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  那些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的人,在艾滋工作中滚开!

  ……

  这样的场景太多,需要克制泪水的时候也太多。著名的拆弹专家王百姓,想来该是铁汉一个,却在访谈中呈现出柔情一面。执行一次极危险的拆弹任务前,他与妻女借故见一面,佯装轻松地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不能说实情道危险,但自己心里知道,这非常有可能是和家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讲述时,他泪流满面,而我这边,只能悄悄地掐自己的大腿……

  后来,我发现,之所以流泪的冲动一次强于一次,一来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内心越发地脆弱起来;二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感动中国》的获奖者当中,平民百姓明显增多,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日复一日地坚持和坚守中实现了一种伟大,也因此,更具感动的力量,且往往自己并不以为意。

  普通人被隆重地颁奖,或许,正是感动中国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原本平凡,因此,伟大就变得真实、不拔高、可触摸,泪水的滑落,也就顺其自然。

  在这八年的获奖者当中,有优秀的儿子为母捐肾;有最棒的女儿,不仅为自己的父母也为村里其他老人养老送终;有最坚强的妈妈,通过暴走让肝功能恢复正常捐肝救子,或者将一对残障女儿带大带好带得阳光灿烂;当然,也有永远用笑容面对苦难的父亲……

  父、母、儿、女,来自一个又一个小家,八年来,他们因为原本平凡的家中角色,而走上《感动中国》的舞台;之后,《感动中国》又走进千家万户。伟大,就这样因感动而回家。

  七

  感动,可不都意味着泪水与温暖,常常,也与愤怒伴生。

  作为一个学者,刘姝威站在了造假者的对面,但是,很长时间里,刘姝威只是一个弱者,而造假者强悍无比。虽然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在过程中,刘姝威的压力大到快崩溃的地步。那个时候,除去她身边的一些普通人,正义与保护在哪里?

  有时,我们并不希望,因正义与保护的缺席,而突显出英雄给我们的感动。其实,有些感动,原本可以没有!

  一个到海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却在同时,看到有人落水陷入绝境。这名叫魏青刚的小伙子没有犹豫,一次又一次下海救人,岸上围观者众,也有喝彩声与加油声,却无人下水。一个外地的小伙子成了英雄,一个人与千百人也就构成了让人感动的反差。救完人,魏青刚拍拍手,走了。后来记者找到他,他充满疑惑:“这有什么?”都获奖了,舞台上,我问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回答:“我活儿干得不错,大家帮我找点儿活干吧!”

  于是,我相信,下一次,再遇到需要救人的情况,魏青刚依然会下水,但让我不确定的是:今天被魏青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下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是不是依然袖手旁观?

  如果让人感动的人,负责获奖,而让人愤怒或厌倦的人们,却获得利益,那么,感动,又有何意义?

  所以,每当《感动中国》播出后,接到人们称赞,我总习惯性地有些不合时宜地去想:感动了,然后呢?

  比如有一位叫李春燕的乡村女医生,明明有一次又一次回到城市的机会,但乡亲们挽留的眼神,让她无法抽身,于是,一次又一次留下,留在贫困、偏远、各种医疗条件都欠缺的大山深处,帮助了乡亲,也感动了我们。

  我似乎正做着一个奇怪的手势,是劝谁闭嘴呢?其实,我没这么不礼貌,是在讲一个故事。照片上的另一位叫田世国,捐肾救母,手术时,他谎称出差在外,并告诉兄弟姐妹,不许对他母亲说。我这个手势,估计是正讲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也是不会让他母亲看到的,至今老人仍蒙在鼓里。

  可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点儿愤怒与自责。那么大的村子,一直没有医生,于是,我猜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儿的人们自生自灭着,直到李春燕出现,生老病死,才有了外力的帮助。虽然李春燕也曾要走,可毕竟留了下来,于是那儿的人们又看到了希望。而我们,也在泪水中舒坦并松弛了一些,我们都放心地把乡亲们托付给李春燕。我们的愤怒与自责慢慢退却,苦难好像在我们的感动中被忘记了。其实没有,这只是一种幻觉,或者假借感动而下意识放弃的责任。我们只是为一个乡村医生,付出一串又一串的泪水,却依然与村民的生活和生老病死无关。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还很多,只有感动、愤怒与自责都不够,我们必须擦干眼泪后行动,站到乡村女医生的身后,站到一个又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身后,然后愤怒与自责才会真正减少。

  可问题的关键是,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立下无数誓言,后来,困意来了,我们关掉电视,沉沉地睡去,只是不知道,那些咬紧牙关许下的承诺,我们是否,还会在醒来后想起?

  感动,真的有用吗?

13我也是“80后”

  近些年来,回忆八十年代成为热点。任何一个时代,一经回忆,总会被多少笼罩上一层玫瑰色,更何况,回忆变成文字,往往是少数文化人的权利。拥有话语权的人,便下意识地装饰或扭曲一个时代,当然,这是每一代人的通病。

  我生于六十年代,八字头的时代于我,就是从1980年到1989年,正是自己十二岁到二十一岁的十年时光,恰好,这十年,我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因此,我是典型的属于“四六八一代”,即出生于六十年代,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现在四十多岁的一群人。因此,看别人的八十年代记忆,对我也是刻骨铭心,那毕竟是自己的成长与青春所在。

  这些年,人们发明了一个称谓叫“80后”,用来概括这十年里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时认为:或许成长并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的我们,才更有资格被称为“80后”,因为那的确是我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

  知识分子在回忆中美化八十年代,无非是评价并认定那是一个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帜随风飘扬。但这种优点的背后,却有两个特点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实在是因为过去荒唐年代里,一言堂当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思潮奔涌而入,饥饿的人们因饥饿而觉得什么都好吃罢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对的,但物质的贫乏却是绝对的。八十年代,也许已经有许多慢慢富足起来的“万元户”们,可整体中国,依然在物质层面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轻人靠追求精神而转移一下对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视物质欠缺为一种美好的挑战,只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温暖的回忆。可不该忘了的是:对于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母亲来说,如果她们也拥有回忆的权利,怕是不会像文人一样,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痛,是母亲们最刻骨铭心的。

  我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距今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8月,它意味着,距离“八”字头的年代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属于全班最矮的人之一,前排左起第三位。它也告诉我:在即将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体态。

  八十年代已经跑远了,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轻易过去,一个长长的影子,注定会贯穿在后面的时代里,你只要细心就可以找到。下面是一些与我自己有关的琐碎记忆,都停留在八十年代,并且依然会以偏概全,只有局部没有全局,这些文字,只当是一个补充,或让真正的“80后”“90后”们一笑而过的背影罢了。

  猴票与挂面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的开始,总是固执地与那一张现在价值连城的邮票——猴票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从另一个层面证明,八十年代,不仅在记忆中可以升值,现实中,也是物质欲望可以升值的开始。

  1980年,中国出了生肖邮票,第一张是黄永玉设计的猴。由于我自己属猴,头一年已经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亲时,为我带了几张。其实他平常写信回家时,也贴着猴票,那个时候,正集邮的我,很仔细地将信封上的猴票处理好,收藏一张,而其余的,很平常地送给其他的邮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里,真正让全家人兴奋和开心的礼物,并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挂面。在当时的边疆小城,这挂面很难买到,大过年的,挂面是否取代了饺子成为心头最爱,已经记不清,但记得住的是:北京这大城市,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

  很多年之后,被轻易送人的猴票身价飞涨,而珍贵的挂面却已到处都是。

  邓丽君与敌台

  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人从广东等地带回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顺便还有邓丽君刘文正们的盗版磁带。某一个午后,聚到拥有此类物品的同学家里听邓丽君,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事情,因为邓丽君是国民党歌手,绝对的反面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顾这些,背叛了内心的紧张,只觉得邓丽君真是天籁之音。

  不过在那个下午之后,美味成了思念,并不是家家都有录音机,货真价实的邓丽君磁带更是难以获得。恋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学们都学会了在收音机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寻“敌台”,只为寻找邓丽君、刘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的信号里,少年的心开始飞翔。而在当时,对此,我们并不太害怕,因为时常发现,家里的大人犯的错误更大,他们居然悄悄地听“敌台”了解新闻,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动”的话题。

  也正是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代里,“美国之音”、苏联的对华广播及台湾的广播真的成为很多中国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频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该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广播,中文播出最黄金的时代吧。

  吃水不忘挖井人

  八十年代初,我家一直住在一列平房的最东头,一室一厅三十余平米,没厕所,厨房在厅中。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哥儿俩,哥哥1979年去北京上了大学,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十一二岁的我,就已经算是家里的男子汉了。

  东北冬天冷,当时没有暖气,需要家里自己烧火,母亲没下班,我就裹着军大衣,等母亲回家。一般情况下,这时家里的温度在5℃以下,墙角处,常常见霜或冰,然而,并不以此为苦。

  只有生活用水是个大问题,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全靠打井,可不幸的是,我们家那块地方,打井打出的水不能喝。好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近,我可以到二百米之外的一个朋友家挑水。夏天好办,冬天最苦,我要先在家中烧一壶水带着过去,浇到他家井里,化了上面的冰,然后压水,一桶一桶,用扁担挑回家,倒入大缸之中,一星期两次,从不敢间断。打水的时候,往往自己唱歌为乐,而时隔多年,看着自己十二岁儿子的身板,即便比当初的我健壮许多,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年纪挑过那么多年水。

  电视与春节晚会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八十年代初与朋友去他父亲的单位,一层层的锁打开,电视机在柜子的最深处,其实不过是十四寸黑白电视,可当时惊为大电视,估计是和常看的小人书比,虽然都是黑白的,不过电视就大多了。

  那一天,看的是《节振国》,一部老电影,没怎么看懂,却看得津津有味,再也难忘。

  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不过那时习以为常。邻居很时尚,黑白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电视画面因此显得更大,没人追究变形问题。

  这是八十年代快结束时,我在家中的留影。像任何家庭一样,电视机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并被严格地保护;只是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己成了电视中的人。不过世界变化快,电视已经快速贬值。

  那一届春节晚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和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印象中,此后半年,我在挑水时,唱的都是《我的中国心》,只是当时一直好奇:洋装是种什么样的装?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而香港人又怎么能来到内地?当时更无法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我居然也滥竽充数地主持了两届春节晚会。不过,这个舞台上,我注定应当是过客,因为我并不能为它添彩。

  白岩松,回家吃饭

  八十年代上学,功课不如现在紧,记忆里大多数时候都在游戏。幸运的是,我家住宿条件一般,周围环境却十分优越。前后各有一块超过一百平米的大菜园,更前方,是一个宽阔的大广场,那是少年的天堂。

  春天时,要跟舅舅和姥姥一起,在菜园子里翻地种菜,从夏天开始,自家地里的豆角、黄瓜、辣椒、茄子够一家人吃的,并且,绝无污染。

  前方大广场是我与众多伙伴们的运动场,放学后,我们很少在家里蜗居,都在广场上集体游戏,估计我的球技与运动能力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而所谓的游戏绝无带“电”的可能,枪需要自制,游戏的道具除去一两个球,大多是就地取材,比如砖头瓦片。当然,玻璃球与烟盒是必备品,只不过,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玻璃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从哪儿来的?

  到了傍晚时分,家家炊烟升起,一会儿就开始陆续传来“××,回家吃饭”的呼喊声,游戏直到剩下最后两个人中的一个也被这呼喊声叫走才告结束。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网上热炒“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时,我总是很自然地认为:贾君鹏可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只不过,失散了很久。

  过滤嘴裤子

  很多年之后,问过一位“80后”:“你穿过过滤嘴裤子吗?”其实,在问完这个问题之后,连我自己都迅速后悔:怎么可能呢?果真,对方十分疑惑地看着我,“什么叫过滤嘴裤子?”

  八十年代初期,正是自己开始长身体的时候,和那时候大多数孩子一样,一年做不了几套新衣服,更别说买。当时年纪小又淘气,偶尔衣服或裤子扯了一个口子,便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恐慌,尽量藏着躲着,不让大人看见,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可能挨顿揍。当然,衣服弄坏了,也别指望换身新的,一般是补上补丁接着穿,一身好几块补丁,是同学中很正常的装束。

  至于过滤嘴裤子,绝对属于青春期一景,由于开始长个,并且长得不慢,往往一条裤子短了,而家里又不会给置办新的,于是,在短了的裤子下面,再接上一截,裤子又能穿了,外型如同过滤嘴香烟,因此称之为过滤嘴裤子。当时最过分的,是有两三截过滤嘴的裤子,而且还没有同样颜色的。

  《小说月报》与评书

  进入八十年代,文化需求呈爆炸性增长,即使在我们这个边疆小城市也是如此。当时有些事情是要找到熟人才能办到的,比如,母亲为了订《小说月报》和《大众电影》,利用了当老师的身份便利,找到了以前的学生才最终如愿。而每当母亲下班,我会习惯性地翻她的包,看看又来了什么杂志和报纸,或者又借了什么书,然后沉迷其中。当时的文化消费,似乎不分大人小孩,有,便是幸福。

  另外一件需要求人的事儿,是买电影票。在我们那个小城,有四五家影院,几乎场场爆满。每当母亲托人又买到了电影票,就是节日;而如果不求人,买电影票是件让人恐惧的事,往往要出现打架吵嘴的场面,被挤伤的情况也屡屡出现,可见当时电影市场之火爆。

  而不用求人的娱乐,当属听评书。记得播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时,每天都是在放学回家的傍晚,一般在路上,几个伙伴要守在某一个电线杆子的广播喇叭下面,听完才回家。而冬天,要抓紧时间早点儿回家听。我们家从姥姥到舅舅到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被评书俘虏,都成了李元霸或罗成的迷。姥姥只有在听完评书之后,才心满意足地去做饭,饿着肚子的我们也似乎从无怨言。据我们那儿的警察说:播评书的时候,俺们那儿犯罪率最低。

  《姿三四郎》与阿根廷足球队

  考高中时,正赶上《姿三四郎》电视剧的热播,一边是升学的压力,一边是电视剧的诱惑。左右权衡,选择电视剧。但家里没有电视机,更何况,家里有,我也不敢看,于是,以去学校上自习为由,中途择路进入自由一些的同学家,去看《姿三四郎》。有一天,到早了,正赶上198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阿根廷对比利时,那场球,阿根廷输了,第一次见识到马拉多纳这位传说中的神人,从此崇拜,步入阿根廷铁杆球迷阵营。难怪有人说:第一场看的什么球,往往会决定你一生的支持。我,就是个例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上自习看电视的“恶行”终于有一天被母亲发现,挨没挨打忘了,却也该庆幸自己悬崖勒马。当年考高中,只比重点高中分数线多出一分,不敢想,如果多看两天电视将会怎么样!今天会在哪儿?

  但是,当时的电视剧,绝对具有万人空巷的魅力,也正是这样一些其实水平不过如此的电视剧,让当时的中国人把买电视机当成了最高家庭目标,直至九十年代。

  打架

  我不知道,在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打架的画面,有的是自己亲自参与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家门口是一个大广场,那是我们当地很多年轻人相约打架的重要场所。有的是单挑,有的是群架,有的徒手,有的带家伙。偶尔我在家,会看到他们呼啸而来,一阵昏天黑地,然后呼啸而去。当然,那个时候打架有个重要特点,如果有一方被打伤,往往是由赢家负责送到医院,并且掏钱付治疗费,甚至此后还会把酒复盘言欢,这举动,在我们那儿被当成美德。后来我想,或许是当时生活太平淡乏味,缺少刺激,青春的火气无处发泄,打架才盛行吧。

  在大学,我似乎也是一个好战分子,长期在球场,哪能不动拳?四年里,我这样的举动不少。幸运的是,大多逃脱了惩罚;不幸的是,今日给晚辈说起来,不像好样板。

  不过现如今,人们的火气比过去大多了,随处可见的抱怨可以证明,但打架的画面少多了。或许是文明程度的提高,或许是人们觉得太不值。或许是身体的状况不如以往,打架的能力衰退了。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讲的:一东北人去广州,见街头两人吵了起来,东北人以为有动作戏可看,凑上前去,结果二十分钟后,两人依然在吵,东北人失望地甩下一句话离去:我X,还吵!在我们东北早住院了!

  其实,在目前的东北,也没多少人因为打架住院了!

  考大学

  我背后景山公园的条幅说明了时间,1985年国庆,我刚来北京一个月,校徽、长发、皱巴巴的西服,拿腔拿调的姿势,记录着一个大一新生的状态。

  曾经在上高中之后,成绩滑落至全班倒数第二名,剩下一年的时间,不知为何突然用功起来,为考大学,早起了近一个月,为的是临阵磨枪。在当时,虽然考大学不像今天这样万众瞩目,但还算大事,舅舅送上大礼:好多包方便面,在当时,这算补品。

  高考分数下来,我是自己骑车去学校查的分,比重点线高出三十多分,知道自己有戏了,于是有点儿激动,一路骑车飞奔回家,看见姥姥和妈妈都在家门口等着,把分数一报,长辈的眼里分明都有了泪花,我借机提出要求:可否给点儿钱,去看同学?妈妈立刻表示同意。要钱回应得如此爽快,这,好像是第一次。

  至于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其实纯属偶然。我妈妈的一个学生,过年时到家里来拜年,她是广播学院的学生,三言两语中,我听说广播学院有时间看闲书,考试容易过,顿时觉得是天堂,于是报考。

  考上之后,母亲一同事大为惊异:广播学院?这孩子上电大,怎么还去北京啊?显然,她把北京广播学院,当成广播电视大学了。

  不过,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没什么太大的名气是事实,我们等于买到了原始股。

  被北京罚款

  刚到北京,很多规矩不懂,其实,那时的北京,很多规矩也是乱的。

  到王府井逛街,看糖炒栗子新鲜,买了一包,边走边吃,吃着吃着不对劲儿了,一直觉得身后有一位大妈跟着,一回头,坏了,看着像一个清洁工,于是栗子不吃了,收了起来。

  一见我收了栗子,大妈说话了:“不吃了?那交罚款。吐一口皮五角,一共三口,一块五。”

  我傻了,大妈一直在保护犯罪现场,于是我无话可说,一块五,乖乖交了。

  在当时,一块五,可是巨款,心疼了很久,不过,值,以后再也不敢随地乱扔垃圾,甚至,都不太爱吃栗子了。

  民以食为天

  刚进大学时,用今天的眼光看,饭菜不贵,宫爆鸡丁、熘肉片,三毛五一份,而且是真有肉。等我们四年后离开校园时,同样的菜已经涨到八毛,肉,基本上要用考古的方式来寻找了。

  正长身体的我们,一顿饭也就是一份菜一份米饭或俩馒头,多了吃不起。因此,如何与大师傅斗智斗勇,争取让他给你装菜时多一点儿,就成了大学四年中一个重要的才能。由于大师傅往往是男的,女同学,尤其是漂亮的女同学,被我们怀疑在装菜时占了大便宜,不过也正常,在哪一个时代,美女都会占便宜。

  实际上即使多装一点儿,对于年轻的身体,也是杯水车薪。四年中,饿的感觉没停过,一般晚上五点多吃完饭,九点多就开始饿,别的买不起,买个馒头当夜宵是常干的事。然而不管你在宿舍里怎样藏好,十有八九,当你上完自习饥肠辘辘地回到宿舍伸手一摸时,都会发现:馒头又被偷吃了!找事主,难度太大,更何况,头一天,也许自己就是偷食者。

  毕业二十年后重回母校,在食堂里狼吞虎咽时被人偷拍。看着吃得猛,实际上却吃不了太多,一来怕增肥,二来胃口变小。人生真是矛盾,有胃口天天饿时没能力多吃,可有能力后又没什么胃口,不敢吃了。

  那年头,油水不足,胖子就少,班内有好事者成立了一个“油肚协会”,腰围达二尺五者可进入,最后全班男生满打满算,三十人里有三个合格的,剩下的,大多骨瘦如柴。而很多年后我们聚会,绝大多数都正在为硕大的肚子而发愁。显然,我们这一代悲剧的成分偏多,好像体型一直就没有正常合适过。

  偷书与自报家门

  常听人说,五十年代,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风淳朴,而是家家清贫,实在没什么可偷的。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风就不那么淳朴了。比如1986年我去长沙实习,在公共汽车上,就见到了这样的标语:“学雷锋,防扒手。”显然,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过了乞讨,重新成为热门职业。当然,也有人“兼职”,比如偷书。

  八十年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店堂大,书多,于是常去。不过那时候,大多数学生囊中羞涩,爱书却无钱买书,于是偷书者屡有出现。不过偷的没有防的精,总有落网者。对于广播学院学生,一旦被抓住,问及姓名时,男生总是“常振铮”,女的总叫“刘继南”。后来,这招不好使了,因为人家书店跟学校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很多年后,我们毕业二十年大聚会,常振铮院长到场,我们集体用掌声和跺脚,表达了对当年“盗用”常院长名字的深深感谢之情。

  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学好友,来了一趟长江之旅。一路上由于太缺钱就能省则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面包……居然用最小付出,完成了从成都到重庆再顺长江而下一直到南京最后回家的壮举。这是我们哥儿俩在武汉的合影,回忆中,苦都是乐。

  在校期间,我组织过一届书市,去北京很多书店商谈,人家答应让我们七五折或八折进书,于是拉到校园来卖,防盗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学来到现场,趁大家不注意,将几本书装入包中,被抓了现行之后,他理直气壮地说:“还要钱吗?那我不要啦!”

  多年之后,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

  而正因为我们严防死守,那届书市挣到近三十元,大数目,十几个同学用喝酸奶的方式把这笔巨款奢侈地消费掉了。

  逃票

  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如果谁没有逃过公交车票,估计他是撒谎。

  车越挤,逃票的可能性越大,毕竟乘务员寸步难行。但只靠人多来逃票,成功系数不高,于是画月票就成为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宿舍,一般集体买一至两个月票,然后轮流出门,都拿这借来的月票,方法就是换上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的角落上,惟妙惟肖地画上公交印章,再装上月票夹,几乎可以乱真,于是,才有了那时候大学生中间“百日蹭车无事故”的民间评选。

  然而百密总有一疏,或者太过乱真以至于造假者过于大意,本宿舍一老兄,出门拿上改装后的月票,表情轻松地上了车,查票时亮出月票,可售票员却不依不饶,原来,他没夹住自己的照片,从月票夹里滑落出来,让人一眼看出和月票上的照片不是一个人,老兄始终不承认造假,硬说照片上就是他,之所以自己显瘦,是因为公交车太挤造成的。狡辩半天,还是被人家拉回公交车总站,那时候,可没有“文明服务”这回事,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本宿舍老兄招供。最后被罚了半个月饭钱,灰溜溜回到宿舍,吃了俩礼拜咸菜。

  传看武侠书

  八十年代中后期,金庸古龙开始疯狂流传,不知谁从家里或朋友那儿拿来一套,因为平日买不起,于是大家废寝忘食地传着看。

  一套金庸古龙,一般四五本,几十个人抢着看,想按顺序就很难,于是,只能先拿到哪本就从哪本看起,至于下一本到手里是不是连着,看运气。

  于是,我们看金庸古龙,大多是看完三,看五,然后看一,再看四,最后看二,阅读顺序不同,导致大家对同一本书的理解并不同。至于各位看客,有没有在多年之后有了条件,再重新按顺序看过一遍,那就各自选择了。

  但是,我们都觉得金庸古龙好看,估计与这种错乱的阅读有关,因为前言不搭后语,凭空又添了悬念与想象。

  打发无聊的日子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不一定都热爱读书,甚至是,很不爱读课本及正经书。可毕竟是青春,一身的精力,总要找出口,太多的无聊日子需要打发,于是,除去踢足球,其他的各种娱乐方式就开始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中后期,麻将进了校园,一夜之间火爆起来。学校当然要抓,学生却不可能不打,猫捉老鼠的游戏天天上演,甚至同学之间,也要斗智斗勇。比如中午或晚上吃饭前,怕一会儿回来没自己的位置,就拿走几张麻将牌装自己口袋里,然而先吃完饭回来的几个,才不管这些,缺牌的麻将照样打。由于当时高校管理,晚上到点儿停电,苦了打麻将的,我们干过在楼道厕所处打麻将的壮举,因为那儿有亮。也因此,时常有半夜起夜的老兄,一边尿,一边回头支招,“打五条……”

  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崇尚装酷与摆严肃姿态的时代,天天嬉皮笑脸会显得很没水平,于是,我回头看自己那时候的照片,装严肃的居多。而任何事,装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习惯,所以,好像到现在也不喜欢笑。看样,这属于一个时代的“后遗症”。

  赌资是饭票,几分钱为底,谁如果一天输了一张满值四元的菜票,那算是点儿背到家,一般会拿着空饭盆,跟在赢家后面蹭饭吃。

  除去麻将,也喝酒,但口袋里缺钱,这习惯养不成,只能极偶然而为之。不过还是有本宿舍一老兄与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赌,一起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对坐在床上,看谁先倒,最后双双不省人事!我们事后查证:酒精都是医用的。

  还有,就是抬杠侃大山,只要凑够三个人,辩论会就开始,国际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头,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之所以哲学家们的书热销,估计和大家都需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给填满,到最后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充填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种青春风景。

  各种名人的讲座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讲座是重要的课。

  有名人要来,校园往往提早贴出海报,大家早早去用书本占座,晚上好与之唇枪舌剑。没人因为是名人,就放他一马,反而变本加厉,都琢磨着提更刺激的问题和名人过招,事后也很少有人去找名人签名合影(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相机),但是如果真讲得好,回到宿舍,相关话题一定以卧谈会的形式持续到天明。

  为请名人来做讲座,我去过梁晓声老师的家,之前不认识人家,问清楚之后,推门就进,一聊半天,敲定讲座时间,之后,梁老师真到。

  也去请过刘索拉,来回接送,聊什么忘了,但感觉自己挺放松,而且,人家还真跟自己聊。

  那时候的讲座充满火花,张贤亮在本校,号召大学生入党,将一个农民政党改造成知识分子的党,台下一片掌声,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多年以后,我在宁夏与他谈到这件事,他说:之后还与胡耀邦认真交流过。

  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短信,甚至电话也没有。在家乡的时候,各个单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职工轮流值班,而要找人,则直接上门去找,没在家留个条算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潮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来越短的信,是写给家里的,后来的功能主要是要钱;为了稍加掩饰,前面要汇报一下学习情况,目的还是为最后要钱作铺垫。

  信与汇款单,是上大学时最盼望的东西。当时班里负责此类事务的同学牛气得不行,每天午饭后,见他拿着书信前来,都跟看见圣诞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着急的时刻,就要出去很远打电报,而打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于是为了省钱,都学会了简短表达,花小钱办大事。后来电报退出历史舞台,也间接开创了一种啰唆的文风,算是“后遗症”。

  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

  八十年代,技术因素加之物质条件贫乏,盗版业没现在这般发达,偶尔为之都是录像带版本,一手的几乎没有,大多都是三四手之后,我们称之为“孙子版”或更晚辈,这样的版本,让大多数彩色电影的效果都已如黑白一般。但即便如此,拿到一盘好电影的录像带,都是同学间的大事,像《出租车司机》、《野战排》都是模模糊糊看完的,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并绝对成为日后谈论很久的话题,以至于校园里的美女,都在那几天中不再有吸引力。

  在广播学院,有过一段特殊的观影经历。在小礼堂里放外国电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现场的一位同声翻译承担。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经带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苏联电影,比如《悔悟》、《被遗忘的长笛曲》等。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电影中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权威的质疑,让我们有种提心吊胆的过瘾感。翻译,是现场的一位女老师,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个人现场同声翻译,带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艺术的世界。

  除去这种“极品享受”,当时的另一种“观”影经历至今已荡然无存。那就是周末上午,大家睡醒了不起床,宿舍中打开一个收音机,共同用耳朵“看”电影,也就是听“电影录音剪辑”。一个又一个角色,都由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声音扮演着,让我们感叹声音的魅力。现如今,这“享受”已如公共澡堂里搓澡一般千载难逢了。

  而至于《读库》出品人张立宪同学在回忆八十年代时,大谈A片观影记,我们则是“可以有但真的没有”,学校期间一次也没体验过。我高他两届,看样仅仅两年时光,时代就堕落或进步了很多。

  都讲政治

  在八十年代上学,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各种思潮也多,学术界各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也很大,然而冰冻了很久的时代,解起冻来也乍暖还寒。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那个时候常常提起的关键话语。

  这张照片,也是大一时在校园主楼后面拍摄的。值得说一说的并不是装腔作势的我,而是我身后大牌子中的一些关键词:“又红又专”“抵制腐朽的没落……思想影响”,显然,那是一个乍暖还寒、还需要人们头脑中时常绷紧一根弦的时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清除精神污染是那个时代时常要搞的运动。

  但大学生天然关心这些。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时代特点,政治依然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晃荡着,谈论政治仿佛谈论民族未来一样;二是因为生存压力不像现在大学生这么大,而总谈女孩,也不符合新一代大学生的形象,更何况,女孩也要和你谈政治;三是青春特有的锋芒决定了,什么东西僵硬,什么就会成为反叛的对象。除去谈论,有时,还要搞点儿带政治色彩的行为艺术。

  198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十周年,我们一群男生统一军大衣打扮,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其实也是一种好奇。果真,入广场不久,就有便衣跟着我们,最后演变成摄像机跟随。我们看在眼里,慌在心里,刺激到血管里,脚步却进一步肆无忌惮。回来之后兴奋了很久,有种与体制作战的快感,全然忘了,自己,还不过是一群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讲政治,不过,和今天的讲政治不太相同罢了。

  舞会

  八十年代的城市,不知为何流行跳舞,大学校园里也不例外,估计是因为这是当时接近异性最合理的方式,不像现在,钟点房都有了,民间的舞会也就淡了。

  那时候办舞会完全自由主义,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找一个小录音机,开一间教室就可以开始,反正对灯光要求也不高。跳来跳去不过两种舞姿,一种迪斯科一种什么舞曲都跳成走路一样的两步。偶尔有人大胆地贴面,几天中,都会成为人群中议论的话题,议论时,有一些艳羡在其中。

  最疯狂的舞会,是我们三年级实习归来,有点儿久别重逢的感觉,于是元旦期间,连着办了三天舞会,最后连走路都不太会了。可我们依然不困,男同学只好通过清晨的一场足球赛,将剩余的荷尔蒙排空才收场。

  最奇妙的舞曲,是1989年春夏之交,一切已无法更改,而毕业分手又在眼前,我们竟可以在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跳起伤感的两步。每当想起,总是热泪盈眶。那时的舞会,已不是为异性,而像是相互温暖、依依不舍却又各自迷茫不愿放手的亲情相聚。

  诗与摇滚乐

  上了大学,不写诗,几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诗歌的盛行不分文科与理科,估计都是北岛舒婷和顾城闹的。当然也与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有关。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不像现今的人们,都藏着掖着自己,诗歌般的表达就不合适,所以流行“啥都不说,都在酒里”。

  刚入学,写诗之前,搞了一个小调查: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没想到,全班七十多人,近四十个都写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

  终于告别

  大学毕业于1989年,是一种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体验。一场特殊的风暴,让我们的离别,无人相送。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然很累,累到骨子里,前途未卜,校园里除去毕业生已无他人。

  还好,每一个时代,都为告别准备了旋律。属于我们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火车开走,一次又一次结伴回校园。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带不走希望,起码还可以带走温暖,苦了最后走的人,只剩孤独陪着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后那一批。

  该扔的都扔了,好像带走的行李都不多,最大的行李是记忆以及沉沉的心。我的同学中,有放弃中央电台工作以及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准夫妻,双双选择离开北京去广东安家,他们说,那里更暖和。还有的,转身出国,再无音讯,不知今日身在何处;而更多的人,还在国内,我们常常联系,共同守望着共有的记忆与情感。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春节,我带全家去成都过年,在一个茶室喝茶时,顺便逛了逛旁边的旧书摊,突然看到一本《河殇论》。一本旧书,一本二十年前很火的书,看起来如今几乎没人理睬,混杂在言情和健康或励志类读物中。是的,它早已被时代劝退,我拿了起来,里面都是熟悉的内容,我没怎么翻,问了价钱,发现几乎没涨,并没有升值。其实,不贬值已然不错。于是,交钱,带回北京,此后,再也没翻过,只为让它不在那旧书堆里寂寞难过。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瞬间安静下来,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八字头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我在北京郊区周口店乡锻炼,天天打牌打哈哈,一年之中,书只读过两本,《红楼梦》和《大气功师》。心中没有希望,也谈不上绝望,常常不知身在何处,总困却又时常睡不着,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的激情与理想都已不知魂归何处。

  那个冬天,空灵而平静。

  一个喧闹无比的八十年代,就在一片寂静之中戛然而止。

14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生命如同一条河流,出发时,还只是清澈的涓涓细流,一路奔腾,慢慢加速,陆续开始有人或事,书或者光影,为这条河流填注力量,增加水流甚至影响方向,每个人都不例外。

  这条路太长,不到终点,不会放弃吸取能量,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现在,人在中年,刚刚过了激流险滩,平稳而宽阔的河道正在眼前陆续展开,这一回望,便平添出很多的感慨与感谢。

  走得太快,很少有时间来说“谢谢”,有的是忘记,有的是来不及,然而现如今却似乎是一个机会,梳理一下来时路上那些或推过我一把,或深深影响过我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认识,有的一同成长,有的相距遥远,甚至完全没照过面;同时,不忘感谢的,还有那些书、音乐和电影,好听好看,过后难忘。是路标,也是营养,甚至就是人生的意义。是它们,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并将深远地影响着我的未来。

  只是人太多,东西太多,记录在这里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它们是代表,走上文字的前台,领取我的致敬。就先从好看好听的写起。

  《月蒙胧诗选》

  如果问我哪一本书被我翻看的次数最多,除去《新华字典》与课本,估计就是《朦胧诗选》。翻开这本泛黄的老书,还能看到我与它结缘的日子:1986年5月8日,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购于王府井新华书店。

  于我们,这几乎是一本诗歌的圣经,在边疆孩子向北京青年转变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其中,打头的北岛,对我影响最深。在这本书中,北岛第一首诗中的头两句,便改变了当时我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其实,与其说这两句是诗,不如说,这是诗人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言。而对于当时的我,更像是由文字锻造的锤子,狠狠地向心中砸了下来,不成长都不行。对于北岛,这首诗的名字叫《回答》;可对于我,却更像是提问的开始,对人生与社会的提问。

  当然这本书中不只有北岛,还有顾城,舒婷、江河……他们或这样或那样造就着我的改变。

  舒婷说: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痛哭一晚……

  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梁小斌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归根到底,这些诗击中我们,来自于一种对当时社会与人心的全新思考与观察角度,它真实、准确、拒绝八股,给我们这代人,注入了忧虑与质疑的基因。

  这些诗被冠以“朦胧”二字集合成书,然而回过头看,这些诗之所以长久难忘,恰恰不是因为它们朦胧,而是因为它们骨子里的犀利与直率。

  后来,这些诗人都走了,有的背井离乡,只带着中文这件唯一的行李;有人告别童话,杀妻后自杀;也有人长住小岛,中年的树上友情的叶子日渐凋零。

  在二十几年后,我又翻开它,如同中年时,又见到初恋的情人,不再有心跳加速的情感,却依然能在相互寒暄中感觉到淡淡伤感。而同时,也发现自己少了不顾一切想呐喊的冲动,这是生命的必然,老了的不只有诗人,还有我们自己。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等

  还有人知道三毛吗?或许会有人猜错,以为是张乐平笔下的漫画形象。其实,我们也这样认为过,只不过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位女作家,成长于台湾,却不是用宝岛来吸引我们,而是书中的沙漠、爱情与梦中的橄榄树。

  三毛的书,是一本又一本从北京各个书店买回来的,《撒哈拉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本,放在这里,不过是让它当个代表,这一套书出版的时间有间隔,估计全过程持续了一两年甚至更长,才接近出齐,等待也就成了一种乐趣。不像现在,电视剧都能在网上一夜看完,爽快却少了盼望的美感。出版社是赫赫有名的友谊出版公司,它出版了大量海外华人的作品,如同打开一扇又一扇窗。

  如果说在当初,琼瑶已经成为女生必读,武侠让男女生痴迷,那么三毛则属于青春。我见过不少三毛的女性爱好者,比男同胞多得多。或许,三毛作为女性,承载并实现了太多女性青春的梦想。然而,三毛又绝对不只代表女性,否则无法解释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同样投入其中。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走不出去,幸好有三毛在替我们远行。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远方,都有一个沙漠与草原与荷西还有橄榄树,而三毛,提前到达。

  如果仅仅是这些,也就罢了,远行之后渐渐收住流浪的脚步与心,走进中年与老年,开始琐碎与平常的日子,那么三毛于我们,也就只是一个过客,相逢过,然后慢慢遗忘。

  然而,三毛并没有给我们这样遗忘的机会。

  相识她的文字几年之后,突然传来消息,在台北公寓的卫生间里,她自缢身亡。

  一个流浪天边的奇女子,最后却在城市这狭小空间里告别一切,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讽刺。或许,也正是这种狭小,让三毛绝望,彻底离开,才会重新开阔。又或许,流浪天涯,不管脚步到达多远,都走不出自己,最远的终点只在最近的心里。

  于是,我们再也无法忘记,因为三毛已经以一种永恒的方式成为我们青春的一部分。而不幸的是,她出发了就拒绝再归来,她已不会再老,可我们却不得不继续,说不清,谁在书写悲剧?

  留下十几本不厚的书,几首如《橄榄树》一样的歌,一头长发和一堆谜团,她潇洒地走了。

  至于她书中所写,人或事、情或心是真的还是虚构?一切都已不重要,因为在三毛的文字中,我们都曾真实地远行过。这就够了。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

  我夫人喜欢金庸,尤其是《笑傲江湖》,于是儿子就叫了令狐冲的太师叔风清扬的名字:清扬,可惜,后来被洗发露给“打湿”了。

  我喜欢古龙,从开始到现在,不过,即使我在家中的地位再高一些,恐怕也不会给儿子起一个古龙式的名字,太清冷也太孤单,还太及时行乐,比如“寻欢”,比如“浪”。

  在我家中的书架上,有三套金庸全集,一套三联大本一套三联小本,还有一套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高高地摆在书架上方,地位显赫。而古龙的,我则一直没有一套真正的全集,不是没有,而是无法分辨,哪些是古龙写的,哪些不是,哪些又是古龙为骗酒钱凑合写的。如果是古龙用心写就的,就真的是精品。比如,我有两套《多情剑客无情剑》,原因是第一套丢了一本,再买一套补齐。然而毕竟江湖上还有很多质量不高的古龙作品,于是,让古龙被低估。

  为什么会格外喜欢古龙,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

  在古龙作品中,英雄都会有残缺,而对手也时常会有优点,这江湖才更像人间,而不是英雄就一定完美无敌。比如李寻欢,那苍白的脸,病弱的身体以及悲凉的爱情,就更加增添了“寻欢”这个名字丰富的内涵;小李飞刀,例无虚发,也就变得更加戏剧化和传奇,成了华人世界里被送上屏幕最多的武侠人物。

  古龙的作品中,没什么武林招术,重点就在人,就在心和情,而古龙写人写情的现代感,很少有其他作家可与之相比。

  还有古龙文字的节奏,像诗又极有画面感,当然,还能多占行数,更有助于古龙用字换酒钱。必须承认,我自己的文字,就受他影响不少,不过,与骗酒钱无关。

  现如今,这样的古龙文字,已有了幽默的效果。

  他的人是冷的,刀是冷的,心是冷的。

  “这孙子冻死啦!”相声中说。

  不过,古龙真是早就走了,拒绝辨明真伪,放下人间笑骂,也让以后的剑客,不再多情。

  老子《道德经》

  人们常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老子当初,上哪儿去读万卷书又似乎没有走过万里路。那个年头,没有印刷术,想读万卷书,得让多少搬运工参与其中?而交通工具落后,行万里路太难。

  那么,老子们的思想是从何而来?

  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位叫叶芝的老外,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在大城市,我们活在自己的小团体里,对世界的了解少之又少;小镇或是人口稀少的村庄,没有这些小团体,你必然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或许,老子们就是这样洞悉了当时以及之后的世界,当时以及未来的人生?

  我只能接受自己的这个解释,否则,很多前人的智慧到今天依然无法被超越的事实无从解释。如今,我们脑海中的东西已经太多,到处是万卷书,随时行万里路,而思想的功能已经退化,总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老子”,可打开《道德经》等先人的著作,却发现,其实自己更像是“孙子”。当初的老子,或许只是长久地静坐,只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然后洞悉一切。

  翻开《道德经》,上来就有趣,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约定俗成的断句方式,可有一天,有人轻声地笑,“你换个断句方式试试?”

  “‘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常有的事。”

  我一惊,从此接受。虽然这有可能是错的,但六个字就有这么大变化,是乐趣也是挑战。

  还有五个字,我找了很久而未得。翻开《道德经》,来了,“无私为大私”。如果你真的无私,你得到的其实最多。这五个字一下把我点透,于是,走到哪儿不再仅为己争。

  这一点,我们的思想工作也要像老子学。天天让人无私,然而人性是自私的,太多人贪或占,可如果换个角度,用大私诱惑你,但前提是“无私”,好多人会接受或仔细思量。多好的思想教育。

  《道德经》里还说:最高明的领导,不是让人民天天都说好的领导,而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却令一切都井然有序的领导。看到这儿,会心一笑。

  现代人,都自觉聪明,万事自己去撞南墙,可老祖宗早就心知肚明地把一切说明白,看着你犯错也不着急,只不过撞南墙撞疼了时,老子们就在那里耐心等你。

  每一遍,都有新意。

  唐浩明《曾国藩》

  读长篇小说《曾国藩》,与我接触电视是同时,都在1993年,一个从人生道路,一个从人性深处,都极大地影响了我,虽然这两者的重叠多少有些巧合。

  那时的《东方之子》拍摄,时常要出差,湖南湖北江苏四处跑,刚刚开始与人打交道,描述东方之子们的内心世界,于我当时二十五岁的年龄,是一个挑战。

  三卷本的《曾国藩》很长时间陪伴我转战东西,从我们长期的历史教科书上看,曾国藩绝对不是“东方之子”,甚至相反,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在唐浩明的笔下,曾国藩活了,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挣扎有辉煌有文化,这与在岳麓书院里,唐浩明多年整理曾国藩家书紧密相连。当更多的细节出现在人物身上的时候,人有了;而当人的复杂性写清楚时,历史靠近了真实。我猜想,唐浩明写《曾国藩》可不是为了颠覆,他不过是想还原,当然应当被还原的历史还有很多,只不过,曾国藩幸运地遇到了自己多年后的同乡。

  这位一生坎坷前行的老东方之子,终于一步一步靠近自己人生的巅峰。在唐浩明的笔下,细致地描绘了这一高处,便是曾国藩坐到皇帝身边,吃了一顿至高无上的饭,似乎一生,都为了这奖励一般的一顿饭。

  看到这里,我过了一个坎儿。如果这意味着人生的巅峰,不要也罢。

  人性如此复杂,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你已分不清成功还是失败,辉煌还是悲凉,是英雄还是小丑。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不知道,把人性的复杂写得淋漓尽致,我找到了走进“东方之子”们的内心之路,不再是概念般的文字。

  告别,是一个下午,地下室昏暗的光影中,《曾国藩》最后一本还剩几页,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只为推迟与一本书和一段人性之旅的告别。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结束,而思绪难平,打开笔记本,写下几千字,至今留存。

  多年之后,在湖南,曾国藩与唐浩明的老家,我见到了唐浩明,简单的寒暄之中,不知浩明先生,是否听出了我的感谢与感慨。

  《辛德勒名单》

  记不清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哪一个年头什么季节,当时我已在电视台工作了有一段时间,然而与过去广播电台球友们的定期相聚是保留节目。

  在我租来的房子里,球友们聚齐,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喝酒聊天之后,麻将就是我们友情相聚的借口,也是友谊延续的道具。一宿的麻将昏天黑地,有输有赢,阳光透过窗帘打在我们苍白的脸上,到了送客的时候。

  不知谁,在门口的鞋柜上看到一盘录像带,《辛德勒名单》,我想起来,是头一天制片人时间借我的,说,奥斯卡大片,牛×。

  “看看吧?”

  牌桌上输家与赢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于是收住要出门的脚步,又席地坐下,帕尔曼的小提琴声音在充满烟味的房间里响起,一段犹太人的苦难与温暖拉开了大幕。

  整整两个多小时,几乎没人说话,更奇妙和不可思议的是:刚刚打过一夜麻将的人们,竟然没有一个睡着,而当片尾字幕拉起时,窗帘再度拉开,每一个人似乎都格外清醒。

  长久地沉默,大家不知该说些什么。

  录音师房大文张嘴了:“看样昨天晚上,咱们打麻将,太俗了!”

  他想开个玩笑,可大家竟都点头。

  好片子就是好片子,我之后很久都在琢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比谁吃的苦都多,可为什么从来没有我们自己的《辛德勒名单》?

  答案可能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吧。苦难只有被赋予人性,才具有被好好表达的可能,如果为表达苦难而表达苦难,又或者背上其他意图,有时苦难都会让人笑场。

  一个商业大片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就这样,真正地严肃并苦难了一次,而我,则永远记住了那个麻将之夜后,不再想睡觉的早晨。

  《鬼子来了》

  在国产电影中,《活着》、《霸王别姬》再加上《鬼子来了》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峰。可惜,几乎都没公映。前两者看的是录像带和DVD,最后一部还真看了回规模不大的电影。

  其实,姜文早就开始琢磨拍这部电影,当时他还在河北涿州拍周晓文的《秦颂》,采访中,就和我聊起过这部电影的最初构思。

  再后来,姜文开始拉班子,办公室在故宫的一墙之隔,红墙古树,常常让你觉得,墙外的世界好像并不真实。其间,为找音乐,还与我聊过,给他的推荐,好像也认真考虑过。

  不过,真正的震动是从试映开始的。

  片子剪完了,我被邀请去参加小范围试映,估计姜文是想摸摸大家的感受。试映点在东城一条大胡同里的一家宾馆。我迟到了五分钟,姜文在院子里,啥话没说,推我进了放映厅。

  惊心动魄的一次观影经历,看得出,平日话不多的姜文,已把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思考放到了《鬼子来了》之中,可贵的是,这种极其深刻的思考,是被电影语言传递着,不是什么说教或喊另一种口号。这从一会儿一次的笑声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电影放完了,人散去,空空的屋里剩下我和姜文,我刚想说话,他制止了我,按下放映键,重放了我因迟到而未看到的开始五分钟。这一个细节,诠释了真正的姜文。据说当初《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相关部门审片时,姜文紧张万分,人家在楼上看片,他在楼下偌大的院子里不停地走动,一圈又一圈。有好事者追述: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认真与求完美的焦虑由此可见一斑。为我重放这五分钟,是又一个例子。

  不过我一直好奇的是,如果当初《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如《鬼子来了》一样的命运,那斧头会怎样使用?

  五分钟演完了,灯光亮起,姜文脸上现出了一种急于听意见的表情。说了什么我忘了。其实也不必真说什么,有些事情有共鸣,不一定都由语言表达。但我却记得回家后的那一夜,噩梦不断,都与《鬼子来了》的场景有关。没办法,都是中国人,《鬼子来了》中,应该也有我。

  又是几年过后,《太阳照常升起》后的姜文,我们遇上,问他又在准备什么。他轻轻一笑,声音不大地说:“一个商业片。”

  不过,也注定是姜文特色的商业片吧。拍过《鬼子来了》之后,姜文再拍一辈子商业片,估计也没人叫他商业片导演。

  而他,也会平静下来吗?

  《第八日》

  这是一部知名度并不高的法国片子,对我的意义却并不寻常,看过好几遍的电影,对我来说,少之又少,除去李安的《饮食男女》,恐怕就是《第八日》。当然,后来的几遍,大多是我强烈推荐给家人和朋友时,在旁边陪看导致的,然而每看一次,都十分动容。

  电影的故事不复杂,一个都市里的中年白领,正面临生活中的一切焦头烂额:工作的压力、离婚、沮丧,终于有一天,他接近崩溃地逃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弱智的年轻人,这个弱智者简单淳朴,时常面露笑容,想念妈妈,接近生命中最质朴的感动。一步一步的,这个中年白领被年轻人因弱智而保有的单纯所感染,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沮丧与焦虑慢慢退去。然而,在他开始重生的时候,那个帮助了他的弱智年轻人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谓片名《第八日》,是指上帝前七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后,第八日,创造了这个弱智的年轻人,暗指他是一个礼物。

  仅仅这样简单的介绍,您会想到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是那一位挣扎中的中年人,尽心竭力地维持着一切,让生命危机四伏,却与快乐背道而驰,然而回复简单和质朴,在这个诱惑丛生的时代谈何容易。

  所以怎么看,《第八日》都像是一个法国版的追问:“幸福在哪里?”

  电影并没有直接给出什么答案,答案就在一个又一个诗意的画面与慢下来的节奏之中。更可能的是,它在你的盈眶热泪里。不过,有时,这种洞悉答案后的清醒依然是短促易逝的,明天,诱惑与太阳照常升起,你会再度心乱如麻。难怪一周只有七天,其实并没有第八日。

  那就再看一遍《第八日》。

  席夫版《巴赫平均律》

  想当初,1997年,为做三峡大江截流的直播,我与方宏进住进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大船里,我俩一个房间。让我永远印象深刻的是,刚一进屋的他从箱子里拿出一瓶二锅头,放在窗台,接着拿出笔记本电脑,随后拿出鲁宾斯坦版本的《肖邦夜曲》放入电脑开始播放,二锅头与钢琴曲,就这样奇妙地在长江上混合起来,成为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让我记得如此清楚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也是鲁宾斯坦版《肖邦夜曲》的狂热爱好者,它优美浪漫,诗意并让人浮想联翩。我曾经以为,从放松的美感上说,它该是极致。

  这个认知不错,然而当我碰到并听进去席夫版的《巴赫平均律》之后,我又得到了一个答案。

  其实,这应当是练琴孩子们必弹的曲目,仿佛十分简单,最初根本找不到《夜曲》的美感,因此错过很久,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它不可避免地走进我的生命。

  它简单极了,甚至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学几天钢琴,自己也可以弹奏。但是,年岁长了才明白,简单最难。就像有的人说过:想把莫扎特演奏好,要么是孩子,要么是老人,别的人几乎不可能。因为简单要求纯真,你没有天使般的心,那么音乐中天使般的美感,就容易被你弄巧成拙。如同年少时,总在甜水或可乐中找到最美的滋味,但人到中年,却终于在淡茶甚至白水中品出味道,有一丝苦有一点甜,这个时候,才真的在可口的同时可乐一下。

  演奏巴赫如此,听巴赫也有这种要求。我喜欢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它最好的听众。恰恰相反,在它简单到真正优美而又空灵的境界中,恰恰听出自己内心的纷乱和错综复杂来。可有趣的是,音乐继续前行,时间久了,你也会如慢慢登山一样,一步一步找到清凉与透气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洗澡。

  那么,是古人幸福还是我们幸福?生活简单幸福还是物质充分保障的现代化更幸福?

  你的答案是什么?

  达明一派

  我有达明一派所有的CD专辑,也有他们的磁带全集,但在其中,与我曾经相依为命的只是其中一盒磁带。为此保留至今。

  这是一张粤语专辑,而且居然真是当初内地的正宗引进版。当然,达明一派也是香港八九十年代最火的乐队组合。甚至在我的看法中,整个华人世界,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组合可以超越他们,甚至接近都很难。而这并不是我作为他们一个歌迷的非理性判断。当然,您可以反对,这是音乐迷的自由。

  198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中,离上班走向社会还有一段时间,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然而这段日子特殊,不仅对我,也对于这个国家。这种特殊使得茫然之感充满内心。幸运的是,那段日子有达明一派的这张专辑在。

  为什么会是达明一派这张专辑停留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开始只是以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太闹,在家里放,左邻右舍就别过日子了;但仔细一想并非如此,《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前几个月已经完成了它对我们的关照与共振,而现如今,同龄人已经散去,我离开人群回到北方的草原小城去过自己最后一个暑假,继续摇滚是孤独并危险的。于是,一张别人根本听不懂到底在唱什么的粤语专辑再合适不过。然而,我又想,这不过是一段文绉绉的说辞,更真实的原因,在于这盒磁带当中的情绪与深藏其中的不安,如此准确地击中了当时正处于生命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境地的自己。

  比如一种看不清前路的迷茫与未知的心情,在歌声中,即使已经“kiss megoodbye”,但依然要问:“你还爱我吗?”在1997年越来越近的情况下,《末世情》的歌名就像是一种表达,达明一派担心香港“这个璀璨都市是否光辉到此”,而歌名却叫《今夜星光灿烂》。还有那首伟大的《石头记》,仿佛从《红楼梦》中来,其实都来自现实,“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还有寓言般的《十个救火少年》,一场大火的面前,有的退却有的临阵逃脱,而最后的勇敢者葬身火海……

  这一切,不过是达明一派为回归前的香港所写,机缘巧合,在那个特殊的春夏之交后的暑假里,深深地完成了与一个二十一岁大学毕业生的内心暗合。而我猜想,那一段日子,也许有不少独处的年轻人,与我同样在面对达明一派,面对这个璀璨时代是否光辉到此的迷茫!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的一个时尚派对中,还学不会走红地毯的我第一次遇到来自香港的梁文道,美酒美女觥筹交错中,我们像是局外人,于是,我和他提到那段日子,提到“达明一派”,提到了《石头记》。作为《石头记》歌词创作团队“近念二十面体”中间的一员,梁文道惊讶地睁大着眼睛,好奇地听着我诉说。二十年前,他十九岁,在炎热的南方,或许会迷茫于香港与自己的未来;而我,二十一岁,在中国的最北方,同样听着达明一派,却是一样地迷茫。

  二十年后,北京,我们谈笑风生。

  然而有些事,永远无法忘记。

  平克·弗洛伊德《迷墙》

  说到国外流行音乐界,除去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我注定无法绕开的名字之外,对我影响和震动最大的,当属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别的不说,他们七十年代的一张专辑《月缺》,在排行榜上连续待了741周,跨度达到惊人的十六年。而二十多年后,在北京,我用几乎一个月的工资——205块,买了原装进口的《月缺》专辑,震撼与感触长久持续。

  与平克·弗洛伊德“热恋”中的出格事并非仅此一件。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用极其有限的美元买回他们伦敦现场演出的录像带,让同行者大为不解。而回到北京之后,为与同道者分享绝对“大片”,自己借到两台录像机,

  开始为友人复制。那一个晚上,边录边看边佩服,我与同好之人估计很难忘却那个发烧之夜。

  当然,这注定是一个过渡的夜晚,录像带的光辉岁月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之后,VCD、DVD、DVD9,估计还有接下来的蓝光或其他什么,平克·弗洛伊德的收藏将持续下去,虽然在今天,我几乎已很少再听再看,但其中的一切,早已融入血液之中。

  平克·费洛依德的音乐电影《迷墙》是摇滚音乐史上一部开历史先河的伟大制作,甚至拉开了之后MV的大幕。除去音乐本身带来的震动,还包括思考,对现实的批判以及画面、构思的集大成。《迷墙》始于他们《月缺》之后的专辑《墙》,用电影化的方式来表达一张专辑,在当时,石破天惊。这其中,充满对战争对大人对教育对人性的反思,过程充满鬼斧神工的创意,丰富了人们的思考,并几乎为未来的相关创作,搭起了一道无形却无法超越的“迷墙”。

  1990年,柏林墙倒塌,平克·弗洛伊德的主创在柏林墙的废墟上,上演了现场版的《墙》,如先知一般,将他们的传奇推到极致。

  迷他们的时候,正处于刚刚转行到电视的阶段,愤怒与理想时常陷入无从表达的沮丧,于是,被平克·弗洛伊德上了一堂又一堂印象深刻的课。它们,也就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长激素。文字到此,我仿佛依然听到《月缺》刚开始时,那充满诱惑的心跳声。

  于是,后来,我成了他们的推销员和宣传员,只要看到刚刚走进电视圈的年轻人,我几乎都会对他们说上一句:“一定要看《迷墙》,看了,就知道电视应当怎么干,就知道,一个人的想象力可以行走多远。”

  然后偷偷地猜,或许,看过《迷墙》之后,他们也会走入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世界。

  不过,不是看了《迷墙》的人都会做电视做好电视。要不,中国电视应当好看得多。

  《永远的未央歌》

  这是一张2005年,台湾音乐人为纪念民歌三十年而举行的大型演唱会的DVD,在台北诚品书店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了传说中的它,然后,心跳加速,并见证了之后它在大陆的充满泪水与激情的观看之旅。

  时间太匆忙,一转眼,台湾校园民谣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时光,由于两岸特殊情况造成的延后效应,台湾的校园民谣至少在大陆又多影响了一两代人,成为海峡两岸不同年龄段人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这场纪念演唱会,汇集了从杨弦到侯德健、从蔡琴到潘越云以及胡德夫、马兆骏、李建复等诸多歌者,时隔三十年后,他们又各自唱起《乡间小路》《美丽岛》《龙的传人》《如果》《梦田》《忘了我是谁》《橄榄树》等成名作,大多原人原唱,却比过去有更大的感动。因为歌者和我们都走过了三十年,不再年轻。看了这场演唱会,我们才知道,原来《龙的传人》中“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这句歌词,当时主管宣传的宋楚瑜怕引起洋人的不满,给改成了“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我们还看到,大家一起纪念离去的梁弘志;当然,你还可以看到现场那些人到中年的观众们,台上唱台下和,仿佛三十年前。

  然而,这里最珍贵的,却是那些依然纯真的民歌旋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和困扰,也有着每个时代特有的幸福与骄傲。那个时代也该有那个时代的污点,可为什么在歌声中听到的全是干净?或许最值得夸耀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这样的歌声为青春作伴。

  介绍这张DVD给于丹看,一天之后,发过来长长的短信,是一边看一边哭时的创作。

  给陈晓卿看,凌晨时分,老兄将演唱会后面的纪录片全部看完。

  在我们家“老男人”聚会的酒后看,到现场快结束时,听着蔡琴与现场观众一起互动的大合唱《恰似你的温柔》,大家跟着齐声合唱并挥洒热泪……

  这种感动依然在持续。虽然我们知道,台上的歌者,三十年再聚,歌声已经不复三十年前那般清亮,他们老了,然而听者不也同样如此?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再被这些旋律打动,那么,这些歌便会成为我们这一两代人生命的暗号,随时接头并唤醒沉睡的时光。

  那天演唱会,在台北的剧场外,聚集了成千上万人在聆听。其实,从那天开始,在更远的地方,也聚集了更多的听众,成为永不离席的聆听者,并永远热泪盈眶。

  ……

  仿佛才刚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收尾,有依依不舍,因为写它们的时候,就是在写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路。时光匆匆,一路上很多的事都淡忘了,可与那些好听好看的东西相逢时,曾有的感动却相隔越远越清晰。当然,除去依依不舍,还有太多的对不起,因为,在以上的文字中,没有提到的好东西还有很多,有的小众太过私人化。比如我特喜欢电影《怒火风暴》,看过的人也许不多,还有《逃离拉斯维加斯》也是我的最爱之一。还有的没写到,是因为各种文字已经太多,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或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它们都曾经影响过我。再比如,关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自己就写过太多。还有的就是仅仅属于我自己,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一定写了让人痛快,因此,写出来的绝不代表全部,甚至只是一个片段的记忆,在记忆里没被记录于此的,或许同样甚至更加珍贵。

  人生还长,之所以还可以忍受很多白日里的痛苦慢慢前行,就在于你知道,前路中,还有很多好看好听的。

  经常听到人们说:真遗憾,我知道有很多好听的好看的,可是太忙,没时间。我总是替他们可惜,如果时间不是“浪费”于好听的与好看的,人又怎么可以看到自己的内心,时间又有何意义?“忙”,才是一种对生命的真正浪费。所以,还是放轻松,慢慢走,欣赏吧!

15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这个世界,在这几十年里进步得太快,当然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技术上。在我出生的时候,收音机还是珍宝,我们通过它缓慢地了解并靠近世界,而现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需要“靠近”世界,我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谁如果能让自己与世界保持距离的话,简直就是一种时尚的生活。在我出生的时代,电话少之又少,人们去找人,纯属赌运气,找到最好,找不到明天再来。不过,一般都可以找到,因为人们的生活半径太小,哪怕要找的人不在家,等一会儿也就回来了,人们,都走不远。而现如今,一个人有两个手机司空见惯,声音近在眼前,其实你并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远或近,都有可能,但似乎,人群之中,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人类,进步了吗?人性进步了吗?那些让我们喜怒哀乐的事情,都一定与物质有关吗?是技术推动世界,还是人心左右世界?

  我相信,过去、现在、将来,真正推动我们前进的,依然只是人——别人,与你自己。人的故事,是这个世界永远的主题。对于我自己来说,回望过去,最该感谢的,当然是人,是他们,推动我前行。

  诗人们

  对于中国人,不管念过多少书,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诗人们的影响。李白、杜甫就在血脉里,已不必多写;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北岛与他的战友们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就从他写起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边疆小城到北京上大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互联网,资源信息无法平等共享,可能我的北京同学自打中学起就知道北岛、舒婷,可我的确是到北京之后才知道的。我自认为,从少年到青年,从学生到知识分子,从人云亦云到独立思考,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从读到北岛们的诗开始的。

  八十年代初,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北岛则用诗给了我们难得的怀疑,开始学会用怀疑去寻找现实的答案。而且我之所以喜欢并被北岛所影响,是因为他的诗在怀疑思考中,还拥有一种硬度,钙分十足。

  这种影响在当时,不过是每一次相逢时的冲动与激情,而今回想起,才能更准确地知道:今天我的视线与思考,与诗中那一行又一行中国文字有着怎样的联系。大学毕业时,一本并不厚,记得是黑色封面的《北岛诗选》不知何故丢失了,今天都回忆得起来那一种沮丧心情。其实,二十年里丢下的东西太多,可那一本小书却好像迟迟割舍不下。

  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北岛也走了,用他的话说,带着中文这唯一的行李,流浪世界。很多很多年之后,首先是在书店里又看到了浅绿色封面的《北岛诗选》,一瞬间激动万分,就像以为丢了就再也找不到的宝物失而复得,我买了好多本送同学,天真并兴奋地以为又买回了过去的岁月。这以后,文字上的相遇就容易多了,不过,这些年里,北岛写得更多的是散文。可读着读着就知道,骨子里依然有诗,只不过,岁月把诗拉长了,变成了散文,也在读者心中投射下更多的波纹。其实流浪也很好,这二十年,如果北岛一直在北京,不知会不会有《青灯》、《午夜之门》这一系列的文集,即使有,估计也是字数相当,价值该是不一样的。距离不一定产生美,却可能产生一种安静以及不为时代快速更迭所扰动的思考。

  在北岛走的那一年,离开的诗人不只他一个,还有一个几乎是我们同龄人的诗人海子,只不过,他走得彻底,真的不再回来。

  他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读过但不多,他走之后,几乎都读了,不只一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然进入盛世,在欢声笑语中绽放,并成为一个又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广告语。可我猜想,海子不一定愿意,因为他写这首诗的心情与现今人们读这首诗的心情应该很不一样。让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一首很大的《祖国》和一首很小的《日记》,前者的开篇有这样的四句:“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而后一首,写于诗人坐火车路过西部戈壁上的德令哈,结尾处,这样的两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你”一直让我感叹。不管写的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情诗,而好的情诗不多,这一句名列其中。

  一转眼,诗人们离去都已超过二十年,海子被大张旗鼓地表演性纪念着,故事讲得很多,没人细读他的诗。我真怕,海子从此就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紧密相联,海子得不到的却成了他的标志。不过也没办法,诗人一贯被误读。二十年之后,北岛来到香港,中文不必再当行李,北京也可以常回一回,都老了,当初的剑拔弩张像个笑话,嘲笑着我们自己和时代,激情都旧了,只有城市是那么让人陌生地新着,有些恩怨情仇也会在岁月的调和下走向和解吗?

  诗人们都走了,我更喜欢在人群中寻找诗人,换一个思路,就不那么失望,因为诗人好像随时都可以找到。

  先说官大的,比如总理。见到过两次朱镕基动情,一次接见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误炸死难者的家属,握手之后,总理忘情痛哭;还有一次,接见悉尼奥运会体育代表团,当女足姑娘讲到,中国女足输了,小组赛后回家,早上要上汽车回国,却发现,她们的对手美国女足的一些队员来为她们送别……讲到这里,我注意到,总理的眼圈又红了。显然,这是一个外表威严内心却有情的人。难怪,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我看来,就是政坛语言中少有的诗,也难怪,人们会对此印象深刻。

  都说朱总理不爱笑,但这张照片上的他,却笑得像个孩子。其实不只他,所有的人都笑得很开心。不知为什么,今天看来,总觉得这一片笑容中,有一种干净与纯真。

  2003年正月十五,元宵晚会上,我向即将卸任的他告别,我说:“您辛苦!”他笑,“你们才辛苦!”我说:“政声人去后,人们都会记住您的。”他半玩笑半严肃地回答:“能记住我名字不骂我就不错了!”

  他卸任后,也有人对他任总理时的强硬有说法,但一位西部不发达省的副省长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听见过穷省的人骂他吗?”

  退了之后,朱镕基果真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有人说,他倾情于山水和自己的京剧爱好中,我想也好,让心中诗意的那一面更多释放。

  其实不止朱镕基,温家宝也似乎如此,只不过风格不同罢了。朱镕基有李白的气质,温家宝让人想到杜甫;朱镕基如武当,温家宝像少林,骨子里的诗人情怀都是有的。这不仅体现在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必吟诗,还体现在他希望有“仰望星空”的人。其实把“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本就是一个有诗意的举动,同柴米油盐相比较,尊严不能当饭吃却比吃饭更重要。如同诗,不一定有用,却有它看似没用实则珍贵的价值。在我看来,“尊严”的提出,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之后,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诗意的目标。

  也因此,我常盼望着政治中偶尔要有点儿诗,好诗,它会让政治不那么冰冷和功利。

  同样的,离开官大的,说我们每一个人,或许竞争、忙碌中,也该让生活有一点儿诗意,否则,连大自然的花,都不知为谁而开,人生也会慢慢干涸。生活的理想,也该加一点儿诗意,倘若都是现实,都是物质,真是把人生变成苦役,现实也会把我们逼疯的。

  于是,我从不悲观,当有人感慨诗人已死的时候,我习惯在身边去寻找诗人。我总是悄悄地在他们的身上寻找诗人的气息,有了的,总是可以多多交往,甚至成为朋友;一点儿都没有的,表面有礼貌但却离得远远的。这本是一个无趣的时代,没有诗意的生命就更无趣,人,总该在柴米油盐之外有点儿其他东西吧。

  所以,正死掉的只是诗,但诗人还在,只不过,人们已不一定用写诗的方式来创作,这,就更需要读者的细心。

  老头儿们

  必须承认,我喜欢很多老头儿,也愿意靠近他们,不仅得到智慧与启迪,还可以就近靠近榜样们。在我的人生目标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将来成为一个好玩的老头儿,就像我现在喜欢的好多老头儿一样。

  比如黄永玉。

  听说他是全北京最早开私家车的几个车主之一,而且是高层特批的。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开车时,他已经过了六十。后来,各种好车都喜欢,有空就过把瘾,只是到近几年,年纪大了,才只看不开了。

  老爷子似乎对好多事情都如对汽车一般感兴趣。大家一提到他,就会想起画家这称谓,可在我眼里,他是文字第一,木刻第二,画画第三。这可不是故弄玄虚,不信,您翻翻他的书看一看,从头到尾,你都能找到开怀大笑的机会。然而文章写的可不都是喜剧,甚至更多是悲剧,但文字中,总能释怀并化解。当然,湖南人笔下,怎会没有嬉笑怒骂的辣,可各种情绪总是被他调适得很好,让你笑中有泪地完成一段文字旅程。甚至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坛,各路写散文的高手,超出老爷子的少之又少,更何况,面对黄永玉这个名字,想占有他一幅画几乎没可能,但花百八十块钱,占有他写的几本书并因此分享他的智慧、思考与幽默本事,这便宜占大了。

  老爷子还写诗,写成一本诗集,然后一本正经地到书店里找一帮老友慢慢地读,退了的李瑞环都来帮忙,没什么起立握手,大家都玩得开心。而在北京的东郊外,老爷子大手笔建了一个园子叫万荷堂,时常高朋满座,有重要聚会就由老爷子寄出亲笔书写的请柬,把游戏也正规对待。我接到过请柬,但还从未去过,一来机缘不巧,二来也怕搅了老爷子的清静。然而,一想到他,还会很开心。这个时候,你不太怕岁月的侵蚀,原来老去,不过意味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甚至你会好奇,岁月中那么多的苦难,都去哪儿了呢?

  写到这里,我该停笔,因为想到老爷子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大鸟,这不奇,旁边一行字把我看乐了: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我估计,这画说的是主持人,所以,话就到此。

  丁聪是黄永玉的老朋友,我在十几年前因为采访而走进“小丁”的家,以后就多了一些思念与牵挂。前些年,一场大病,老爷子进了医院,出来后,我看到他,慰问,没想到老爷子依然笑容满面,“我该走了,可问了一圈,人家不收。”于是,我们爷儿俩接着聊,老爷子又一句话把我逗乐了:“住院手术真有好处,你看,我一下子瘦下来几十斤,这下省心了!”仔细一看,还真是,老爷子瘦了太多,但是乐观没变。其实,这一辈子,折腾他的可不只是病,比如黄金岁月去养猪,可回过头,老爷子会骄傲地对我说:“我养那猪,特肥!”

  一想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没点儿乐观真不行。估计也有不少好老头儿,被折腾给挡在老年之外,也就靠着乐观与豁达,丁聪们走到人生的终点。2009年,老爷子走了。面对这一消息,我没有伤感,既然老爷子用自己的一辈子,把笑容变成了一种力量,那我们干吗不用笑容来纪念他?

  黄苗子、郁风是一对历经苦难的神仙伴侣,老年时,可爱加剧。有一次,郁风一本正经地问我:“西班牙邀请我去,你说,我去还是不去?”问话时,老人家还摆出西班牙弗拉门戈舞的造型,神态如少女,而此时,她已年近九旬。年轻时,她们一群同学向往过西班牙,但后来时代动荡变迁,西班牙终成梦,年近九十,机会来了,老人的心动了。

  我自然回答:“去啊!”

  老太太乐了,这时,旁边的黄苗子插话:“你帮她联系神舟飞船吧,她还想上太空呢!”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谁都忘了这是一对接近九十的夫妇。

  再说一位年轻的。今年七十四岁的韩美林,两年前做了一次大手术,出来后自我感觉“比以前聪明多了”!其实,他以前就聪明,要不然,不会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从他手上诞生。但对待这个作品,他习惯轻描淡写,因为过程中,“不懂艺术的人话太多。”你看,老爷子的话不比画差吧!而这样的话多着呢。

  作为政协常委,开会时,见很多人好话说尽,老爷子一笑:“各位,咱们到这儿来,是来献计献策,而不是来献媚的!”一句话掷地,满屋子的尴尬和沉默,之后是掌声。

  在北京通州,韩美林艺术馆里,各种作品琳琅满目,吸引着人们参观欣赏。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来参观,放下电话,韩美林收拾行李,买了张机票,跑了,一个沉默的空城计。

  看到这儿,可能您眼前出现了一个尖锐、苛刻、满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头儿形象,其实恰恰相反,那得看对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总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虽然一辈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几乎全是乐观的,“因为人民需要。”

  这位迎来艺术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讲的一句话是:“我的艺术快开始了!”

  我同意,大艺术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提起季羡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严肃与严谨,其实,老人偶尔也会露出可爱幽默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话题的中间,老爷子突然托我转告失眠者一件事。

  原来,在二战时,季老正在德国留学,因战事,他十年无法归国,这期间,染上失眠症状,开始吃安眠药,从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老人让我带话:都说吃安眠药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没事吗。告诉害怕的,没事儿!

  有一阵子,我这个学俄语的人来了兴趣,报了华尔街英语班,在一次学校迎接老布什的聚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位老人,看着像六十多岁,其实已过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前院长。我很纳闷儿,“您也在这儿学英语?”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纳闷儿了,“您是医生,又是院长,英语一定不错啊!”老人回答:“还行,可我的英语都是学术英语,太老,我想学学这美式英语怎么回事。”

  这一番对话,让我永远难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回顾节目时,我特意讲了这个故事,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依然为了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年轻的我们该如何感想?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与意义。

  以上写到的老人们,我与他们的交往并不多,因而还是有点儿远,但读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话语,琢磨他们的人生滋味时,却又觉得近。时常会心一笑,时常感慨万千,于是,他们也像亲人一样,时常在我身边。写下来,是为了感谢。

  话要说回来,一个社会,如果可爱的老头儿老太多了,这社会必可爱,而对于我自己,一直在想着,几十年后我这个老头儿会怎样?我希望是古典音乐摇滚乐依然都听;老夫聊发少年狂,半夜拉着夫人去吃一回冰激凌的事还得干;在年轻人面前永远是笑容是宽容甚至是纵容,多欣赏多为他们搭台,不固执并继续学习,不对过去抱怨,而只对未来露出笑脸,绝对不摆出这个瞧不惯那个瞧不起的老夫子样;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时代前行的阻拦者,而依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有些话,年轻人顾忌,不好说,就让老头儿来说,夕阳正红,没什么可畏惧的;然后让家中永远为年轻的人和年轻的事物开放……

  够了,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够做到这一切,却并不仅仅取决于明天,今天的中年,决定着老年的诸种可能。

  老师们

  改革三十多年,我们“废除”了很多过去的常用称谓,首先“遇难”的是“小姐”,接下来“阵亡”的是“同志”,再然后是“教授”,问题是,现在“老师”一词也被泛滥,满大街地使用着,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写的是真正的老师们。

  我成长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母亲、姑姑、舅舅、舅妈、嫂子……都是老师,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习惯产生一种幻觉,经历过的老师都像是家人,事实也如此。

  现在的父母,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是要“择校”的,认为选上一个好学校,一切皆有可能。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择师”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校可以择,师,往往不可以择,这才一门心思去择校。其实,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不厌倦学习,是否养成好的习惯,是否自信,真正的关键,是你最初遇到了怎样的一个老师。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师,从某种角度说,决定了你的一生。

  也许是我幸运,上学时成绩虽然起伏巨大,好时名列前茅,差时名落孙山,一路上也挨过老师很多批评,但只要有成绩,总得到鼓励。自信,从来未被真正摧毁,反而在老师一路细心的照看下,有勇气向前。

  记得高中同学前几年在家乡聚会,临别时,大家一起出门送班主任刘老师,拥抱、叮咛之后,老师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着老师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发现老师真的老了,满头的白发,行走已不敏捷,在孩子的搀扶下一步一挪。怎么就老了呢?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师还是那个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都盯着我们,大事要讲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利落形象。可一想,怎能不老?连我们都人到中年,老师也年过七十。只不过,回忆,把形象定格罢了。

  高中同学与大学同学不一样,后者因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即便毕业后天南海北,可行业的关系,还是让大学同学更方便时常见面。而高中的同学,由于上的大学与专业千差万别,聚会的难度就加大了,只能回家。这就是高中同学毕业二十年的合影,地点是我们已不认识的母校海拉尔二中新楼,老师们和我们都很开心。

  到了大学,本以为不会再有像中学时那样日积月累的师生情谊,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围,还是让我们难得地有了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尤其是临毕业时的特殊风波,更是把老师变成保护神,如父母一样为我们牵肠挂肚。按理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拨走了该照顾下一拨,但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脚来,此后的成长、变化与境遇,还是让老师们迟迟放不下关注,长久地牵挂着。以至于我们的曹璐老师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同学们依然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几十口子人,真像家一样,陪着老师热闹了近两天。而现如今,日子风平浪静,不知道,大学校园里,是不是依然制造着这样的“师情画意”?

  曹璐老师资格老,于是,也有她前面的学生后来当了我们的老师,师生关系就在几代人中传承,像我们的班主任丁俊杰,就是当初曹老师的学生。在校园里,这样的几世同堂,更是温馨的画面,不过,有时,也会留下特别的故事。

  曹璐老师的一个学生,八十年代中期火透中国文坛和新闻界,他的一篇又一篇关注现实的报告文学横跨文学和新闻两界,其实也扮演着舆论监督最初的角色。对于我们学新闻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大师哥的名字自然如雷贯耳。然而没过多久,他真的进入学校,成了我们的老师,讲授报告文学。说句实话,他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但讲课的魅力似乎不如他的文笔,可有机会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做老师,那一个学期的报告文学课很特别。

  不过,我们毕业那一年的风波,他似乎陷入其中,之后去了美国无法还家,又是多年之后,他的夫人终于在带人情味的默许下,去国外和他团聚。没想到没过多久,喜剧变成了悲剧,夫妇俩开车,在超越前车时,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夫妇俩无法闪避,发生了车祸。

  还好,生命保住了,夫妇俩住进同一家医院抢救。我的这位大师哥艰难地爬起来,颤颤巍巍地挪步去相邻的病房看夫人,看到几乎呈现出植物人状态的夫人时,他含着泪水说出四个字:“我要回家……”

  那一瞬间,没有政治,没有主义,没有恩怨情仇,只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刚刚拥有一个伙伴时,上帝又失手把她打碎了……

  以上的这些内容,都是我的这位大师哥在写给曹璐老师的信里讲述的。曹老师告诉我,这越洋的信中,“我要回家”四个字周围,依然清晰地看到泪水的印痕。而这么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人心变化,有些话题敏感或危险,但这封信依然能够寄给老师,因为在老师这里,可以犯错误,可以说委屈,可以坦白交代,可以一如既往地等待点拨。所以,好的老师,不只代表过去的助推,还是漫长岁月里随时可以找到的避风港。难怪有人会说:医生与教师这两个职业最为神圣,一个为肉体治病,一个让精神健康。于是“医”与“师”的后面,都有一个“德”字。

  离开校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成长中,身边太多的人依然不断地推动我,其实,他们是接过“老师”这一棒的人。从我二十一岁工作到现在,这二十多年里,扮演我老师角色的人太多,不过,感恩,于我,不仅仅是当面致谢,更重要的是,当自己有机会时,加倍地将过去得到的帮助返还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每个人,不是只能回忆老师,其实,你也有机会做老师,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想:我比我的老师做得更好吗?

  同学们

  人到中年,常听到旁边的同龄人自嘲:老了。因为过去的事情一清二楚,而今天上午做了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这就意味着老了的话,那自己恐怕早已老去,因为每一次同学聚会,局面都大致如此。上学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被挖掘出来,知道的不知道的都知道了,然而聚会前后那几天怎么过的,好像都忘了,因为注意力都在聚会当中。

  不知什么因素,一种时尚正在快速地扩张,那就是同学聚会。儿子与同伴们十来岁巳常有聚会,母亲,七十多了,一回老家,最盼的也是老同学聚会。而我,也经历过,昨天晚上刚刚和高中同学喝完大酒,今天上午十点,小学同学已经在家门口守候,中午喝之前,还要趁清醒提醒自己:晚上还有初中同学的聚会,万万不可被酒冲昏了头脑,可酒杯一端,誓言烟消云散。

  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一来要看上学时期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来要有几个热心张罗的人,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点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还留的同学;第三,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总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

  比如我的高中班级,十年一大聚,五年一中聚,有同学从外地回了老家就是一小聚。在北京的中学同学,由于资源宝贵,并不按班级来划分,而是整个年级的同学像亲人一般,我们在日常聚会之外,还开创了每年9月1日必聚的传统,因为“开学了”。

  有一次在飞机上,看杂志上一篇对导演康洪雷的访问。他和我一样,也是内蒙人,每年,他都会回草原,和同学们在一起,不用说《士兵突击》,不用说《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就说过去,就是大口大口地喝酒,而且行也行不行也行,只要酒下得顺利,同学们和自己都会很释然:这小子没变,还是咱们的那个老同学。

  看到这里,我泪水长流,只好合上杂志,再没看剩下的半本。没办法,感同身受。

  大学同学不在草原,不用拼喝酒,但也不少喝。我的一位天津同学如马三立般留下一个经典感慨:每次咱们班聚会,我都只记得前半截,后半截都是下次聚会时同学们讲给我听的。因为每次后半截,我都喝多不记事了。

  其实,好多人恐怕都和他一样。

  大学入学二十年时的聚会合影,就在当初的教室里。最有趣的是前排这个孩子,谁的?他在想什么?

  大学入学二十年,我们组织班级聚会,起名“至少还有你”,用意十分明显,不管怎样世事无常,不管路途顺还是不顺,不管眼泪多于笑容又或者相反,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你。

  在聚会前,我们收集了每个同学提供的校内旧照,稍加编辑,制作成一个大大的专辑。在聚会的开场,我们几十个中年男女,重新会聚在校园内原来的教室里,老师们也都请了回来。一开始,就是老照片播放,二十年的岁月,不要说有时认不出别人,估计连自己都难以辨认,在一片“这是谁”“这是我吗”的七嘴八舌中,慢慢地,开始“老泪长流”,师生都如此。这时,看着有人带来的孩子依然快乐地在课桌间游戏,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错觉,这是过去,还是现在?二十年时光真的消失了吗?

  在同学的聚会中,常常会有笑话。比如一位男同学对一位女同学敬酒,真诚地借着酒劲说道:“上学时,我一直暗恋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满座哄堂大笑,男同学只好干杯为敬。

  聚会时,同学们的惯常语是“没变没变”,大家互相陪着慢慢变老,自然觉得彼此没变。但隔一会儿走进校园,看着校园里年轻的师弟师妹们,正和自己当初上学时年龄一样,大家才哑然失笑,“没变没变”,纯属自欺欺人。

  有聚会就离不开音乐,一次,我们将过去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舞曲,编辑成两张CD,长达两个半小时,聚会中的舞会,正是在这过去的旋律中行进的,而在这熟悉的旋律中,大家似乎得以安慰,不觉年华老去。

  还有一次聚会,晚餐也结束了,舞会也结束了,酒醉的人也醒了,大家意犹未尽,就席地坐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将所有现在能想起来的上学时的歌唱了一遍,直到脑海中一片空白。

  2009年就更宏大,毕业二十年,于是组织了全年级的聚会,之前光策划会就开了近十次,最后几百人云集校园,踢球、跳舞、大联欢会。组织者尽力,同学尽情,学校尽心,成为又一段难忘的记忆。以至于一年后,很多同学又组织“庆祝大聚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的聚会。

  聚会固然好,然而副作用就是,聚会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中难。并且岁数越大越是如此,甚至让你产生幻想:人世间,为什么不能一直上学到永远?正是在这样的失落中,一天一天,艰难地从纯真校园岁月再回现实的混乱世界里;而同样难的,是从干干净净的同学友情中,再回到人心隔肚皮的竞争或拥有距离的环境中。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正因此,才有了同学聚会的价值,也才使同学聚会日益时尚并大踏步向产业方向发展吧!

  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一个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开之后,反而似乎比在校园里还亲还互相牵挂。聚会多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岁月的催化下,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每一次聚会,都使得亲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也因同学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平日里一些日子才不那么难熬,起码都知道,不必担心岁月匆匆。过去的一切都会模糊,没关系,想不起来的,同学替我们记住。当然,更重要的是,哪怕未来不再让人期待,至少我们还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过去。

  乐人们

  儿子大了,看样也喜欢音乐,把周杰伦、杰克逊的海报,贴得满墙都是。我没有去干涉,甚至从中看到自己,不要说青春时节,即便岁数不小,依然干过类似的事情,甚至更加疯狂。

  我最喜欢的指挥,卡洛斯·克莱伯,由于他不是周杰伦杰克逊,甚至也不是指挥皇帝卡拉扬,因此,想找他一张像样的海报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拿着他头像的CD,托同事找到一位很棒的油画家,请人家给我画了一张铅笔素描。对于这位画家,我一直心有歉意并感激,因为一定是大材小用,而对于我,却是大惊喜,如获至宝,精心装裱,挂在了家里的墙上,得意洋洋。唯一麻烦的是,总有客人来问:这是谁?看长相,不像你们家亲戚。于是,我总是简单解释一下便收嘴,因为此君不是三两句话就说得清楚。

  喜欢他是从喜欢他的音乐开始的。

  有人说,交响乐中如果有一首必听,一定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而在此曲多如牛毛的版本中,几乎从英国到日本到美国,都把卡洛斯·克莱伯的版本放在了第一位,于是,心生好奇,何方神圣?找来听听吧。

  咬牙买了正版,上面既有“贝五”又有“贝七”,自然先从“贝五”听起,从命运的敲门一鼓作气,好,是自然,但这首命运交响曲由于概念先行,每次听都少了联想的空间,因此虽听出克莱伯的好,却还并未称奇。延着惯性,继续听同一张专辑的“贝七”,没想到,这让我进入到一次奇妙的赏乐之旅,酣畅淋漓,欲罢不能。那种深陷其中的感觉,或许和当初听著名的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相似,眼前,只有音乐里的世界,现实的那一个,消失了!

  就这一首曲目,几十分钟,彻底打乱了我过去心中所有对指挥的排序,让他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于是,开始搜索和追寻克莱伯的身影。

  然而,寻他是一件又简单又艰苦的事情,简单在于,他的录音专辑少之又少,原因是他不喜欢录音只喜欢现场,而喜欢现场也非常克制。一般情况下,是躲在人群之外的乡村居所里,直到家中的酒都喝完了,才给外界寄一张明信片,于是各大乐团趋之若鹜,这之后,老先生出来演个一两场,又消失掉,让人们在好奇与期待中,去等待他的下一场。这样一来,他的专辑自然总量很少。不过,有一点才是他真正的伟大之处,虽然专辑少,但几乎张张是精品,这其中,很多曲目与歌剧,竟都是无数版本中的首选,于是,他靠近了传奇。可艰苦也就在于此,作为一个喜欢他的乐迷,有限的专辑早就反复地听过无数遍,想再拓展,难了。不过也好,有些东西,多了,味道乱了,失望也开始增多,而好的东西,哪怕就一张,够了,永远没有变味儿的机会。

  如果让我自己认定:只推荐卡洛斯·克莱伯的一张专辑,我会放弃如痴如醉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他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我已经无法形容这种演绎。总之,我也听过这首交响曲其他指挥的十几个版本,但总的感受是: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是这个曲目,而其他的指挥是另一个曲目。

  我一直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被卡洛斯·克莱伯这样深深地打动?它并不来自于一种理性,而是直觉或冥冥中的一种东西,如同生活中的很多事,喜欢与厌倦,道理无法说清。

  不过,有一个细节被我知晓之后,还是感受到一点小小的震惊。喜欢上他很久之后,找他的介绍,可在九十年代,缺乏互联网支持,国内媒体对卡拉扬、伯恩斯坦的介绍覆盖一切,克莱伯躲在后面。有一天,终于拿到手,意外发现,这位先生小时由于战事,从欧洲移居阿根廷,在草原上的国家长大,这几行字,我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家里挂了三个外国人的画像,竟都是阿根廷人或都与阿根廷有关。一个巴蒂,一个格瓦拉,而另一个就是克莱伯。有趣的是,我是在喜欢他很久之后,才知道他与阿根廷的关系,而这个时候,我作为球迷,追寻阿根廷队已经多年。

  于是,我更加明白了他音乐中的魅力所在,不全是欧洲严谨厚重的基础,还有阿根廷特有的激情与浪漫,也因此才有了他独特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人已都知道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但1989、1992年这两届由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音乐会恐怕很难再被超越,这两年的新年音乐会,最好不要听CD,而是看DVD,这样,才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克莱伯的魅力,因为他那舞蹈般的指挥动作与高贵放松的表情,在我看来,空前绝后。

  2005年7月15日,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卡洛斯·克莱伯两天前去世,也就是7月13日,一个中国人因申奥成功而必然难忘的日子。

  那一瞬间感觉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世界无比安静,这种感受,以前只有过一次,就是1994年传来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被禁赛的消息。其实,这两个消息也有相似的地方,有一种美好,从此只能回忆。

  还好,喜欢的是一个音乐家,他留下的旋律会继续陪伴着我,但一个奇妙的结尾是:有一天,和著名的乐评人刘雪枫聊天,他突然告诉我,在欧洲也有人认为,克莱伯没死,因为没人看过他的遗体没人参加过他的葬礼,他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继续开这个世界的玩笑,并让自己生活得更安静。

  我笑了,这符合老人家的性格,虽然一年之后,另一位乐评人陈立,给了我克莱伯最后一次演出的实况录音后告诉我:“老人家是真的走了,墓地都有。”可我依然愿意天真地相信另一种结局。这世界上有太多可能,为什么不留一点想象当中的不可能?更何况,他本就活着,在我每次把他的CD放进CD机的时候。

  接下来,要换个名字。

  我知道,刚刚人到中年,就想写莫扎特,这事要么太早,要么已经晚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莫扎特要么是一个永远天真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看透世事之后微笑的老人。但不管如何,莫扎特一定是上帝派来的,为了抚慰人间的痛苦,让他在极其有限的生命里,疯狂并不可思议地创作出超量的作品,然后,将他收回,而他的音乐从此像上帝的永恒之爱一样在人间流传。

  我喜欢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这些年还格外喜欢马勒,在这些大师的曲目中,随时都可以听到洋溢的情感,无法排遣的困惑、痛苦与挣扎甚至是绝望,它符合人世间的七情六欲,于是,总有击中你的时刻,也会因此让你瞬间被拯救。

  然而,身陷其中,怎样的帮助都是一时的放松,有的时候,需要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适当逃离,每天总该有一些时候或抬头仰望星空或低头看看花草,逃离才是一种更好的解脱,否则,污浊的空气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我身后便是位于萨尔茨堡的莫扎特故居。莫扎特是奥地利的国宝,每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朝圣。来过这里以后,再听莫扎特的CD,会听出一些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莫扎特因何而来。也许刚刚喜欢莫扎特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莫扎特的音乐奇妙地相似,不管是钢琴协奏曲,还是长笛协奏曲或是四重奏或是其他什么,都一样的轻灵飞舞,一样的即使有一些小雨和阴云,也照样阳光灿烂,蓝天绿草。所以,不管你怎样地失望着,莫扎特音乐中的世界总会让你觉得更好一些,还可以再往前走走试试。

  我一直认为,莫扎特干的事不叫创作,而是流淌,是上帝委托他送给人间。不生涩,不用太思考,高低之分没那么明显,不能叫他天才,他本就是来自天堂的信使。于是,你会想,这个世界如果真像莫扎特的音乐那样该多好!可惜,这样的美好世界只在他的音乐里。

  2006年的夏天,借德国世界杯采访报道的机会,我专门去了一趟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一边做节目,一边朝圣。在萨尔茨堡这个安静而又喧闹的小镇,莫扎特无处不在,从巧克力到明信片再到游人的寻找,中间都是莫扎特。小镇的至美,是在游人走了之后,那份安静让你知道莫扎特音乐的灵魂所在。或许,是一个有苦有乐的年轻人,与流水、森林、蓝天和整个大自然的对话,于是,在莫扎特的旋律中,你听得到斗转星移,听得到雨后的草原,听得到一天之中的日升日落,当然,也听得到人在自然面前必有的忧伤与叹息。这忧伤与叹息并不是主旋律,因为大自然永远充满生机,周而复始,枯木可以逢春,这其中,便是希望便是美好所在。

  当然,今天的萨尔茨堡大多数时间不那么安静,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把小镇搅得人声鼎沸。当初,莫扎特曾在这里遭到驱逐,而现如今,莫扎特故居上挂着大幅的奥地利国旗,莫扎特已是他们的国宝。没办法,人类总是如此势利,没人再来和你讲述这个小镇和莫扎特之间曾有的不快,所有的黑灰色都被过滤掉,只剩下温情与美好。不过,也好,这像莫扎特的音乐,不管其中蕴藏着怎样的不快与忧伤,莫扎特都在怜悯众生中欢快起来。

  只是不知道,在当今这个五味杂陈的时代里,真正的莫扎特还是不是被真正地聆听着,功利的人们功利地消费着莫扎特,其实,那离莫扎特很远。如果有一天,你感觉内心沉静,世事浮沉暂时抽离,而窗外又风和日丽,你试着再听听莫扎特,用你最简单和纯真的心,这时候我相信,真正的莫扎特会在上帝的指使下再度归来。

  人是写不完的,仅仅是那些推动我成长的人,都写不过来。以上这些文字,甚至只是我想写的文字当中,一个短短的开头。

  影响并推动我的,不仅只有人,还有家乡那片永远的草原。其实,不只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没有故居和故乡的岁月里,呼伦贝尔草原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故乡。而对于我,家乡就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现如今天天想回去的地方。

  音乐家中,还有巴赫,还有马勒,指挥家中还有克伦贝勒、马里纳呢。

  还有罗大佑、齐秦、凤飞飞……太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太多的故事。

  当然,还有作家、身边的同事,逝去的陈虻、罗京以及您不知道名字的我的年轻同事。都该写,可又往往落笔处百感交集,不知从何写起。

  家人也无法写,他们不是影响或推动我的人,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妈妈在变老,可是有她在,我就永远是一个孩子,如同有哥哥在,我就永远是一个弟弟;还有妻子,媒体上有很多对我们恋爱与婚姻不真实的编写,其实现实中的婚姻要比文字更多一些浪漫和平实,而那些编造的“浪漫”情节,也往往缺了一些想象力;还有儿子,不用说了,他是生命中的主角,我与他的母亲不负责编写他的剧本,只想做一个称职的观众和欣赏者。他们是我心中最重也是最长的文章,但这该属于我们的晚饭或旅途或周末时光,也因此,人生不再是苦旅。

  还有朋友,他们是重要的推动者,也常常是我生活的意义。这其中,有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相互照应,相互陪着慢慢变老。我不愿意时常用言语去表达情义。朋友,该是得意时,离得可以远些,不顺时,必到身边的一群人。这其中的情谊,我又怎能用几百字或几千字去写呢?写好朋友,只能用心,用时间用生命。

  所以,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人的一生,只有一个工作无法更改,那就是做人,永无止境。几十年后,我可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个可爱老头儿吗?而今日,当我记述着别人在我心中印记的同时,我又将在别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明天,开始信仰(代后记)

  一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二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辄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

  五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

  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

  这就是现状,所以,今天捍卫常识,其实,是在捍卫未来。只要假话、空话、套话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们的命运就随时可能被逆转。所以,捍卫常识,也是在捍卫自己。

  六

  理性不被建设起来,大国的“大”字,很难名副其实。

  理性很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一个个体如此,一个执政党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让我愤怒还是感动,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对?而宣泄或放纵,过把瘾就死,似乎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可以在告别革命之后,真正地理性执政,而不是依然用革命的思路,来处理现实中的矛盾?是否可以理性地克制由于目标美好而放松过程的混乱与不堪?是否可以真的依法治国,克制人治的冲动?是否可以面对不同甚至刺耳的声音都可以包容和聆听,让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都是理性该到达的地方。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世界从来不简单,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笑容里有刺刀,辱骂后还有鲜花,如若不能克制,不能理性地来面对,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混乱,更没有指望,当然,所谓大国崛起,也终究是梦。

  理性,无论对个人,对执政党,对国家民族性格,都不一定那么舒服,不像放纵情感那样一时间过瘾,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是它最宝贵之处,让激情与梦想奔腾在安全的河道里,而不是毁灭一切。

  七

  信仰太大了,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描述,可时常又小得非常具体,心里没有它,就会觉得空空落落,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如此。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在中国,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属于中国人的信仰,经过多年的摧毁,重建就难,它是在一片废墟中起程;更何况,在一个新时代下,人心深处与社会的核心,将安放怎样的信仰,还未确定,因此,只能是慢慢寻找。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

  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呢?

  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路,这里暂且不谈,因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无幸福。

  我更要谈的是社会。

  有人形容说: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要保持一定速度向前骑行,它就会稳定,而一旦有一天,向前的动力慢下来,它就左右摇摆,速度再慢下来,它就终会倒下。

  所以,永远给它向前的动力,是让它稳定不倒的重要因素。

  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速度向前,用一系列的数字增长,维持并保有它的稳定和活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可不仅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尤其是当这种动力注定越来越慢之后。

  在2010年的春天,新千年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未来的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个字,无法用数字量化,每年增长多少,无法统计,但在每个公民心中,却都有一杆秤去衡量它,多了少了,是有标准的。

  尊严这两个字提出来,在我看来,相当宏大动人,而且又该知道,其实它比提出成为世界经济第一这个目标还难实现,但是,提出它,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意味着,中国这辆自行车,正在寻找新的动力。

  在尊严之中,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民主自由、公众的权利,包含着幸福、包容、平等、体面而又开心的生活。

  然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利益是发动机;建设尊严,却必须有国家的信仰支撑。或许,一个社会寻找信仰的过程,正是尊严的建设过程。

  八

  那么,十年后,又会怎样?

  对个体,我不会再提出多少宏大而不切实际的目标。

  希望自己健康,开心,平静,依然可以踢球并进球,头发还剩不少,体重却增不多,对世事依然好奇,还会愤怒也会流泪,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生命的脚步慢下来,慢慢走,欣赏路边一切的风景。

  或许,这些都可以实现,毕竟个体的梦想,自己可以控制大部分,成与不成,都不会抱怨太多。

  也许十年后,依然会写下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真期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与好奇。当然,也不排除,没几年,自我出局或被出局,也或者是想得更明白,知道了“无”这个字的真正含义,然后开始心如止水地写下一本《闲——试着与生活和解》的书,像很多人一样,生活只与自己和家人有关,时代与社会,那是年轻人该思考的命题。

  书,可以这样写,放弃却不太可能,因为挑战与突破就在不远处。

  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阶段快结束了,或许,就在这十年里,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一是不得不慢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地一种选择。速度,永远没有方向重要,未来十年,是一个让非物质化方向明确的最重要阶段。

  也因此,我看重未来十年,中国新动力新改革的试水和成长,不会过于乐观地认为一切顺利,也不会认为十年后的今天大功告成。成长,是未来十年最让人好奇的东西,因为它与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有关。

  所以,未来十年,我们都还在路上;期待十年后,我们开始收获幸福、信仰和笑容!

  九

  有一天清晨,沐浴后的释迦牟尼对着自己的石像鞠躬敬拜。

  旁边的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感到诧异:

  “师傅,您的像,是弟子们敬拜用的,为何您亲自敬拜?”

  释迦牟尼轻轻一笑,答道:“求人不如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