。我急忙返身,他迅速将那根铁管嵌在了L形的门把手和墙壁之间。我用力拉门,只够拉出一条窄窄的门缝。

  “结束了。”他贴着门缝对我说,“我们还有一点儿工夫说几句话。”

  “到底你有没有杀了小白?”

  “我犯了个错误,我应该先把你骗进这个房间的,”他完全不在听我说什么,“你一定会去打开那两个塑料袋,那是我下手的好机会。我确实还不够谦虚,有时候又过于谨慎,相信经过今天以后我会更成熟一些。现在,我们都拿对方无可奈何了,以后再见吧。”

  “小白在哪里!”

  “我对你的评价很高,你很有变态的潜质,对危险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感知能力。那天晚上我跟在你后面,后来去新村里找你,你都发现我了。说起来,我对你印象深刻,我跟着你在学校外面绕了八圈。”

  “想杀我?”

  “不不,我只对女的感兴趣。我是听说了工学院有人被锤杀,晚上过去玩玩,没想到遇到你在街上走。但我要的人不是你,是那个女学生。”他笑了笑,说,“妈的,掏锤子的时候把钢蹦带出来了,被你听到了。太失败了。”

  “明白了。”我说,“后来你还来找过我。”

  “来过好几次。”他说,“这么做挺冒险的,我只是想找到那个女学生。”

  “你在屋子里剪过指甲?”

  “是的。”

  “后来为什么不来呢?我一直在屋子里等你。”

  “后来我不是去杀师范学院那个女生了吗?”

  拆迁队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听到有人喊:“这儿有一个。”楼下的拾荒人发出一阵惨叫。斜眼的眼珠又回到了中间位置,“来找我吧。你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搞清我是谁。”

  我说:“好吧,小变态。操你妈,小白在哪里?”

  “就在你身边。再见。”

  楼下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很多人冲了上来,斜眼消失在门缝处。我走到窗口,拉开脏兮兮的窗帘,让阳光照进来。从这里看不到外面的风景,我推开窗,向楼下张望,外面仍然是废墟,但和我刚才所见的似乎有一点不同,具体不同在哪里,我却说不上来了。我想这最后的三十秒时间,我还有机会从窗台爬出去,沿着落水管往下走。我可能会摔死,也可能逃过一顿暴打,但我只有三十秒的时间,不会更多了。

  我离开了窗台,回到屋子中间,蹲下,撕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窗外的阳光照着我的手,阳光中的灰尘浮动,每一粒都是如此的清晰,像是一个独立宇宙中的星球。我听到了撞击的巨响中夹杂着轻微的嘲笑声,善意而悲伤,有什么东西穿过了灰尘的星云,向着废墟之上淡薄的天空中走去。

  在开始的地方结束

  二〇〇一年六月,我,夏小凡,以一个毕业了的大学生的身份被有关部门押上汽车,遣送回我的原籍麦乡。因为我在T市没有办理任何暂住证明,而我本人的学生证也于毕业那天作废了,学校不会再来保我。我对他们说,我能找到其他人来保,但他们微笑着告诉我,先回麦乡再说,那儿有一个收容所等着我,我会住在那里,然后等着别人出钱赎我出来。这是一个固定的流程,非常简单,按手续办就可以,不会有人打我,也不会有人为难我,前提是我要老老实实、尽快找人来赎。

  后来我搞明白了,被遣返回麦乡,并非因为我是麦乡人,这不是一次定向的返乡旅游,而是因为T市的收容中转站就设立在麦乡。我被押上了一辆破旧的大巴,沿着公路向西驶去。同车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甚至包括孕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要求喝水,没有人想到要上厕所。

  沿途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河滩和农田,捞沙的码头,水泥厂,农村常见的小楼房。黄昏时,车子进入麦乡地界,看到有人在烧麦秸,星星点点的火光铺满了大地。公路颠簸起来,烧麦秸的烟雾很重,大巴像是驶入了云中,很久很久,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只有隐约的火光。

  天快要黑时,大巴驶入了麦乡市的郊区,但它并没有进入市区,而是拐入了一条很窄的水泥路,两旁是高大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六月里长得茁壮而茂密,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T市的收容中转站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大巴驶入一扇大铁门,围墙里面是一幢白色的房子,有点像教学楼的样子。一盏射灯忽然亮起,照着大巴,在几个人的指挥下,我们有序地走下车,到管理处去登记。

  “这里有没有一个斜眼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个少了四根手指的家伙?”我问管理处的人。他没有回答我。我走出管理处时,看到连片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已经占据了墙头和屋顶。这确实是我曾经熟悉的风景,并且在这个场合下看来更为酷烈了。我又回到了麦乡。

  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关于麦乡的。

  很多年以前我生活在麦乡,那时候它是县城,到一九九七年才变成县级市。和所有的县城一样,没什么特别可以描述的,我的理想也和同龄人一样,初中升入高中,高中能考上T市的大学就算不错了。那是九〇年代。盗版CD卖三十块钱一张的年月。

  我父亲是麦乡一家农机厂的厂长,当地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之一。这在麦乡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我很早就认识小白,她和我一个学校,比我低一届。她长得很美,拥有D罩杯的胸围,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中学的时候她还没那么出挑。她的父亲是农机厂的工人,大家都叫他老白。他们家和我家住在一栋楼里,农机厂分配的房子。那栋楼里的人对我都很客气,包括白家的人。

  老白很沉默,老白的老婆也差不多,都是那种没什么本事但比较厚道的人。我对老白的印象很好。最初我父亲在厂里管行政,负责分配房子,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十岁那年我记得有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父亲的脑袋按在抽水马桶里,要他分房子。当时是老白把我父亲从马桶里拽了出来,喝退了那些人。也因为这件事,我父亲对老白不薄,一直比较照顾他。

  我母亲在县医院做医生,有头疼病,老白曾经给她搞来一些据说是很名贵的中草药,尽管我那位学西医的母亲对中药不屑一顾,但还是回赠了他们家好多东西。后来我听说,父亲给老白换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岗位。

  我很喜欢小白,人们都知道白家有一个美丽的女儿,性格温柔,非常懂事。后来到了初中时,她渐渐地显露出了一些缺点,她身材不太高,腿短了点,胸围却比一般女孩更为可观。我母亲曾经说过,这姑娘的脸遗传了她的父亲,身材却遗传了母亲的,有点可惜了。但我依然喜欢她,我经常去她家里玩,也曾经约她去钓鱼,去看电影。当时邻居说,看,夏家的儿子和自家的女儿早恋了。

  我们都没什么朋友,这样挺好的。我吻过她,仅仅是吻过。那是高一的时候。

  我十六岁那年,农机厂濒临倒闭,很多工人下岗。那几年麦乡的诸多企业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厂长在卖厂,工人在卖血。我父亲的情况,当时我不是很清楚,后来知道他也在干着相同的事情。我们家搬到了新房子里,我穿上了崭新的耐克鞋,有名牌山地自行车,拥有一台众人羡慕的niscman。

  那年小白的母亲遭遇车祸,她死得很惨,被汽车拖行了很远,远得你难以想象的距离。肇事车辆逃之夭夭,三天后被抓获,是一辆货运卡车,已近报废的货色。司机一贫如洗,双眼血红,除了赔一条命给白家,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阶段我曾经陪着小白散心,她从那时候开始就喊我“夏大哥”,一直喊到大学。

  不久以后。农机厂开始编制下岗职工名单,拿很少的下岗补贴遣散回家。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记得老白曾经到我家来过一次,拎着当年秋天新上市的大闸蟹和一瓶五粮液,一份大礼。老白求我父亲不要让他下岗。

  我父亲答应了。

  但是翌年元旦老白仍然出现在下岗职工的名单上,我不知道父亲何以如此绝情,后来他们告诉我,农机厂其实已在筹备着破产,所有的职工都要下岗,谁先谁后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你爹就是个混蛋。像你爹这样的个个都是混蛋。”

  我当然知道。

  我还和小白见面,见面也谈到老白下岗的事情,她从不埋怨我父亲。她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品质,绝少会让她去埋怨别人。她问我考哪所大学,我说凭我的烂成绩,大概只能考考大专了。她说:“你考什么学校我就考什么学校。以后还能常见面。”

  那年春节,我父亲大年初一在厂里值班。当时工厂停下,厂里没有人,我父亲独自在办公室看过期的报纸。老白走了进来,他用一个痰盂套住了我父亲的头,用一把剔骨刀在他胸口扎了六刀。血溅得到处都是。行凶之后,他反穿着棉衣走出厂门。

  他回到了家里。几乎是同时,厂里的门卫发现了我父亲的尸体,第一个电话是报警,第二个电话打到了我家。门卫不是心理医生,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夏厂长被人杀了。”讲完又添了一句,“老天有眼啊。”

  很久以来,我一直无法理解老白。为什么他要行凶杀人?下岗已成事实,杀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个问题不如另一个问题更为费解:为什么他要把一个痰盂套在我父亲头上?

  是为了阻止我父亲叫喊?

  是为了让我父亲无法辨清方向?

  是为了当年他把我父亲从抽水马桶里拽出来?

  无从考证。

  老白成了英雄;我父亲因为被杀而获得了一笔保险赔偿,够我读完大学;我母亲于两年后改嫁;我于一九九八年考取T市工学院,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在学校里诧异地看到了小白,我们相对无语。

  那个杀人之夜,我母亲接到电话并瘫倒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犹不知事情的原委,只感到一阵寒意,预感到出了大事。这时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小白站在门口。

  她告诉我:“我爸爸把你爸爸杀了,刚才他跳楼自杀了。”

  这是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现在我回到了麦乡,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答应了要去找她,恐怕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故事我对她说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讲完,事实上我讲了很久很久,那天我从医院把她送到火车站,整个路上我就在讲这个故事,现在它结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