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三章 大相国寺的火

  引子

  你的升职报告被朝廷驳回来了,说渭州近年与西夏无战,军士不能无故升职,鲁达,你的提辖做不成了。

  种师中一脸遗憾地对鲁达说。

  鲁达咧咧嘴,说做不成就拉倒,俺也不稀罕这破头衔,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可在鲁达即将出门的时候,种师中又叫住了他。

  鲁达回身,小种经略问,听说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去账房让管事支点薪水吧,一个单身汉,还是得学会打理日子。

  鲁达说相公你是从哪里打探来的消息,上个月我才赢了几百两银子,不差钱。

  说罢转身走出经略府。

  渭州城的太阳在天上毒辣辣地照耀着,刺得鲁达有些睁不开眼。

  鲁达出门后毫不犹豫地“亲切问候”了这该死的天气。

  他心里被这糟糕的天气烘起了一把火。

  他决定去茶馆喝上一壶龙井茶,消消火。

  在茶馆里,鲁达遇到了九纹龙史进,这终于让鲁达有了点好心情。

  他很欣赏这个年轻的肌肉棒子,当然更欣赏那条文在他身上的青龙。

  知己相逢,怎能缺酒?鲁达说去酒馆喝顿痛快。

  走的时候,细心的看官会发现,鲁达没有付茶钱(之后和史进、李忠去酒楼,同样赖了账)。

  在小种经略面前,鲁达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只剩嘴硬。宣和年间,鲁达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帝国老大赵佶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士兵工资,特别是在西北替帝国对付死敌党项人的西北军,但上面的政策无法落实,下级军士们的工资不仅不及时发放,还经常以各种名义被克扣。

  鲁达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加之他用钱向来大手大脚,闹经济危机相当正常,所以并非想赖茶楼酒楼那点小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潘家酒楼,喝得正高兴的时候,金氏父女搞了个小插曲,从而改变了鲁达的人生。

  “镇关西”的称号,竟然赐给了一个卖肉的商贾,鲁达想不通。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一个肉店老板的地位绝对要高于普通军士。当时的帝国,各大城市均有肉铺,规模都不小,肉店老板通常不亲自操刀,而是雇佣三五个到十来个伙计(郑屠就雇了十来个伙计)。他们各有分工,有的负责阔切,有的负责片批,有的负责细抹,有的负责顿刀,不仅卖生肉,也售熟肉。每个肉铺每天能卖十余边猪(五六头),到冬至、春节等节日,则有几十边的销量,一年下来,郑屠们腰包里的银子那是少不了。

  一个杀猪匠的腰包都这样鼓,遂映衬出鲁达荷包里那五两银子的可怜。

  鲁达怒,并不仅仅是因为酒上头。

  他要拳打镇关西——你丫有钱,让你丫包二奶,让你丫放高利贷。

  郑屠死得比较冤枉,整个刑事案的过程证明了他只是本分的生意人,一没有像蒋门神那样雇佣一帮打手黑白两道通吃(肉铺里可都是正规本分的伙计),二也没有在道上混过,基本没什么功夫,所以三拳就被鲁达送了小命。至于和金氏父女的经济瓜葛、感情纠纷,看官们就无法分辨出金氏父女的唱词里几分真实、几分水分了——被抛弃的怨妇,对负心人自然是满腹哀怨,试想,如果卖唱女换成是阎婆惜,黑宋江肯定也成了镇关西。

  三拳下去,鲁达的气消了,他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尽头。

  鲁达拳打郑屠的故事史上有原版。后周太祖郭威当年在潞州还是一个小兵的时候,在街市喝醉了,也恃勇杀了一屠户,当时震惊潞州城。但当时天下大乱,谁狠谁是真英雄,当时的潞州主管李继韬很是欣赏郭大侠的身手,将其召至帐下,郭大侠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

  可惜,鲁达生在了一个太平盛世,种师中再有权威,也不敢让一个杀人犯在自己的帐下效命,最后,鲁达只能用一条齐眉棒挑着破包裹开始他漂泊天涯的逃亡生活。

  地球是圆的,山不转水转,在雁门鲁达又遇到金氏父女。

  金小姐逃离渭州后,很快再就业,还是做二奶,对比第一次失败的二奶生涯,金小姐这次钓到了金龟婿。那个山西土财主赵员外总体能用年老人傻多金来形容,对金小姐基本上言听计从,这下鲁达暂时找到了容身之地。

  在赵老财庄上闲住的日子,鲁达无事常去找金老儿喝喝小酒聊聊天。

  再见金小姐,二人便有些异样的感觉。英雄和美人都是一伙的,当日在渭州城,一个是惊弓之鸟,一个是义愤填膺,都没来得及品味这些感觉。现在不同了,饱暖思淫欲,金小姐偶尔有些救命之恩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想法很正常,而鲁达眼里的金小姐也不再是渭州酒馆里略有二分姿色的可怜小女人,现在的她已经美得让鲁达不自在了。

  金老儿在江湖混迹多年,自然能觉察出二人中间的蹊跷,深知再让二人处下去,赵大员外的头上恐怕要再多顶绿帽,赵大员外戴绿帽不打紧,关键是自己的财神爷恐怕得飞,虽然鲁达对自己父女有恩,金小姐对鲁达有情,但这些都当不得饭吃。

  金老儿一狠心,跑到赵家庄报了个假消息,说鲁达身份泄露,很快捕快要来抓人。

  鲁达来不及感叹幸福时光总是流逝得太快,就收拾行装准备再次上路。

  年老人傻多金的赵员外却给鲁达指了另一条路——五台山,并送上一份大礼——度牒一张(《水浒》中称为五花度牒,事实上在北宋时期只称之为度牒,五花度牒为南宋时的名称)。

  在北宋,和尚可不是说当就当的,得由政府发放执业许可证,这就是度牒。

  出家当和尚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是一份相当有身份和前途的职业,一来不用再承担劳役和兵役;二来受法律优待,宋律“僧尼道士女尼,文武官七品以下者,有罪许减赎”,犯了事,一入寺门,官府就大事化小,通常不予追究;三来寺院拥有众多田产,是变相的地主,当了和尚基本衣食无忧。除了不能享受正常人的性生活,寺院就是另一个天堂。

  政府也不傻,既然当和尚有这么多好处,那也不能白发执业许可证,用钱来买吧。度牒公开明码标价,在神宗时期,一张度牒,政府的明码标价是一百三十贯,但因为各地的经济情况不一,各地的价格又各有不一,在四川能卖到三百贯,在广西则能卖到六百五十贯。

  六百五十贯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大约能买到六百五十石大米(宋代1市斤是640克,1石合92.5宋斤,六百五十石大米约为今天的76960斤大米)。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张和尚执业证书(度牒),价值三万元到十五万元人民币不等。

  赵员外送的这份礼确实不轻,鲁达又怎么能拒绝呢?

  五台山从此多了一名花和尚,鲁达也有了一个新名字——鲁智深。

  五台山的日子无风无雨,当然也没有酒,更没有女人。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忍受不了那份孤寂。

  山空,他的心却不空。

  他的脑子也不空,有时会想想在西北的峥嵘岁月和那些兄弟们,有时会想想貌美情深的金小姐。

  于是他的肚子也不空,常常用来装酒,有时也装点狗肉。

  于是,鲁智深成了最惹是生非的花和尚。

  最后,主持智真长老失望了,对鲁智深说这是清修之地,容不下你了,你走吧!

  鲁智深迷茫地对智真长老说,天下之大无我容身之地,我能去哪里呢?

  智真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你的调动文件。

  鲁达接过信封,他识字不多,但信封上有四个字他还认得——大相国寺。

  一

  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便于朝廷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如果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66:19,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在枢密院副职的位置上任职,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两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逵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里上过一天班。

  很负责任地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在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二

  如果要为狄青的悲情命运写一份分析报告书,纸面上的原因大体可以有以下两点:

  第一,狄青太红。狄青从一个下级配军,短短十多年扶摇直上,坐到了帝国军事首脑枢密使的位置,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种家祖孙三代累积,临了才由种师道当了个同知枢密院),怎么能让帝国的文人们不眼红。

  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步青云,那文人们还能忍受,而狄青的红超出了政治范围,不仅在军队、朝堂,还传播到了民间。在西北没有人再唱那首“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老掉牙的歌,人们记得的是骑着白马、戴着青铜面具,取党项敌将于千军万马之中的英雄。开封的少女们做梦都梦到大将军骑着白马来到她们的面前,摘下面具(刺字不能掩盖他那英俊而冷酷的面容),向她们送出温情脉脉的秋波。狄枢密使在东京经常一出门办公,就会召来无数粉丝的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成了当时首都交通治堵工作的难题。

  在北宋帝国,通常红到这样级别的偶像,只能在文人集团中产生,比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小柳主要在青楼圈里知名度高),比如全能才子苏东坡,还比如大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死敌“拗相公”王安石。

  而一个罪犯出身的士卒,凭着能打点仗和长得英俊(再加上会自我包装),就吸引了整个帝国的眼球(包括皇帝的),文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文化现象(当然更是政治现象),它会影响整个帝国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帝国的文人集团,无论在狄青走红前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在狄青做了枢密使后,选择都是一样——站到他的对立面。

  第二,狄青太倔。性格决定命运,狄青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勇猛的将军,在生活中和政治名利场中,他一样是一个不撞南墙头不回的愣头青。只要狄青认定了的事,他永远不会屈服和回头。早年还在村里当农民的时候,大哥狄素与乡里一名叫铁罗汉的恶霸斗殴,把恶霸打人水中,出了人命官司,兄弟情深,狄青毫不犹豫地替大哥扛了这桩人命官司(后来狄青命好,恶霸又神奇地活过来了)。

  狄青的刺字无论在他成名前还是成名后都成了焦点话题。在北宋,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在脸上刺字。在脸上刺字的士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部队的整体标识,比如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八字军”;第二种是因触犯律法而被充军者,在当时称配军,狄青属于后一种。配军的地位在北宋军队中属于最低下的,所以很多人发达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把脸上的刺字洗掉。

  狄青偏不,他坚持留着他的刺字,他就是要人知道,他是怎样从一个最底层的士兵,一步步成为成功人士、帝国英雄的。

  而他与帝国文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就始于他脸上的刺字。

  第一次冲突发生的时候,狄青已经是帝国颇有名气的武将,当时已做到了真定路副都总管的职位,而他的上司则是韩琦。

  韩琦就是那首“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颂歌中的韩老先生,西北战场升级后,韩琦就来到西北,不舞笔墨弄大刀。老韩是强硬派,主张和党项人以暴对暴,针尖对麦芒,以攻为守,只可惜他也只能是嘴上硬,老韩的书生意气正中党项人下杯,在好水川被元昊打得鼻青脸肿,损兵折将,让西夏取得了对北宋关键性的胜利。此战后,文化水平不高的元昊写了首诗悄悄丢进了老韩家的院子,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气得老韩差点吐血。

  狄青在定州和昔日的老上司遇上了,老韩的风头不减当年,一来军中就大搞整风运动,对于作风不正的士卒,老韩的方法很简单——杀。

  杀不了党项人,杀几个手下的士卒那还不容易。

  狄青很显然不同意韩琦的武断,两人开始有了矛盾,但矛盾激化还是因为一个妓女。

  一次,韩知州请客吃饭,在宴上请来当时定州的名妓白牡丹。酒过三巡,众人都有些喝高了,包括美女白牡丹在内。

  于是,白牡丹捧着酒杯来到狄青席前,轻薄地说我敬斑儿一杯。

  众人大笑,这搞得狄将军下不来台。

  狄青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之人,没过两天,他带兵去青楼,脱下白牡丹的裤子在伊的屁股上落了几十鞭子。

  狄青打了白牡丹的屁股,可损的是韩大人的脸面,韩大人也记仇了。很快他就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狄青在西北的一个老部下焦用,押兵过定州,二人久别,狄青在营中热情款待,焦用喝高了,回来烂醉如泥,误了公事。

  焦用押的那些兵向韩琦告了焦用的状,韩琦把焦用关了起来,狄青不过是打白牡丹的屁股,韩琦他要的是焦用的脑袋。

  狄青闻讯后大惊,火速前往公署府,替焦用求情。

  韩琦闭门不见。

  狄青在公署府面前站了很久,门终于开了,韩琦出来了,后面还押着焦用。

  狄青替焦用求情,理由很简单,焦用在西北打了很多年仗,立下了不少军功,是个好男儿,如果仅因小过就要砍脑袋,韩大人你是不是过分了点。

  韩大人手一挥,当着狄青的面令人砍下了焦用的头,并说出了宣言式的经典名言——“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韩琦式的宣言在帝国并不独有,后来同样坐到枢密使位置,也同样在西北带过兵的田况也为韩大人的宣言作过注释,田况老先生是这么说的,“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这句话,大意就是哪怕你领兵十万,干掉党项人,恢复幽云十六州,把契丹人赶到狼居胥山,取得卫霍这样的成就,回来在太庙给老祖宗匡胤报喜,这些荣光都比不上在东华门外摘下状元桂冠。

  是的,这就是掌管帝国军事大权的韩琦田况们的想法,这也是武将及其兵卒在他们眼中的地位,无论你在战场杀过多少敌人,攻破多少城池,负过多少伤,一切都没有用,东华门外高中者,才是真正的好汉英雄。北宋帝国是文人的天堂,文人可以拿高薪,可以朝皇帝脸上喷口水,可以喝酒狎妓风花雪月,他们的脑袋是金贵而安稳的。当初韩大人在西北,高昂着头说对党项人要进攻进攻再进攻,并说打仗就不能考虑胜负,当然更不会考虑士卒的生死。因为在韩大人的眼里,武将和士兵的脑袋,根本比不上妓女白牡丹的屁股值钱,白牡丹的屁股开花了他会心疼,而手下的脑袋掉了,他不会心疼。

  狄青久经沙场,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但是那天,他确实被震住了。当所有人都走光了,手下人提醒他说,总管你在这里站了很久了,狄青才回到冰冷的现实。公署面前一片冷寂,尸首分离的焦用倒在血泊中,西北党项人砍不下他的脑袋,帝国的文人可以,韩大人可以。

  狄青对文人,更多的是敬仰,他的崛起离不开当时帝国几个文人的力挺。一个是尹洙,是他慧眼识珠,将狄青推荐给了当时西北的两位军事主帅范仲淹、韩琦。第二个则是范仲淹,范夫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过让他多读点书,尤其要读《春秋左传》。在范夫子的激励下,狄青才从一个在战场上作战勇敢的将军转变成为能独当一面,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主帅(对范夫子,狄青也崇敬有加,后来范仲淹逝世后,狄青常去范府,以子弟礼拜问范老夫人,并入范家家庙进香礼拜)。第三个则是传说中的大奸相庞籍庞宰相,庞籍的力荐让他有机会成为北宋帝国唯一一位能单独领兵出战的武将,并一举平定侬智高,成为北宋帝国史上最风光的武将。

  但在定州公署门前,狄青看到的,是横亘在他与北宋文人们之间的一道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次不得不作出的决裂。

  狄青是永不低头的人,或许从定州公署门前开始,他就打定了主意,一辈子都会在脸上留住刺字,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就是一个兵,一个低贱的配军。

  他的刺字是为焦用们留的。

  后来狄青官拜枢密使,赵祯出于好心,让当时的副枢密使王尧臣给他送了瓶能洗去刺字的药水。

  狄青,你洗掉吧!洗掉刺字,平时再多附庸些风雅,多结交些才子,最好认个有点名气的祖宗,你狄家在唐朝不是出了个大名人狄仁杰,认他当祖宗你也不亏,时间一长,或许文人们就会渐渐忘掉你曾经的身份。

  狄青说不,我就是要留这个刺字,告诉人们,一个配军也能通过他的努力坐到枢密使的位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东华门,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王尧臣有些尴尬。他和狄青说来颇有渊源,当年狄青在东京拱圣营当一名小兵的时候,王尧臣是那届东华门下的最后胜利者——状元郎,当日状元郎全城巡游万民瞻仰,狄青和几个同伴也在人群中,同伴们感叹都是人咋差距这么大!年轻的狄青不以为然,说他日谁的成就高还不一定呢?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状元郎作了昔日贼配军的副手。即使王尧臣不觉得丢脸,帝国的文人们也看不下去。

  反击,必须反击,为了东华门前的荣光,为了帝国文人们的利益,他们必须整体出击。

  于是,狄枢密使家就老是出事,先是被水冲,不得不迁家相国寺,后来在相国寺又有人看到狄枢密使竟然穿黄袍玩,于是韩琦老先生见人就问,嘿,你昨天看见“赤枢”(文人们送给狄青的外号)穿黄袍玩没?又有人说看见了狄大人家的狗长出了两只角,什么奇谈怪论都来了。

  而鲁达守护的这片废园,当年正是狄枢密使家的后园,一场“火”烧掉了帝国最优秀的武将的未来。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狄青家夜祭祖先,烧纸钱,事先忘记到消防部门(厢吏)那里备案,结果不小心着火,火势不大,等消防人员赶到时已经扑灭了。

  一个很小的治安事故,却在帝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全东京都传开了,狄枢密使家夜现怪光,经过文人们的整理加工,故事更加精彩,自然在市井小巷大肆流传开来。

  有文化就是不同,文人们最后不忘提醒看官,当初朱全忠(朱温)篡唐前,家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让看官们加以类比。

  故事传到了赵祯的耳朵,皇帝对这种新闻不是十分感兴趣,一来大病初愈,二来我们都知道那两年赵祯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而狄青他还是信得过的。

  阴的不行,文人们只有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把事情摊开来说个明白。

  谁当领头羊,当然非欧阳修莫属。

  欧阳修在嘉祐年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当时的进士考试,是整个科考选秀的执行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期间涌现了众多文化名人,欧阳修也成为了当时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说话的分量当然很重。

  当然,让欧阳修当领头羊,也因为他有成功参倒枢密院武将的经验。

  王德用是真宗朝大将王超之子,十七岁就随父出征,与李继迁打得不可开交,屡立战功,赵祯亲政后不久,就升任其为知枢密院事,在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上干了几年。

  王德用在枢密院的位置上干得很好,不但将军队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针对帝国军制的一些弊病,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针对太宗传承下来的阵图,他就认为应该废除。

  干得好没有用,帝国的文人根本不拿他的工作说事,而是拿他的长相说事。老王军人出身,很有男人味,另外有个特点,脸黑,但脖子以下的皮肤却很白,文人们拿这说事了,说老王“类艺祖”——长得很像赵匡胤,你说赵祯你能让一个长得像你祖宗的人天天在你的眼前晃吗?

  当然了,王德用的家宅正枕在都城乾冈线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赵祯你自己去想吧。

  结果当然是王德用被贬出朝,官方原因竟然是“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深得士卒人心,看来也是一种罪过。

  王德用是老实人,有度量,离开东京的时候摊摊手,说相貌是父母给的,长得“怪”不是我的错。

  狄青任枢密使后,王德用任了几十年边将后,又重回东京,做狄青的副手——枢密副使,这时的王德用已经七十多岁。

  但文人们并不因为他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而放过他。

  嘉祐年间,文人们的主要炮火还是对准皇帝——帝国继承人的问题,整天向赵祯发难开炮。

  作为枢密副使,作为一个驰骋沙场多年的男人,王德用有些看不下去,赵祯也是人,也是男人,有尊严的皇帝,一天老拿别人没儿子说事,像话吗?老王在朝堂上发言了,论调肯定和文人们不太一样。

  欧阳修发火了,当堂语出不逊,你个老衙官!你懂什么,这等国家大事,是你这等粗人掺和的吗(老衙官何所知)?

  第二天,欧阳大人就参了王老先生,说武人执军事,知道太多国家机密(当然包括立继承人这种事)不好,何况老王七十多岁了,也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该退居二线了,好让年轻人来。

  欧阳修发话,其他文人相继出招,老王这把年纪哪是敌手,很快被迫退居二线,回家抱孙子去了。

  而狄青就要难对付一些,首先,狄青的性子是恩怨分明的那种,明显不像老王那样厚道。当年韩琦在定州唱那出戏后,并没有吓住狄将军,事后无论公私场合,狄青都没有掩饰他对昔日上司的不满和鄙视——韩琦,不过就是有个进士出身的身份,能力?哼哼!不过如此(后来韩琦的另一个属下王安石也作过类似评价——韩琦不过就是长相好点,看来韩大人在下属中的口碑真不太好)。而谁嘲笑他脸上的刺字,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反驳——当然已不用鞭子。

  欧阳先生面临的课题很难,他要弹劾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把柄和过错,而又性格鲜明的人。明眼人都知道,狄青对于帝国,只有功,没有过。而狄青在任枢密使的四年中,也没什么小辫子让文人们抓住。狗长角穿黄袍家中现异光,正常人都知道那些话上不来台面。

  有什么能难倒文坛领袖欧阳修呢?他连连向皇帝上书,就狄青事件展开连环式进攻,抛出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是《论狄青札子》,一篇是《论水灾疏》。

  欧阳修的论断如下:

  一,近年来东京老是遇水灾,水是属阳的,而武将是属阴的,水患多是因为武人得以重用,要治水患,狄枢密使恐怕得先下台呆两天。

  二,狄青任枢密使四年,虽然没有什么过错,可武将长时间执掌国家军政,那是很危险的,想当年……

  三,罢免狄青也是关心和爱护他。树大招风,狄将军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搞得人心不安是因为他居于高位,现在把他调离岗位,也是“爱护”狄将军嘛!当小弟的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你看我们谁不是几进几出,名利不过是浮云罢了。狄将军如果是忠臣死都不怕,当然也不会在乎枢密使这种虚名的。

  才子就是才子,逻辑严密,让人无法反驳。

  赵祯看到这样有才的文章,依然是留中不用。赵祯是个很清醒的皇帝,他知道他的帝国不仅需要会吵架的文人,更需要能打仗的将军。而且他本人也是“狄粉”,当初西北出了个狄青的时候,赵祯欣喜若狂,和帝国的军民一样,对这位面涅将军非常神往。西北战事吃紧,狄青不能回朝复命,于是赵祯让人画了一幅狄将军的画像,每天挂在宫中,睹画思人。

  欧阳老大的奏章没反应,后继火力跟来,范镇、刘敞、吕景初、韩琦接着。嘉祐元年的帝国朝堂,文人们的子弹一直在飞,目标只有两个:赵祯和狄青。

  最后,帝国宰相文彦博代表文人们和赵祯最后摊牌,今年的两大议题,一是继承人问题,二是狄青的枢密使问题,至少你得解决一个。

  真的必须作出选择吗?赵祯问。

  文彦博沉默着回应他。

  谁都知道皇帝会怎么选择。

  在落笔签署狄青的罢免文件前,赵祯又停住了笔,望着文彦博这位在嘉祐时期看起来最厚道的文人,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狄青可是忠臣啊!

  话外音:你们文人可是最重名节的,你们今天这样做,不怕以后在史书上留下残害忠臣的骂名吗?

  而文宰相回的那句话更意味深长:

  ——当年太祖不也是周世宗手下的忠臣?

  话外音:你老赵家当了偷吃禁果的婊子,就永远没有资格相信别人会做守身如玉的淑女烈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狄青接到了他的枢密使罢免文件,出判陈州,接替他位置的是当初在定州高唱“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韩琦。

  狄青输了,这是一场他根本打不赢的“战争”。

  但狄青仍然倔强,他输不要紧,他需要一个答案——为什么?

  他找皇帝,赵祯不见他,赵祯本人也不知道答案,还不知怎么面对昔日的偶像。

  于是他找到文彦博,要一个说法。

  文彦博坐在中书省大院的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说,没有其他原因,皇帝怀疑你了。

  一句话就打发了曾经的狄枢密使。

  狄青认输,却不服,他也丢下了一句话:

  ——“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

  话外音只有三个字:不公平。

  狄青离开了东京,那个地方不是他的舞台。

  当然,陈州也不是,半年后,他在那个地方死了,死法很奇特,疽发髭卒,胡子长疽。史书上没记载第二个人有这种死法,不过帝国的文人说怎么死就怎么死的吧。狄青的生平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传奇”,有的真有的假,真真假假留给后人去分辨好了。

  但帝国的文人们不免有些遗憾,特别是欧阳修,狄青如此刚烈屈死,使他“爱护国器”的幌子没了打处。而近百年后,一个叫秦桧的文人学会了欧阳修的这招,并起了一个名字,叫“莫须有”,中招的那个武将我们都知道叫岳飞。

  秦桧和欧阳修的做法有区别吗?当然有,从法理角度来讲,秦桧是直接操刀杀人,而欧阳修的作法则叫间接伤害。

  为此,一生几乎没什么污点的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背上了一个罪名——忠君误国。

  或许把罪名独归于欧阳文忠公也是不公平的,他只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打手,狄青惨案更可以界定为一次精英集团群殴弱势群体事件,是一次集体犯罪,犯罪群体叫北宋文人。文彦博、韩琦、范镇、庞籍、包拯(传说中与狄青可是文武双曲星,他站出来为狄青说过一句话吗?当然没有)、司马光、王安石等嘉祐时期的文化名人们都是打手和从犯。

  狄青死后,在民间和宫廷一样受到追捧,哲宗的长公主成年当婚,老爸问她中意谁,长公主说非狄青的儿子狄咏不嫁,哲宗一见狄咏,说不愧我闺女喜欢,和他老爸一样,帅呆了。而后来宋神宗赵顼上台后一心想富国强兵,也是愈发思念狄大将军,于是学赵祯一样,把狄青的像挂在宫中,顶礼膜拜。

  当然,长公主最终也没能嫁给狄咏(门不当户不对,喜欢有什么用),而赵顼也是只能幽思古人,而无法“怜惜”眼前人,神宗一朝的枢密院也依然是文人们的天下,武人与狗不得入内,尽管赵顼手下也有种谔、王韶这样的名将。

  帝国武将们的命运,在狄青死于陈州时就已经注定。

  三

  自从当年的那把火之后,狄青住过的那个园子,就再也没有人敢入住,于是渐渐荒废,后来划为了大相国寺的产业,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菜园。

  鲁达在菜园的日子是舒心的,一来在菜园里可以不用受寺里众多戒律寺规的约束,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还有手下那帮泼皮供着奉着;二来相国寺僧人们的福利实在太好,也不似在渭州当兵时的穷酸。

  手头也有了银子,闲暇无聊之际,鲁达偶尔也会出园来四处溜溜。

  离开废园,鲁达立即进入另外一个天地——好一片人间的繁华盛世。

  鲁达如果从相国寺走出来,从相国寺桥往西沿着汴河走,十来分钟的路程便能步行至州桥。

  当时的东京城有四道穿城河,分别为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每河上皆有桥无数,而位于汴河处东京内城的州桥则最为著名。

  州桥又名天汉桥,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可通西河平船,桥边为青石柱,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是石壁,雕刻有海马、水兽、飞云等状,桥下密排石柱,为车驾御路。

  州桥明月,是帝国八大风景观光旅游圣地之一。当年太祖南征北伐,凯旋而归,在此桥上接受万民敬仰,说不尽的意气风发;宛陵先生梅尧臣也在州桥上留下了“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的名句;那位从不被东京的繁华盛世打动的王安石在州桥上也难免一时陶醉,赋诗云:“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衰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而很多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使金,途经故都汴京时,州桥已物是人非,范大诗人不禁黯然泪下,写下了“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千古伤心,那又是另一番滋味,另当别论。

  州桥的正南直对帝国皇宫正门宣德楼,从宣德楼到州桥之间则是长约1000余米的御街,中间是皇家专用的御道,御道两边是供平民行走的人行道“御廊”(也允许摆摊点做买卖),人行道与御道之间有黑漆权子、朱漆权子、水沟隔离。

  州桥以北到朱雀门,则是一条长约750米的饮食文化街,是当时东京最繁华的夜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宋以前,实行的是井坊制,商业市场与市民的居住区是严格限制分开的,商业区称为井,居民区称之为坊。而到了北宋,这种井坊制却被打破。

  当初赵匡胤在开封建立他的国都的时候,很有前瞻远见,都城的道路都建设得相当宽阔大气,但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宽阔的街道开始出现小商小贩,再后来,商贾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临街修建起了固定的铺面。

  城市越来越繁华热闹,官方开始并不愿意把宽阔的国都大街变成马都无法畅行的闹市。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赵恒就组织帝国的干部职工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强行拆除了东京很多侵街商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仁宗皇帝赵祯时,东京的街道又成了商业区,赵祯学老爹又搞了一次大拆迁。

  而到了徽宗皇帝赵佶时,东京的临街商铺们又死灰复燃,赵佶公务私务都很忙,没心情再搞拆迁的事,说你们开就开吧,定期交税就行了,对赵佶来说,有了银子买石头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北宋的国都,便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与北宋以前的城市有了天壤之别,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看成是现代化都市的雏形。

  从州桥到朱雀门短短几百米的街道,就云集了几百家商铺酒楼,赵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花包子、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都是东京有名的商号,在这里鲁达只需要花上十五文钱,就可以饱尝王楼、梅家、鹿家、曹家等熟食店出售的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等美味。

  当然,如果一开始就用熟食塞满肚子,鲁达很快就会后悔的,往北走是更多的美食,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纱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天下美食尽汇于此。

  如果吃饱了的鲁达偶思淫欲,那么他很快会听到附近杀猪巷(一个很风花雪月的地方起了个如此粗俗的名字,真是相当可笑)、东西教坊和妓馆舍的莺歌燕舞,那些地方总是能掏空男人们的精子和银子。

  当然鲁达是和尚,去那些地方确有不便,他想得更多的是去找个有好酒喝的地方。

  鲁达如果腰包里有的是银子,那他应该掉头去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的樊楼,那里是东京酒楼业的旗帜性酒楼,喝上一顿最少要花上百两银子;然而鲁达的银子不多,那么他应该往前走,到了街心夜市井十字路口往右转到大巷口末再往右转曲院街,那里的遇仙正店是全东京七十二正店中收费最合理的高级酒家,在遇仙正店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鲁达可以喝个饱。

  喝得醉醺醺的鲁达摇摇晃晃地原路返回,返回街心夜市井的时候却过不了街,前面有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南薰门往朱雀门赶去,鲁达插不了队。

  鲁达高兴了,直拍手叫好,说这么多部队开进首都,看来又有仗要打了,明天老子就不当和尚,重新当兵好了。

  路人大笑,说这胖和尚真喝疯了,猪队里的猪他认成是当兵的了。

  别怪鲁达见识少,这只猪队伍确实很壮观,南薰门是当时外地调集生猪入京的唯一通道,每日傍晚从这里入都,每次都有万余头猪的规模,而万余头猪却仅有一二十个人驱赶。到了京城,猪都懂得了遵守交通规则,行进有序,没怎么让猪佬们操心。

  鲁达醉了,在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他找不到方向。

  醒来时,鲁达发现自己还是躺在那个废园的草地上,外面的繁华与这个废园无关,和曾经叫狄青的那个主人也无关,和现在的这个看客鲁达也无关。

  很多年前的一把“火”,早已焚烧了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鲁达似乎明白了智真长老为什么要他来大相国寺,而智清长老又为什么要让他来守园,他们不过想让他明白,这里埋葬着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但鲁达人未死,鲁达的心也未死。

  他最终决定离开。

  江湖,以及一个叫梁山水泊的地方,才是他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