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一章 科场案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壹、顺天丁酉科场案

  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农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为大比(乡试)之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八月,全国各省的省城都将要普行乡试。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今京津地区)、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对于丁酉年的乡试,天下莘莘学子已经翘首期盼了三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将发生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即使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页。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科举经过历代变迁,到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考试制度,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果赶上皇帝喜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乡试中举,称为乙榜,又称桂榜。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又称“春闱”。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不过,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经与唐朝科举大有不同,开始明显露出僵化的迹象。就考试的范围来说,唐朝包括经义、时务和经史,而明朝主要是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统统被视为“杂学”。就应试文体来说,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八股文讲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华丽辞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清朝不但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统治者出于私心,屡次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对士人控制更严。举例而言,晚清时,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参加乡试中举人,被视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认“帖括(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而他的师傅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自小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却十六岁才中秀才,之后六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失意科场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国语(意为满语)骑射”的国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从一出生就要开始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关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八旗子弟发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优厚的俸禄,又可以免去从军之苦役,于是开始崇尚文学,热衷于科举。顺治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多次强调说:“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汉人,以此笼络人心。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大,对于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想要挤过乡试这座独木桥,混上举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来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贡生(秀才)张汉没有就近报名参加在本省省会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北京参加顺天闱的乡试。他本就家境不佳,凑齐路费已经是十分艰难,更不用说一路北上舟马劳顿之辛苦。张汉如此费尽周折地报名顺天乡试,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当时规定,每次乡试,各省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且数量不一,根据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此,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录取名额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国各地不少士子像张汉一样,宁可多花路费,也要参加顺天的乡试。

  当时士子齐集北京,人头簇簇,蔚为大观。张汉到京师后,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形势严峻,来顺天参加乡试的生员有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余人。将近六千人的考生,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名。如此悬殊之比例,令不少报考者开始打起了考官的主意。而一些出身富贵的考生更是有备而来,辇金载银,齐集京师,打算以财神开路,务求金榜题名。

  张汉囊中羞涩,连食宿都成问题,不得不借宿在湖州同乡李振邺家,当然无力用金钱去贿赂考官。看到众多竞争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不由得十分发愁。就在此刻,喜讯从天而降——张汉的朋友李振邺竟然被内定为本届顺天闱乡试同考官。

  清朝对乡试考官的任命有明文条例规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别以翰林、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等选任,各部衙门慎选报送后,由吏部拟定正陪,疏请皇帝任命;已充任会试同考、乡试主考官者不得重送;顺天同考官由吏、礼二部选用,各省同考官则由巡按御史从当地选用。

  当年顺天科场主考官为翰林侍读曹本荣(湖北黄冈人)和侍讲宋之绳(江苏溧阳人),二人均是学问渊博的翰林,由顺治皇帝亲自选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两位主考官均是南方籍大臣。之后兴起的科场大狱之所以结果如此惨烈,开“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其实就是南方籍大臣与北方籍大臣党争的结果。

  历来乡试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四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一般从各衙门中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选出。因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荐的试卷,十之七八会被录取,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内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开始有京官竭力钻营,以谋一席同考官之任。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便一直垂涎同考官的席位,但却没有被选中,心情很是郁闷。大理寺的左评事李振邺、右评事张我朴及国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都是当时颇有才名的新进,因此在这一年被膺选入闱。尤其李振邺、张我朴二人均年仅三十有余,号称年少轻狂,立即成为不肖士子们刻意钻营通关节的目标。

  李振邺,浙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他是科举正途出身,少年新进,一直在冷衙门中当一个闲官,官职不大不说,平日还清闲得发慌,毫无油水可捞。他早就有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这次意外被选为同考官后,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大捞一笔,力争宦囊大饱,满载而归。

  刚好此时,李振邺又遇上了一件烦心事,一直呆在家乡的妻子来信告知,不日即将来京。而之前他曾瞒着妻子,在京城偷偷娶了一房小妾。李振邺素来惧内,必须得赶在夫人到达之前,将小妾打发掉。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要让他就此将小妾扫地出门,他又有些舍不得。思来想去,始终没有良策。刚好寄宿在自家的张汉进来,李振邺突然心生一计,主动找到张汉,提出要将小妾无偿相送,条件是在李夫人未到之前,他仍然有权占有小妾。张汉对此飞来艳福,自然满口答应。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那一边的小妾却觉得十二分的委屈,要她改嫁给一个穷酸秀才,无论如何她都不肯答应。李振邺便告诉了小妾他已经被内定为同考官的事,他打算让张汉做中间人,去联络三名急于中举的考生,一名考生收取贿银六千两,张汉再加收两成的中间费一千二百两,这样,小妾也就衣食无忧了。小妾听了十分欢喜。于是,李振邺通过小妾带话,让张汉出面,去向考生卖考场关节。

  科场作弊手段花样很多,但总的来说只有两大类:一类是考生单独作弊,只牵涉考生本人;第二类则是考生与考官通同作弊。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见的就是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写有文字的字条带进考场。从唐朝开始,就开始禁止挟书。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但挟书之禁终唐一朝未成为定制。一直到北宋时,才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搜索巡查考生是否挟书,一旦发现,便会严加处罚,即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申严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如顺治二年(1645)即明确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1744),又进一步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油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于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若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这些措施虽然难以杜绝怀挟之弊,但对于防弊显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1744)顺天府乡试,当场查出四十二名挟书者。乾隆皇帝为之震怒,特派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规定凡搜得一名挟书,给搜役银三两。顿时,有两千八百名考生不等点名便闻风而散去。

  考生单独作弊除了挟书外,还有传义之弊,即在考场中传递字条。宋朝在考场设有巡铺官,明清设有巡绰官,均是为了防止传义之弊。

  与挟书、传义相比,代笔更加隐蔽,更难以被发现,因此雇人代考之事时有发生。历代都针对代笔采取了许多措施,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鼓励告发代笔之人,利用民间的力量起到监督、监察的作用。二是对比考生笔迹,以防假冒。乡试前,让考生亲自书写卷首家状,等乡试合格之后,再对照家状与试卷的笔迹。三是采取复试之法。清朝乡试、会试放榜后,在参加会试、殿试之前,均要进行复试,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杜绝冒名顶替。

  清朝时,还采取了对考生相貌年龄记录在册的做法。由于没有照相术,这种记录只能靠文字描述,因而闹出了不少笑话。清初有一胡姓考官督学监考,严格地按照名册来仔细核对考生的相貌年龄。原造册者将“有须却不浓密”写成“微须”。胡考官认为“微”的意思是“无”,因此将所有有须的考生都拒之门外。一考生据理力争,胡考官怒斥说:“你难道不知道朱熹注‘微,无也’吗?”该考生反唇相讥道:“《论语》中说孔子‘微服而过宋’,岂是说老夫子赤膊精光,身上什么也没穿吗?”

  以上三种作弊方式都只与考生本人有关,风险相对较高,容易暴露。另外一类考生考官联合作弊的方式就相对隐蔽多了。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考生贿买考官,让考官预先泄露试题。历史上,最著名的卖题作弊当属明朝弘治年间的程敏政泄题事件,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也被牵连其中。

  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三十岁的唐寅带着江东人的殷殷期望赴北京会试。唐寅,字伯虎,十六岁时参加吴中地区院试(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在陪都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南京及周围地区素为人文荟萃之地,是明朝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而唐寅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声名远播,成了天下闻名的“解元公”。主考官梁储认定唐寅是天下奇才,特意将他的答卷带回京师,给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十分赞赏,叹息说:“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刚好次年会试由程敏政与李东阳主持,天下人均认为状元公非唐寅莫属,唐寅也自认为“功名富贵”指日可待。

  在进京的路上,唐寅与江阴富豪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相遇,二人结伴同行。到达京城后,主考官程敏政的书童假通关节向应试者索取贿赂,暗中倒卖试题。徐经花重金买到了试题,预先做好了文章,还将试题之事告诉了唐寅。此事后来被谏官华昶等人揭发出来,交有关部门调查,程敏政、徐经、唐寅都被下狱,饱受皮肉之苦。而程敏政根本就毫不知情,出狱后忧愤而死。后来才知道这是傅瀚(也是当时的礼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谏官华昶以及程敏政的书童一起设好的圈套,徐经和唐寅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棋子而已。但唐寅由此前途尽毁,被取消科考资格,发往浙江为吏。孤傲不羁的唐寅受此打击后,无意功名,拒绝到浙江上任,而是返回了吴县老家,从此,开始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生涯,放浪形骸,纵情山水。民间将他称为“江南第一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风流佳话。

  在此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观戏。一个优伶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题)啊!”另一个优伶扮成买家上前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银子一个!”买的人惊问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题),并非生蹄(题)。”即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卖会考试题。可见当时科考中,考生买题、考官卖题舞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买题作弊的要诀在于考生花钱买到了试题,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为考生各人文章才华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费尽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买题更高一筹的,则是收买出题官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

  更有甚者,还有考官在考场中明目张胆地帮助考生作弊的奇事。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尚书巡抚以下,日夕候门”,“监试御史为之传递文字”。最后,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是高中金榜。

  对于普通考生而言,很难有秦桧和张居正那样的权势和手眼。既然买题作弊并不能保证金榜题名,要想万无一失,只有彻底买通考官,让考官一定选中自己的卷子,这就涉及试卷评定的关键环节。

  为了择优录取及示人至公,历朝历代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评卷制度趋于严密合理。唐朝武则天时,已经出现了封弥制度。封弥又称糊名,即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关键信息密封起来,代之以字号。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考官评定试卷时徇私作弊。不过武则天只是在吏部试中使用封弥,并没有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举人考试当中。到北宋时,封弥制度才成为科举定制,并且已经有一套规章流程,相当完善。直到今天,在许多重大考试中,封弥还被使用。

  北宋郑獬得中状元,就直接与封弥制度相关。郑獬为国子监学生,才华出众,《宋史》中称其“辞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郑獬也由此而恃才傲物。在一次国子监选拔考生的考试中,郑獬的成绩排在第五位。他不满意自己的排名,认为是考官国子监祭酒评卷不公所致。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谢意。郑獬不但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在信中大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将国子监祭酒比做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做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读信后,暴跳如雷,发誓要给郑獬好看。后来殿试,郑獬的考官刚好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二话不说,不辞辛苦地将众多试卷一一翻阅,一定要找出郑獬的卷子。但由于试卷已经被封弥,他只能从文笔来判断。最终,他发现了一份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立即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淘汰。但最后阅卷完毕拆封后,才发现被淘汰的卷子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则高中状元。在这则历史典故中,正是封弥制度使得郑獬逃脱了国子监祭酒的报复,由此也说明这一制度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不过,即使采取封弥糊名,依然不能完全杜绝试卷评定中的作弊,因为考官还是能从笔迹或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出试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又出现了誊录制度。誊录又称做易书,即由专门誊录官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再交给考官评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誊录院。为了防止誊录官在誊录时改写试卷或调换试卷,又设立了对读官,负责校对誊录的试卷与原卷在文字上有没有出入。这样,经过几层关节后,当考卷最后到达阅卷官手中时,他既不知道考生姓名,也看不出笔迹记号,因此很难判断出试卷归属,由此大大减少了阅卷过程中舞弊行为的发生,增强了考试的公正性。

  北宋元祐年间,苏轼主持礼部考试,为了帮助门生李廌中榜,在考试之前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于扬雄论》的文章送给李廌。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漏题行为。不料文章送往李家时,李廌刚好有事外出,仆人不知道苏轼文章的重要性,顺手就放在了桌子上。不久,章惇两个儿子章持、章援来李廌家拜访,看见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立即偷偷带走,据为己有。李廌回家之后,听说究竟后,立即想联络苏轼,但此时苏轼已经入院。北宋初年,为了杜绝奔竞钻营、受贿请托、名人权势人物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锁院制度创立。主考官自受诏命之日开始,一直到放榜之日,不能回家,只能在考场锁宿。这样就断绝了主考官与外界的联系,使得请托难以成行。锁院制度后来为元、明、清三朝沿用。李廌丢了苏轼的文章,只能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早已经熟读苏轼的文章,胸有成竹,挥笔而就。而李廌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苏轼阅卷时特别留意,在读到一份卷子时,发现文风很像自己送给李廌的那篇文章,断定一定是李廌写的,便有意给了很高的评语,拆开一看却是章援的卷子。最后的结果,李廌依然名落孙山。苏轼对此事很是叹息,特意作诗送给李廌说:“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曰五色。”可见在严密的阅卷制度下,苏轼想助他的弟子一臂之力,也是有心无力。

  封弥、誊录制度在防止考场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也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试卷都是封弥后并重新誊写的。但是,事情往往是“上有计策,下有对策”,糊名、誊录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还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以事先约好的暗号做暗记的形式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关节”。北宋真宗年间,宋朝刚刚实行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严密的制度,关节之弊便相应而生。一次科考前夕,翰林学士杨亿特地设宴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的考生听闻杨亿将成为“文衡”(主考官),个个兴奋不已,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更有人直言请求杨亿给予照顾。杨亿听到后,勃然变色,骂了出自《尚书》的骂语——“丕休哉”,然后拂袖而去。在场举子大多面面相觑,以为碰了钉子,但也有几个聪明的听出话中有话。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考生尽数被录取。

  随着科场规制越来越严密,通关节的技术也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到清朝时,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通关节术语——“用襻”。“襻”即为旧式衣服上扣住纽扣的套,因约定的关节往往为两个字,好像古代衣服上的襻扣,所以得了这个名字。据钟毓龙《科场回忆录》中记载说:杭州有个叫冯培元的人,年轻时家中贫寒,幸好有一位富商出现,主动资助其完成了学业。后来,冯培元高中探花。为了报答富商的厚恩,冯培元决意帮助富商的儿子中举。他居中牵线搭桥,帮富商的儿子与考官约定在答卷中写两个“襻”字作为暗号。富商得到关节后,心花怒放,又特意花重金贿赂了负责誊录试卷的誊录书吏。考试结束后,富商又盛情款待誊录书吏。酒酣之时,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富商邀功,说他誊录时发现试卷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被改掉的字,刚好就是暗号“襻”字。如此一来,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富商的儿子自然也没有考上。

  同考官李振邺作弊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用襻”,他让苕溪贡生张汉去收贿银,只要考生交了钱,他就会与这些考生事先约定关节,即暗号“襻”——约定在试卷某段某行第几字使用某字。小妾喜滋滋地将李振邺的话带给张汉后,张汉眼睛骨碌一转,认为自己跑腿去找关节的主顾,风险全在自己,只收一千二百两的中间费太少,便怂恿小妾去找李振邺要具体的关节,一个关节卖六千两银子,然后由张汉和李振邺对分。李振邺听说后,对张汉的贪婪很是不满,但经不住小妾的软磨硬泡,还是将关节告诉了她。张汉得到关节后,便公然出入华胄富豪之家,认为名利双收不过是指日可待。

  之所以卖关节者和买关节者均如此明目张胆,只因为科场关节由来已久,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往关节败露,不过是考官降谪、考生斥革。对于一些有钱无才的考生而言,如果不作弊,一定不能中举;作弊败露了,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不能中举,但一旦蒙混过关,从此就可出人头地了。

  李振邺已经内定为同考官,对于来自他的关节,有兴趣的考生当然不在少数,一时听到风声的都赶来向张汉打听。张汉为了坚定买关节者的信心,便吹嘘自己与同考官李振邺关系如何亲密,甚至连李振邺将小妾赠送的事都讲了出来。如此一来,终于顺利卖出了三个关节。

  只是,李振邺性本贪婪,除了让张汉经手卖的三个关节外,还通过官场、同僚渠道来卖,总共卖出了一二十个关节。因为同考官只有推荐卷子的权力,推荐的卷子一般都有定额,李振邺卖出的关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推荐卷子的定额,因此出钱买关节的人能不能中就值得怀疑。

  正因为出自李振邺的关节太多,茶坊酒肆舆论纷纷。有人说:“今年北闱要凭文章才学考上可是难了!光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不知道卖出了多少关节!”张汉听到消息后,很是忧虑,回家告诉小妾说:“我开始以为李振邺只是让我卖了几个关节,花了钱的考生必然能中。哪知道如今人言藉藉,到处都在讲李振邺,恐怕很难收场了。”小妾又将此话告诉了李振邺,李振邺以为张汉在背后与人议论自己,勃然大怒,立即骑马出门,找到张汉,当众打了他几个耳光,呵斥说:“我以心腹待你,你为什么还在外毁败我的好事?”张汉当众出丑,羞赧欲死。二人关系由此交恶。

  李振邺恨上张汉后,决意让他落榜,但表面却依旧敷衍,卖关节的活动也照旧没有停止。到最后同考官的任命正式公布、考官须入帘锁院时,李振邺手头中的名单上已经有二十五人,都是他收了钱的关系户,向对方承诺一定录取的。为了日后方便,李振邺事先有意在二十五人中安排了三种不同的关节:第一种是之前通过小妾透露给张汉的,张汉和出钱向张汉购买的三名考生都知道。但自从张汉与李振邺交恶后,此关节实际上已经是暗藏杀机;另一种给五名交了钱且出身名门望族的考生,保证他们务必考中;最后一种则给只是有钱的一般考生,占了大多数。

  这边李振邺浮薄寡虑,大张旗鼓地纳贿舞弊,另一位同考官张我朴也没有闲着,只不过他不像李振邺那样志在钱财,而是更高一筹,志在前途。当时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有不少是他省在京官员的子弟,张我朴趁机给这些人大送关节,打算借此交结权贵,树党援己,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虽然其他同考官也各有买卖关节之举,但均不似李振邺、张我朴这般公然孟浪。时有“张千李万”之谣,意喻二人门庭若市,所卖、送出的关节极多。

  转眼到了八月初,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贡院上。

  这里先说说贡院。贡院一般建在城内的东南方。大门正中悬挂有“贡院”的墨字匾,东西分别建有“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两座牌坊。进大门后则是龙门,门内建有明远楼,居高临下,可以监察举子及众人的行动。明远楼的两侧就是号舍,就是举子考试的地方,一般有数千间至上万间。号舍都是各自独立的,按《千字文》编号,比如“地一号”,即“地”字排的第一间号舍。每间号舍外墙高八尺,门墙高六尺、宽三尺、深四尺,空间很是狭窄,大概一顶轿子大。而且没有门,是敞开的。号舍内,砖墙东西两面,离地一尺多及二尺多处各砌有砖托,以承木板。板可抽动,白天以下板为凳,上板为桌答卷;夜间将上板安入下层,合而为床以卧。每号舍容纳一人,考生坐卧、饮食、答卷均在其中。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防止应考生私相传授作弊,二来也便于维持考场秩序。

  贡院明远楼北面为至公堂,这里是外帘官办公场所。外帘官是指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主考官、同考官则被称为内帘官。内帘、外帘各司其职,按照规定,一旦贡院封了门,内外官员相互之间不得交结,以防奸弊。

  至公堂两侧为监临、提调、监试各堂,为外帘官的住所。另外还有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等。至公堂北为内、外帘门。内帘门北为聚奎堂,为主考官及同考官评定试卷的场所。

  考官先入闱贡院,然后锁院,即考官一直住在贡院,直到考试完全结束,且禁止闲杂人员出入,考官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但李振邺深谋远虑,为了日后方便,带了一个名叫灵秀的亲随一同入闱。同考官是分房阅卷,事先已经按《五经》安排了若干房间,由主考官曹本荣抽签决定哪个同考官在哪一间房。李振邺的房号刚好毗邻张我朴,二人本是大理寺同僚,这次又同时成为房考,竟然对各自舞弊一事毫不避讳,还就关节一事互相讨论交流。

  八月初八,乡试开始前两天,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官员齐集至公堂,一齐戳印坐号,即将考生姓名编号,排定号舍坐次。排号前,先有意将号戳弄乱,由书吏随手检印,于试卷及号簿同时用印,分号舍编排坐号。

  考试前一天,八月初九寅时(清晨三点到五点),考生提着装有各种用品的考篮赶到贡院,点名、检查、搜身后,按号进入各自的号舍,然后贡院大门关上。考生吃、喝、睡都在号舍,考试结束前不得离开。考生如果要方便,只能去号舍尽头的粪号,且不能说话,只能举牌子来表示。牌子的两面都有字,一面写着“入静”,另一面写着“出恭”。

  八月初十子时(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一到,书吏准时发放试题,考生可以睡觉,也可以开始挑灯答卷。有考生事先将五经四书写在内衣上,趁夜色脱衣下来查看。考试时间到当天戌时(晚七点到九点)止。因为有考生会提前交卷,又分午前、午后、傍晚三次开门放牌。

  八月初十上午,陆续有考生开始交卷。阅卷官员中的一干外帘官便要开始忙碌。考试结束后,受卷官先收集每场试卷,在卷面盖上自己的印章,表示此卷为本人所经手,然后以每十卷为一封,送弥封所糊名。弥封官收到试卷后,立即在考卷背面的右上角糊名并加盖印章,卷面用浮签写上考生的编号,再转送誊录所。誊录所的誊录生开始用朱笔抄卷,录出一个副本,称为“朱卷”,而考生原卷用黑墨书写,称为“墨卷”。誊录完毕,誊录生在朱、墨两本卷子上签上自己的官衔、姓名,戳上印章,再送对读所校对。对读官如果发现有出入,则用赭色笔改正。对读完毕,对读官在试卷上具名戳印,然后将朱卷、墨卷一起交收掌官。收掌官负责保管墨卷,朱卷则分包分批送提调堂,经监临官盖印后送入内帘。一切正常,外帘程式遂告结束。

  朱卷进入内帘后,先由内帘收掌官分成若干束,由副主考官宋之绳抽签决定将哪一束试卷分给哪一房同考官批阅。这一套阅卷过程相当程序规范,由此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李振邺收了钱的二十五名考生的试卷未必到得了他手中。不过,巧的是,他恨之入骨的张汉的试卷刚好分到了他这一房,他从关节中一眼辨出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用蓝色笔在卷子上涂抹一番,评为下等。

  按照规定,各房同考官对试卷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将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对于特别出色的试卷,同考官会特别推荐,称为“高荐”。那些没有得到同考官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同考官必须在这些落卷上也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称为“搜落卷”。不过因为试卷众多,正、副主考搜落卷只是个形式,他们一般会集中精力在同考官的荐卷上,再按比例选取考中者。比如倘若从李振邺的荐卷中选中五份,那么也必须在张我朴的荐卷选出五份来,这样一碗水端平,没有看轻哪位同考官的嫌疑,不会得罪同僚。

  这样走一遍流程下来,一本卷子上布满了各种颜色。这是因为清朝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有很严格的规定:誊录官用朱笔,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对读官用赭笔,正、副主考官则跟考生一样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

  李振邺将张汉的卷子处置为落卷后,这才开始寻觅自己的关节考生。分到他房中的卷子,只找到了两本通关节的考生,自然不够。对此,李振邺早有准备,立派小亲随灵秀拿着自己写的名单和关节字条到其他同考官的房中去查对答卷,称为“摸索”。灵秀果然不负所望,按字条上的名单将二十五本关节卷子全部寻获。

  带有暗号的卷子找到后,李振邺便亲自出马,与相关同考官套交情,提出交换的条件,你中我的,我则中你的。除李振邺、张我朴外,同考官蔡元禧、项绍芳等均有各自的关节考生,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人,超过了录取名额二百零六名的四五倍。贿赂托请的人如此之多,名额却是有限,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众考官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自古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材大典”,原本该是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好机会,而考场内众考官却肆无忌惮地作弊坏法,不加掩饰地瓜分中榜名额,实在是令人侧目。考场外也不平静,关于考生向考官暗通关节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京城。

  最后桂榜发榜的结果,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偿。而张我朴为了自己的关节考生,硬是挤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关节考生浙江嘉善贡生蒋廷彦、蒋文卓兄弟。郭濬为了有所交代,有意将李振邺、张我朴的丑行告诉了蒋廷彦。蒋氏兄弟自然怀恨在心。而众考生也发现这一榜有不少问题——不少胸无点墨的榜上有名,诗书满腹的则名落孙山。一时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汹,其中尤其以张汉和蒋廷彦兄弟意见最大。

  李振邺和张我朴等人竟然还不知道收敛,争相夸耀某某榜上有名是他出力的结果,指名道姓涉及者多达数十百人,猖狂已极,无少顾忌。张汉气愤之下,写了一篇揭文,告发李振邺贪赃枉法,投送到科道衙门(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官署的合称,都察院即为唐宋时的御史台)。

  有个杭州贡生张绣虎甚有心计,竟然想到敲李振邺和张我朴竹杠的主意。张绣虎先是找相识的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东华录》作陆姓,据吴伟业《吾谷行》注及王应奎《柳南随笔》,贻吉姓严,为嘉靖大学士严讷裔孙),要他出面去给李振邺和张我朴带话。陆贻吉哪里会惹这种麻烦,于是张绣虎就自己拿着张汉的揭文直接去找李振邺、张我朴二人,敲诈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蒋廷彦、蒋文卓兄弟也不甘寂寞,步张汉后尘写了一份揭帖(传单),预备公开张贴在市集上。揭帖中揭发了张我朴以权谋私的事实,为了举证,还特意提到张绣虎成功敲诈李振邺、张我朴的情节,以表示李、张二人心虚,并说明被敲诈的一千二百两银子是另一名同考官陆贻吉经手的。陆贻吉听说后急忙赶来,怒斥蒋文卓并和其理论。蒋文卓于是在揭帖上删掉了陆贻吉的名字。

  但陆贻吉见到满城风雨,舆论大哗,便告诉同僚任克溥说:“张汉与蒋文卓写揭帖揭发了今科之弊,想不到把我的名字也无端牵涉了进去。我自己要上疏,检举这件事。”其实他本人确实曾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同考官居间说合,心中不能自安,所以才有自我检举的意思。但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依然心存侥幸,是以一直观望,未见行动。

  任克溥时任刑科右给事中,他之前也曾努力谋取同考官一席未果,此时便对陆贻吉的话留了心。之后,任克溥暗中将事情了解清楚后,并没有立即上疏揭发。他时任给事中,正是负责监察的官员,却隐忍不发,显然是幕后涉及党争。他驻足观望,只是在等待最好的时机。

  这一场乡试闹得满城风雨,朝野尽知,唯独顺治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宠爱的董鄂妃刚刚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声称身体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故址在今北京大兴)养病,并谕诸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董鄂妃刚刚生产不久,身子还十分虚弱,但她知道太后素来不喜欢自己,而皇帝为了封自己为贵妃一度与太后交恶,为了不让太后与皇帝母子再次失和,她坚持前往南海子伺候太后,并朝夕侍奉以至于“废寝食”。

  当年十月十六日,顺治皇帝巡幸南海子,其实是想借机探访董鄂妃。就在这次巡幸时,顺治皇帝突然召见诸大臣及科道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面谕众官要恪尽职守,不得徇私包庇。

  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感觉时机来临,就此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拿出了蒋廷彦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举例说中试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通过吏科给事中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

  顺治皇帝本来正在兴头上,意气风发,突然接到了这样一封奏疏,见之前的殷殷期望付诸流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吏部、都察院严加追查。顺天科举大狱由此而兴。

  任克溥,字海眉,绰号“任帽子”,山东聊城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他之前曾积极谋取乡试的同考官之位,但却没有被选中。时人均认为任克溥是对自己没有当选上同考官而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揭发了科场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克溥是受了礼部尚书冯铨和大学士刘正宗等山左诸大老(左即东面,山左诸大老指山东籍的高官,并非某著名小说中所说的满人贵族)的指使,有意让李振邺等南方官员难堪,即所谓的“荼毒南士”。于是,本来单纯的科场案又扯上了南北党争。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冯铨和刘正宗当时均在明朝廷中任职,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因此备受南方大臣打压。“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入清后,两人都当上了清朝的高官。冯铨入内院协理机务;刘正宗善写五言古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号称“秀妙无伦”,因文章、诗词、歌赋出众,成为顺治皇帝的文墨挚友。顺治皇帝每得著名书画,必经刘正宗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顺治皇帝还常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刘正宗,御府图书题跋也多出自其手。江山换了主人,大臣却还有不少是前朝旧臣,“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冯铨和刘正宗成为北方派系大臣的首脑人物,党争依旧在延续。

  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素为众人所不齿。以陈名夏、龚鼎孳为首的南方官员弹劾冯铨是前朝阉党余孽(冯铨曾在天启年间依附大宦官魏忠贤,爬到大学士之位)。冯铨则反唇相讥,揭发龚鼎孳曾经投降过闯王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当时掌管朝政大权的睿亲王多尔衮问起此事是真是假,龚鼎孳竟然回答说:“岂止我龚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说:“龚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当时汉人高官如洪承畴等均是南方人,冯铨一度处在下风。不过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公开支持了冯铨一派,却也未贬斥南方籍大臣,表面上对南北两方的争斗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当时南方籍大臣陈名夏勾结部分满人贵族,专权达到了令朝野侧目的程度,冯铨、刘正宗等北方派系大臣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冯铨,基本上是在南方大臣的不断参劾中度日,弹劾冯铨竟然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龚鼎孳中进士,时年十九岁,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龚鼎孳投降为直指使,奉命巡视北城。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指秦淮名妓顾眉)不肯何!”这便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典出,时人均视为千古笑谈。清朝入关,龚鼎孳又主动迎降,官授吏科给事中,历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务,还当了几次会试点考官,是著名的“三朝元老”。虽然于气节上有亏,但龚鼎孳才气纵横却是无可否认,他写数千言可以一挥而就,而且辞藻缤纷,一点都不用修改。顺治皇帝在宫中读了龚鼎孳的文章,叹道:“真才子也!”清初名流多出龚鼎孳门下。]

  [陈名夏,江苏溧阳人,少时以文名著称,为复社名士。崇祯十六年(1643)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殿试取中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明末任翰林院编修,兼户、兵二科给事中。甲申之变前夕,陈名夏曾面见崇祯皇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李自成大顺军攻进北京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李自成手下官员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躲了起来,不久被人检举,终被大顺军抓获。负责审问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刚好与陈名夏相识,因而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投降了李自成。不久后,他又找机会逃往南方家乡。由于当时的南明朝廷正在缉捕曾经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陈名夏又被迫再次逃亡,几经辗转后,在福建天姥山遇见好友兼儿女亲家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送了陈名夏一大笔钱,助他逃亡。陈名夏最终到了河北大名,在此地遇见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当时刚接受了清廷的征召,便将陈名夏推荐给保定巡抚王文奎,再由王文奎上疏,向清廷推荐陈名夏。顺治三年(1646)正月,陈名夏出仕清廷,从此平步青云。其人“所推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国族侧目”,从步入仕途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激烈的党争。]

  顺治十一年(1654),刘正宗突然发难,弹劾南方派系首脑人物陈名夏,起源便是一套明朝的衣冠。顺治皇帝喜欢汉式服装,经常在宫中穿戴明朝皇冠、皇袍,并对镜沾沾自喜,认为比满服强多了。当年二月,顺治皇帝一时兴起,将明朝朝服公然从内廷拿到内院,向群臣展示。有大臣为了迎合皇帝,连声说好,顺治皇帝也是一脸笑容,看上去很是满意。陈名夏一时感慨,对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努尔哈赤时便已经归降后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清世祖实录》)宁完我立即勾结与陈名夏积怨已深的刘正宗同时发难,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主要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结党行私,循情纳贿,纵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陈名夏把“留头发,复衣冠”作为“第一要紧事”,声言是“天下太平”的关键,是以宽衣博带为名,行变清朝为明朝,“计弱我国”之实。如此一来,陈名夏就有反清复明的重大嫌疑。顺治皇帝十分重视,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在午门楼上暗中观察的顺治皇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余谟、陈秉彝二人,大加训斥,并立即解职。最终,陈名夏被定罪,以弓弦绞杀于午门内的灵官寺,终年五十四岁。时人因而感慨说:“溧阳千磨百铄而不死,死之以弓弦。”(《北游录》)

  当年四月,冯铨、刘正宗等北方大臣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纷纷出动,以陈名夏“亲戚”、“党羽”的罪名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大臣,进一步火上浇油。一时间,南方大臣感觉大祸临头,人心惶惶。顺治皇帝为了稳定局势,不得不亲自出面警告冯铨,冯铨这才不敢再兴风作浪,这场大风波由此平息。

  在此之前,顺治皇帝一再向天下人表白自己是以宽治政,还常常叹息昔日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自陈名夏案发生后,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并于五月以“任意结党营私”的罪名,将陈名夏的好友陈之遴发往盛京(今沈阳)。不过顺治皇帝爱其才华,不久即复职。

  [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出自著名的海宁陈氏。后民间传说乾隆皇帝本为海宁陈氏子孙,即为陈之遴一系。陈之遴年轻时与东林、复社名士钱谦益、吴伟业、陈名夏等结交,后来陈之遴还与吴伟业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妻徐灿是当时声名远播的女诗人。崇祯十年(1637)以一甲二名中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清兵入扰衡水一带,其父陈祖苞时任顺天巡抚,因城池失守下狱问罪,很快病死。陈之遴受到株连被罢官。清兵入关后,起初效命于南明政权,被任为福建主考官。后投降清廷。其所作《念奴娇赠友》一词中说:“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表达了改换门庭的心态。陈之遴甚至还劝说洪承畴发掘明孝陵,“尽变本来面目”。入清后,陈之遴很受清摄政王多尔衮器重,多尔衮死后,又得到了顺治皇帝重用。令顺治皇帝开始对陈之遴不满的是京师“大豪”李三事件。李三本名李应试,别号黄膘,因排行老三,又称李三。他是明清交替之际北京城极为传奇的人物,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却势焰熏天,玩弄王公重臣于股掌之间。李家世代在明朝中央各部当“书办”(文案记录工作),李三本人也是书办出身,在明朝犯了重罪,被关在刑部大狱中。刚好明末天下大乱,他乘机逃出,并召集了一部分人,将明朝各部“案例”全部偷回家中藏匿起来。封建时代,法律条文粗略,处理各种案件全凭案例。清朝定都北京之初,凡事都在草创之中。六部创建之后,处理事务没有案例可循,头绪纷繁下,大小官员无不叫苦连天。李三把持了案例,奇货可居,趁机从中渔利,包揽词讼,案犯的生、死、徒、徙,官吏的升、降、奖、惩,钱粮的征、拨、减、免,往往由他片言决断。封疆大吏、朝中重臣为保饭碗,争相辇银输金“购买”案例。几年之间,李三便富可敌国。他在京城大造宅第园林,其规模堪比王公。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住所按中央六部的样式修建,分置“吏部”、“户部”、“刑部”等各房。外来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内。而李三本人则总领各“部”,俨如君临天下的帝王。经过数年经营,李三的势力越来越大,耳目遍布朝野,“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不管是朝廷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对谁不满,就立即派人暗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顺治八年(1651),李三称霸京城之事渐渐传入大内,顺治皇帝十分震惊,就此事问陈名夏,陈名夏支吾不敢说话。顺治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步军统领带人将李三逮捕,交刑部审理,刑部也迟迟拖延,不敢开审。顺治皇帝便命王公大臣会同诸大学士审理。审讯时,唯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之子)大声诘责李三,其余王公及大学士,如宁完我、陈之遴、陈名夏等皆缄口不言。事后,郑亲王诘问陈之遴,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若不正法,之遴必被其害。”(《思益堂日札》)堂堂重臣,如此畏惧一平民,也可谓骇人听闻了。在顺治皇帝的干涉下,李三及其党羽最终被杀。因为之前陈之遴抢先提出要立即处死李三,引发了人们猜疑他是要杀人灭口。在面临郑亲王济尔哈朗调查的压力下,陈之遴终于承认自己与李三有牵连,由此被免除大学士之职,从此失去了顺治皇帝的信任。]

  从明朝到清朝,冯铨、刘正宗均卷入了南北党争,经历了各种各样险恶的政治风波,对南方籍官员恨之入骨,因而传说是他们二人以乡试“本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为由,指使任克溥上书揭发李振邺等南方大臣,这种说法必然不是空穴来风,两人之后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推波助澜便是明证。

  在随后的调查中,之前风头最劲的李振邺也最先倒霉,并由此牵扯出一大批人来,他的二十五个关系考生一个都没有漏网,其中的祸根就在他亲笔写的那张名单上。当初,李振邺将关节考生写在字条上,交给亲随灵秀去查对。事情完结后,李振邺该当向灵秀要回字条销毁,但他一时忙碌,竟然忘记了。灵秀还是个少年,根本不知道轻重,将字条拿给了同伴冯元看。冯元也是李振邺的家仆,李振邺素来刻薄少恩,冯元一直怀恨在心。他看到字条后,立即如获至宝地夺了过来,据为己有,打算日后作为钳制要挟李振邺的凭据。结果,吏部、都察院调查刚一开始,冯元就拿出了这张条子,铁证如山,按图索骥,名单上的人物也被一网打尽。

  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排在首位的是浙江云间秀才陆庆曾,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贿者,关节也不是出钱买的,而是李振邺主动送上门的。陆庆曾是明朝礼部尚书陆树声(明朝嘉靖二十年状元)之孙,不但少有才名,且家境富裕,擅园亭之胜,享誉名士二十年,偏偏老来不甘寂寞,参加了北闱考试。他精通医术,曾经治愈过李振邺的怪病,李振邺为了感激,便打算借中试来酬医。但无论是买是送,总是通了关节,陆庆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狱。他本来家世贵显,是个高枕无忧的富足翁,却因一时功利之心,转瞬身陷囹圄。

  当时满汉大臣会审,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参与会审此案,十分卖力。满人大学士图海和大臣科尔坤还不懂得什么叫关节,王永吉为了讨好满人,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解释。结果,李振邺的名单上第二名就是王永吉的亲侄子王树德。这位大老爷登时面如死灰,垂头丧气,不得不照例请求回避,并上疏请罪。顺治皇帝特意下了一旨,说:“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见恪尽职守,实心为国,负朕简任之恩,王树德系其亲侄,岂不知情?着降五级调用。”王永吉被降职后,又惊又怕,很快就病死了。

  初审时,同考官中只有李振邺一人查有实据。众同考官都有卖关节之事,却唯独他一人受罚,李振邺自然不甘心,于是检举揭发了张我朴、蔡元禧等人。这些人又检举出其他同考官。一时间,赃官互相攻击,互揭其短,贿赂关节暴露无遗。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共审实有四名同考官卖了关节,为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项绍芳,科臣陆贻吉也作为中间人牵涉其中。

  十月二十五日,顺治皇帝谕旨下达:“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实情,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东华录》)宣布对此案有关人员重加惩处:下令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及行贿有据之举人田耜、邬作霖(《丁酉北闱大狱记略》作贺鸣郊)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关外的尚阳堡(今辽宁昌图);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因失察之罪,本该流徙,但因为日夕陪侍皇帝的缘故,特恩姑免之,只是各降五级调用。

  此谕旨一下,朝野皆惊。科举作弊历代屡见不鲜,但从来没有处罚如此之重者。清朝之前,科场案的次数发生得不多,对涉案人员的处理无非是革职、流放。清朝史学家赵翼曾说:“唐时之科场处分本轻,至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而已,宋初因之。如宋真宗时,刘师道之弟刘幾道举进士,暗托考官陈尧咨,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帝诏幾道落籍,永不予举;师道降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降单州团练使。此为五代及宋科场处分之大概。惟王钦若知贡举时,有任懿者,贿以白金二百五十两,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遭贬斥。赵翼叹道:“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五》)

  清朝立国后,恢复开科取士,科场积弊也沿袭下来。仅顺治一朝而言,自顺治二年(1645)乙酉清朝开科开始,几乎每科都有舞弊案发生。乙酉为清朝第一次举办科举,当年即发生一场大案,不过不是科场案,而是文字狱。河南乡试中,录内称“皇叔父”(指多尔衮)为“王叔父”,主考欧阳蒸、吕云藻均因此被革职,并交由刑部治罪。顺治四年(1647)丁亥会试,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职处分。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官范周、吴正治评阅试卷时,只有姓名,全无次第,给谏宋牧民亦称试录程文种种乖谬,并奉旨交刑部。尽管各案均有处罚,但十分轻微,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人人不以为意,到后来公然买卖关节,肆无忌惮。而顺治皇帝如此重视丁酉顺天科场舞弊案,不但大开杀戒,还株连亲属,视同谋反大逆,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正自顺治皇帝开始,开了“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

  十月二十七日,李振邺等人被迅速处死。之前找李振邺通关节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李振邺一直忍住没有揭发这些大臣,原是指望他们能出面相救。但直到上了刑场,才知道求生无望,立即大声呼叫怒骂,要揭发众大臣贿赂请托之事。不料刽子手没给他机会,手起刀落,终究含恨而死。

  据《研堂见闻杂录》记载,下场最惨的是陆贻吉,他是江苏虞山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为举子居间事发后,立即被逮捕入狱。因为他任职吏科给事中,名为监察之官,却作为中间人为举人和同考官牵线搭桥,所以处刑格外重,被腰斩于西市,情状至惨。陆贻吉的妻妾均有绝色美貌,一个儿子才四五岁,均受到牵连,被发配上阳堡为奴。娇妻少子,间关万里,匍匐道左,行人颇为同情,甚至有为之落泪者。

  但此案还没有就此了结,顺治皇帝穷追到底,株连甚广,受牵连者达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

  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元宵节之时,顺治皇帝召集中试举人(除去已经因通关节被定罪者)在太和门复试,题目由皇帝亲定,每名考生身后均有一名满兵监视,考生难免惴惴不安。顺治皇帝为了安定人心,特意下谕说:“尽心构艺,不必畏惧。”并派专人为考生供给茶烟,照料甚周。两日后放榜,取中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均准许参加当年会试。只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举人。

  四月,“三法司”会审顺天闱案终结,刑部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伯龄、郁之章、李贵、陈经在、丘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鸿、徐文龙、查学诗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曼、孙兰茁、郁乔、李苏霖、张绣虎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跟以往只是罢官、革去功名比起来,处分得很重,案内人犯一律被判了死刑,所不同的只是“立斩”、“立绞”、“绞监候”三种死法各有分别而已。

  四月二十二日,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狱。按照惯例,朝廷若有斩决,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备绑索、口衔(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声),点刽子手,工部肃街道。案犯听说镇抚司已经打开了南角门,又听说刑部已经准备了四十副绳索、四十枚口衔、四十名刽子手,无不魂飞天外。哪知道出了南角门后,案犯未被五花大绑,被押解去的地方也并非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而是太和门。原来顺治皇帝认为人命关天,担心其中或有冤情,决定再亲自审讯一遍罪犯。皇帝亲审非同小可,刑部、大理寺各方人马无不到场,一干刑具也应有尽有,摆在一旁,案犯中吓得便溺齐出者大有人在。

  在刑具的威逼下,王树德等人均供认作弊事实。只有张天植一人不肯屈服,自陈说:“孤踪殊遇,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试。况又能文,可以面试。”(《清稗类钞》)

  张天植,字次先,号蘧林,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第三名(探花)。据说他曾馈送南方权臣陈名夏白银五百两,得以荐官为翰林院编修,由此被卷入了南北党争。但他依附弹劾陈名夏的宁完我,得以免祸,官至礼部右侍郎。他后来是如何卷入丁酉顺天科场案,名字竟然出现在李振邺的关节名单上,具体情由不得而知。说起来确实很不合道理,他本已经是富贵等身的探花,为何还要再参加乡试?但白纸黑字,有李振邺亲笔书写的纸条为凭,他无论如何辩解都脱不了干系。也有传闻说,张天植的倒霉与南北党争有关。种种迷雾,种种流言,一切都表明,丁酉顺天科场案已经超乎了一般的科场案。

  顺治皇帝对张天植的态度很是恼火,下令用刑。校尉虾(侍卫,满语称“虾”)立即上前夹住张天植的一只脚。但张天植仍然不肯承认,说:“恩赐死,无曲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顺治皇帝听了这句话后,“上回面向内久之”,显然内心大起波澜,但其真实想法到底如何,却是秘不可知。有传闻说顺治皇帝钟爱的董鄂妃在这时候派人劝慰了天子。从时间上推断,董鄂妃此时因操劳过度和丧子之痛,已经病倒在床,按理已经完全没有心情来关注宫外之事。不论真实情况如何,许久后,顺治皇帝终于派侍卫传话给张天植说:“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论出,朝廷特召内升,何负于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贪猥,奈何自罹于辜?今俱从轻,各拿送法司。”虽然驳斥了张天植的话,但已经清楚下令要对所有案犯从宽处理,免除死刑,各自在长安街责打四十板后,流徙尚阳堡。

  一干犯人死里逃生,转瞬又被押到刑部在长安街临时设下的公案,要当众杖打。轮到五十多岁的老名士陆庆曾时,监视的刑部堂官见他白发苍苍,不禁起了怜悯之心,相顾惋惜嗟叹。刑部皂役刚刚恶狠狠地打了两板子下去,陆庆曾已是血迹斑斑,说不出话来。刑部侍郎杜立德便忍不住了,拍案而起,呵斥道:“皇上以天恩特赐宽宥,你们却欲置之死地,这不是有意辜负上意吗?虽然是打四十大板,皇上的意思不过是示辱而已。如果我理解错了,我自己一个人承担。但你们不听我的话,我现在就踢死你们。”皂役被吓住了,于是下手轻了很多。于是,自陆庆曾起,后面的案犯均少了不少皮肉之苦。

  案犯中的孙旸被判流刑,其父母、兄弟、妻子也该流配尚阳堡。孙旸的亲哥哥孙承恩在顺治十一年(1654)以太学生参加顺天府应试,居首荐,次年参加会试,中副榜。但孙旸遭殃时,孙承恩意外逃脱了牵连,而且参加了顺治十五年(1658)的会试。顺治皇帝在殿试阅卷中,看到孙承恩的名字后,突然一时心血来潮,怀疑他与顺天科场案中孙旸是兄弟,于是派遣学士王熙前去询问。孙承恩坦然承认自己是孙旸的亲兄长,表示不能为避祸而欺君。顺治皇帝很赏识他不欺君主的品德,不但免其连坐流徙之罪,还定他为一甲进士第一名(状元)。

  之后,顺治皇帝还特意下了一道谕旨,警告说:“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从宽典,遂视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至此,轰动一时的丁酉顺天科场舞弊案宣告结束。这件案子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件科场大案,从案发到结案,前后有半年之久,处分之重,牵连之广,足以震惊全国上下。但人们稍后才发现,与稍晚的江南案比起来,顺天案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更惊人的一幕还在后头。

  贰、江南丁酉科场案

  江南地杰人灵,素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才子名士层出不穷。明末清初之际,如号称“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龚鼎孳(娶秦淮名妓顾眉)、吴伟业(字梅村,与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旷世情缘),复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陈贞慧等,无一不是声动天下的名士。吴门诗人吴兆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风炽盛的地方。

  吴兆骞,字汉槎,号季子,江苏吴江(今江苏吴江)人。他少有隽才,成名很早,九岁时就写出了数千字的《胆赋》,十岁时写出《京都赋》,声震文坛。才气纵横,又才名远播,养成了吴兆骞高傲狂放、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时候在私塾读书,经常将同学的帽子拿来当溺器小便。当先生责问时,他竟然回答说:“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先生由此叹息道:“此子将来必以名大惹祸。”吴兆骞却毫不以为然,非常自负地告诉好友汪钝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览无遗。正因为他自少年时期起,便“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因此乡里有不少人对他又嫉又恨。

  吴兆骞曾随父亲宦游楚地四年,后因张献忠农民军起义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乡。明朝灭亡后,吴兆骞归隐乡里,与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吴伟业对少年吴兆骞非常赏识,二人曾一同游历。

  顺治六年(1649)吴地成立了“慎交”、“同声”二社,二社其实都是松江名士陈子龙所创建的畿社的分支。陈子龙抗清败亡后,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声二社。吴兆骞与兄长吴兆宽、吴兆宫加入了慎交社,他少年才俊,高谈雄辩,声望甚隆,被推举主持慎交社。当时名满江南的才子尤侗、计东、顾贞观等人加入了慎交社,成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吴兆骞与顾贞观情投意合,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而后来吴兆骞罹难,顾贞观所表现出来的友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顾贞观,字华峰,亦作华封,又字远平,号梁汾,初名华文。江苏无锡人,出自无锡之邑的名门望族。其曾祖顾宪成为晚明东林党人的领袖。]

  由于各守门户,慎交、同声二社势同水火,积怨很深。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即将出仕清廷,北赴京师前,他受钱谦益委托,出面调和社事。两社人马应吴伟业召集,在虎丘举行大会。九郡之人才齐聚虎丘广场,盛况空前。尤其是吴兆骞与吴伟业即席唱和,才华逼人,令吴伟业嗟叹不已,以为自己也不能及。一时间,吴下英俊都以结识吴兆骞为荣,时人将他和陈维崧、彭师度并称为“江左三凤”。吴伟业更是对宾客说:“江左三凤凰,阳羡有陈生,云间有彭郎,松林吴兆骞,才若云锦翔。”

  虎丘大会还算圆满,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称。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但是二社的裂痕依旧。尤其令吴伟业难堪的是,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给他,信上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极尽能事地嘲讽吴伟业即将出仕清廷。吴伟业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来,但默然无语。

  虎丘大会后,吴兆骞才名轰动一时,甚至传入了京师,“诸前辈巨公,恨不识吴生也”。可惜命运无常,这位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竟然离奇地卷入了丁酉江南科场案,从此被抛进了苦难的深渊。

  在各省乡试中,顺天闱为北方最重,江南闱则为南方最重,二省录取举人的名额也是高居前两位。顺天闱之所以排在第一,不过因为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沾了京师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闱能排在第二,则全靠地域人文荟萃、真枪实弹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闱也素来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因而在选派考官方面特别慎重。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钱开宗,是顺治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并寄予厚望。二人临行前,顺治皇帝特意召见,要二人敬慎秉公,并警告说倘所行不正,决不轻恕。不过因为科场积弊已深,之前的处罚又轻微有限,加上汉官素来有欺负满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钱开宗二人跟顺天闱的同考官李振邺一样,并没有太将少年皇帝的话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后,主、副考官方猷、钱开宗自以为天高皇帝远,早就将顺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云外,大肆徇私舞弊。结果榜发后,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士论大哗,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写文章怒骂,还有人写诗嘲讽道:“孔方主试合钱神,题目先论富与贫。金陵自古称金穴,白下于今中白丁。”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南京书肆刚刚刊刻发行的《万金记》一书,万是方猷的“方”字去一点,金字则为钱开宗的“钱”字的一半,“万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钱开宗两考官的姓。书中揭露了主考官纳贿通贿的情形,历历如绘,只是隐去了当事人姓名。

  另外还有一出名叫《钧天乐》的杂剧,也是写科场故事,分上、下两本。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应试落第,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却因财势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图,是“糊涂”的谐音;三鼎甲名叫贾斯文、程不证、魏无知,谐音分别为“假斯文”、“真不证”、“鬼无知”。剧本中有一首《黄莺儿》词:“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孔子弟子,以善于营财著称),原是货殖家风。”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主考官纳贿作弊的行为。下本写天界考试真才,沈子虚遂中状元,并得夫妻团圆,表现了作者的幻想。此剧刚好写成于江南闱发榜后,时人均疑影射科场,每每演出,“观者如堵墙,靡不咋舌骇叹”,“吴中好事者传为美谈”(《钧天乐自记》)。

  方猷、钱开宗二人离开江南回京师,路过常州和苏州时,一路都有人随舟唾骂,甚至投掷砖石,吓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舱中。来时前呼后拥,无比风光;去时却是藏头缩尾,丝毫不敢抛头露面,可谓对比鲜明。

  顺天科场案发后,李振邺等人被处极刑,并株连极广,朝中北方籍大臣刘正宗自然不会放过“荼毒南士”的大好机会。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后,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山西洪洞人)上疏参奏说:“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发榜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为此,他还举出了此事中乘机滋弊、冒滥贤书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钺因与方猷联宗而被取为举人。

  方章钺出身海内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号称“江东华胄第一”,门中数代科第仕履繁盛,声名显赫。方章钺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华,不中举才是咄咄怪事。但阴应节有意选中他为箭靶弹劾,其实是将目标对准了方章钺的背后——其在朝为官的父亲方拱乾(时任詹事)和兄长方玄成(后因避康熙名玄烨改名方孝标,时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方亨咸(时任监察御史)、方膏茂几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他少年聪颖,七岁已经“能属诗文”,二十岁时,诗文为世人称许,与同乡姚孙森等五人并称为“六骏”。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授官庶常。后以翰林身份任东宫(太子)讲官。明朝灭亡后,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顺军俘虏,受到酷刑折磨,后以行贿得免。清军入山海关,李自成弃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乱南归。顺治十一年(1654),因两江总督马国柱等人推荐,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为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学士,后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学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过于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玄成(顺治六年进士)、亨咸(顺治四年进士)、育盛(顺治十一年中举)、膏茂(举人出身)、章钺、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则,即所谓的“文头武尾”——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其时,方氏父子文名震动天下,长子方玄成更是成为顺治皇帝极为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过刘正宗,刘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机会报复。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帝朱由崧过着逐酒征歌、荒淫无耻的生活,同时,也生怕有人夺取他的皇位。清顺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穆虎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份,少年自称是明皇太子。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间,久无消息。高梦箕虽然难辨真假,但却有心投机,心想万一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货可居。于是,他不但不上报,反而急忙将王之明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可是世事难料,这王之明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高梦箕惧怕惹祸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惊失色,急忙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来到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刘正宗当时在弘光朝任职,曾担任东宫讲官,熟悉太子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样熟识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来辨认,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来谣言纷纷,对弘光帝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刘正宗的信誉也大受影响,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实,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过是借以表示对弘光政权的不满而已。

  顺治皇帝当时正为顺天科场案恼火,接到阴应节的奏疏后,赫然震怒。他立即召来方玄成询问究竟。往昔顺治皇帝对方玄成优渥眷顾,都是亲切地称呼他的号“楼冈”,从不直呼其名,还经常说“方学士面冷,可做吏部尚书”,但此刻却是翻脸无情,声色俱厉。方玄成如实告诉皇帝说:他们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历数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从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钺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显而易见,阴应节是诬奏之词。顺治皇帝这才颜色稍缓,但又口气严厉地告诉方玄成说:“此案既然要从严办理,方章钺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况天子正在气头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别的话再不敢多说。

  之后,顺治皇帝暗中打听江南闱的情况,结果宫中太监找来《万金记》和《钧天乐》的刊刻本。皇帝看过后,本来还对其中的情节半信半疑,但听说《钧天乐》是尤侗所写后,立即转变了态度。

  尤侗,字展成,号西堂,江苏长州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后加入吴兆骞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诗写得情真性灵,且在文体上体现出极大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被吴伟业称为“骚坛盟主”。尤侗有一篇写西厢《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时文,深为顺治皇帝赏识。顺治皇帝多次向身边人称赞尤侗,说他是“真才子”,“极善作文字”,还将尤侗极富文采的《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皇帝完全相信《钧天乐》中所描述的科场弊端情形是事实。他因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严办。一道上谕颁行江南:“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试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时任两江总督,两江即江南、江西两省)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方猷、钱开宗当时已经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职下狱,等待调查。同考官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等人是来自浙江各县的举人以及进士出身的知县,也同时被革职,结果相关县地的衙门为之一空。两江总督郎廷佐接到圣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联同漕运总督亢得时,迅速展开了调查。又听说京城同考官李振邺等人已经掉了脑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祸及己身。在这样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实真相还好,查不到事实真相势必要找出几个替罪羊来。

  詹事方拱乾无辜受此牵连,倒也没有惊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阴应节的奏疏不过是凭白诬陷之词,因此明白地声辩说:“臣籍安徽,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录可据。”

  方拱乾父子作为壮年新进的书生,不仅对党争的残酷性知之不深,对当时的时局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士族十分警惕。多尔衮执政时,对汉人大臣一向采取猜疑、压制的态度。前面提到的南北党争中南方大臣陈名夏、龚鼎孳与北方大臣冯铨争斗,多尔衮公然庇护名声很坏的冯铨,就是因为冯铨是最早剃发留辫的汉人大臣之一,远比陈名夏、龚鼎孳对清朝更为忠心耿耿。

  不过,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亲政,立即一改多尔衮的政策,对笼络依靠汉人大臣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顺治九年(1652)四月,顺治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为防止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许满汉官吏互相参劾对方的玩误之处。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内三院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选举贤能之人任职,并特别指明每院应设汉官大学士二员。到顺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学士中只有两名满人,其余都是汉人大臣,直接参与了制定政策、发布政令等国家大事的处理。顺治皇帝还突破了汉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陈规。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皇帝即命汉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务向来由满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时,则由次官代理,从未有汉人掌管印信,以致龚鼎孳接到任命后吓得不轻,战战兢兢地上疏恳求撤去这一任命。但顺治皇帝未予接受,坚持要龚鼎孳接管印信。

  表面上看起来,自顺治皇帝掌权,汉官的地位显著提高了,但这起初不过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现得与他所痛恨的多尔衮不同,之后则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年轻皇帝的骨子里,对汉人大臣的戒备和警惕并未比多尔衮减轻多少。顺治登上皇帝之位并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他幼年即位后,都是其叔多尔衮在殿堂上发号施令。其母孝庄太后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为了避免儿子受到多尔衮猜忌,多次教育顺治皇帝要韬光养晦,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皇帝,心理压抑,脾气暴躁,性好猜忌,后来一旦掌权,则任性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喜欢汉人服饰,喜欢汉人文学,也大力提拔汉人文士,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汉人。

  举例而言,之前提到过,汉人高官陈名夏被杀的引子是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冠,被杀的原因是南方大臣党争失败。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南方战火纷纷,南明李定国正攻打广东,沿海一带的郑成功也蠢蠢欲动,打算联合南明抗清作战。在这样的局势下,陈名夏看到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服后,随口说了句“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顺治皇帝深藏于心的警觉,杀机立现。实际上,陈名夏之死是顺治皇帝猜疑汉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汉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较晚,尤其是清军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制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诸多惨剧,深遭江南士民怀恨,因而较之北方大臣,清廷对南方大臣更不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在清初多次南北党争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惨败的根源。

  江南闱案发时,南方尚不稳定,沿海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势力依旧活跃,而江南士子与他们有着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顺治皇帝之前是何等欣赏方拱乾、方玄成父子的文学才华,只要有更大的利益可图,一时的优遇瞬间就能化作尘土。正因为如此,尽管方拱乾有凭有据作了辩白,但其子方章钺还是立即被刑部逮捕,锁链加身,从江南踏上了前往京师受审的路途。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应该已经可以看到,无论江南新进举人是不是真的作弊,部分人的结局必将是悲惨的。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尤其是清朝初年,天下甫定,皇帝需要严厉惩治,杀一儆百,一是警告那些敢与抗清势力有关联的江南人士,二是警示、驯服所有的汉族士子。刚好,北方大臣刘正宗发动的新一轮荼毒南方士子的党争完全遂了他的心愿。

  转眼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先是正月十五日顺治皇帝亲自主持顺天闱中举考生复试,取中一百八十二名,只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举人。正月二十四日,顺治皇帝最宠爱的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连名字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眼见爱妃董鄂妃悲痛欲绝,皇帝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呆滞了许多。

  到了二月,朝廷大员陈之遴等人结交通贿大太监吴良辅(在协助顺治皇帝肃清多尔衮亲党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东窗事发。顺治皇帝鉴于明朝太监擅权亡国的教训,曾设立铁牌,宣称太监如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处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决不姑贷。陈之遴因此被立即革职,家产籍没,与父母、兄弟、妻子一起被流放盛京,之后死在戍所。而吴良辅作为此案的核心人物,犯了太监干政的大忌,不但受到顺治皇帝庇护,没有被凌迟处死,还恩宠不衰,继续作威作福,后来更是作为心腹代替顺治皇帝出家为僧。由此可见,南方大臣陈之遴的倒台不过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既是北方大臣刘正宗等人从中推波助澜,也有顺治皇帝本人的意愿在其中。陈之遴走了,朝廷再没有人能出面为南方士子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崇祯十六年进士,山西翼城人。《清史稿》中记为上官铉,实为误作)奏参江南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考场后曾被考生羞辱,事情可疑。又上奏说:“江南新榜举人,啧有烦言,应照京闱事例,请皇上钦定试期,亲加复试。”顺治皇帝立即批准,打算复试江南举人。但此时参加江南乡试的举子大多已经回乡,于是各府县出动人马,到处拘索,扰攘四方,动静极大,很是费了一番工夫。这些已经金榜题名的江南举子,“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刚刚还志得意满,转瞬天降横祸,“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

  这批命运多舛的举子中,就有之前提到的江南才子吴兆骞。他跟方章钺一样,参加了顺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闱乡试,并顺利中举。本来江南闱发榜后,满城风雨,关于主考官通同作弊的谣言满天飞,一些考生还趁机闹事,但吴兆骞本人自负才高,兼之顺利登榜,也没有太把这些流言当回事。倒是他的好友尤侗愤愤不平,写了一出《钧天乐》的杂剧,影响极大,连远在京城的顺治皇帝都找来《钧天乐》的刊刻本认认真真地读了。后来方章钺被刑部派员役逮往京师,吴兆骞一度忧心忡忡,但那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切,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卷入其中。因而,当如狼似虎的官差来逮捕他时,虽是复试的名义,他却不由得不惶惶然了。

  由于顺治皇帝要亲自复试,江南举人都要被押往京师,吴兆骞也在被押送北上之列。此时正是初春季节,草长莺飞,尤其对从未到过北方的吴兆骞来说,是难得的经历。可惜,在刀棍之下,前途未卜,再美的风景也无心欣赏。半路上,他写了一首诗:“自许文章堪报主,哪知罗网已摧肝。冤如精卫悲难尽,哀比啼鹃血未干。”语调委屈凄楚,怅恨报主无门。正是因为这首诗,吴兆骞的人格后来受到了怀疑。

  江南举子到达京师时,两江总督郎廷佐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一共举报了八名举子“显有情弊”,其中包括方章钺在内,不过并没有吴兆骞。顺治皇帝立即下令逮捕这八人。但有个名叫程度渊(出自著名的安徽徽州歙县槐塘程氏,程氏既是当地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盐商)的举子在逃,大概是确实有作弊事实,情知不妙,已经抢先逃走。

  三月,顺治皇帝照顺天闱的例子,亲自复试了江南举人。这次地点不是太和门,而是瀛台,顺治皇帝亲出的考题就叫《瀛台赋》。瀛台位于西苑中海之中,明朝时称南台,清朝顺治时因其三面临水,如海中仙岛,改称瀛台。此处波光荡漾,垂柳依依,风光迷人。然而,参加复试的举子却一个个失魂落魄、战战兢兢。也难怪如此,复试的环境极好,复试的氛围却极度压抑。清人李延年在《鹤微录》中描述说:“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而每名举子身边还各有两名护军监视,持刀相向,如临大敌。这哪里是复试的样子,分明是要兴师问罪,是以与试的举人无不吓得“栗栗危惧”。

  瀛台复试结果,武进举人吴鸣珂成绩优异,被取为第一名(解元),准予参加当年的会试;汪溥勋等七十四人通过考试,仍准做举人,但不得参与本科会试;史继佚等二十四名,也算通过考试,准做举人,但“罚停会试两科”,要到六年以后才能再次参加会试;方域等十四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举人功名。本来诗名已经传遍京城的吴兆骞则再次声震京师,这次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竟然在瀛台复试中交了一张白卷。

  关于惊才绝艳的江南名士吴兆骞为何会交白卷,时人说法颇多。有人说吴兆骞恃才傲物,不满清廷所为,不愿意在刀棍威逼下为文,故意如此。还有人说吴兆骞并没有那份傲骨,他其实是真的被吓倒了,所谓“书生胆小当前破”,刀枪环顾下,惊魂不定,“战栗不能握笔”。但无论如何,一张白卷,令吴兆骞被认定当初乡试时有请托作弊的嫌疑,迅即“享受”到与方章钺等八名被举报有作弊行为的举子同等待遇,被逮捕下狱,交给刑部审讯。

  江南举人复试告一段落后,顺治皇帝于四月了结了顺天科场案,将四十名已经判了死刑的案犯改为流徙尚阳堡。传说顺治皇帝此举有为重病中的爱妃董鄂氏祈福的意思。

  关于董鄂妃的身世来历,有许多说法:有人说她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被掳进宫,为掩人耳目,冒称为董鄂氏;而其夫江南名士冒襄为免杀身之祸,不得不诡称董小宛已经病死。也有人说她本是旗人,为顺治皇帝之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

  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姿容绝代的董鄂氏自入宫后便宠冠后宫,顺治皇帝的五位蒙古后妃全部失宠,这当然引起了孝庄太后的警惕。孝庄太后出身蒙古王族,满蒙联姻素来是清朝加强与蒙古关系的关键纽带,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便是政治联盟的产物,为孝庄太后的亲侄女(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但结婚仅两年,顺治皇帝便不顾母亲面子上难堪,以夫妻二人志意不协调为由,坚持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此谕旨下后,北方大臣核心人物冯铨和南方大臣首脑陈名夏难得地采取了相同的口径,相继上疏,表示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不能轻易废弃,恳请顺治皇帝深思详虑,慎重行动。他们还举例说: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虽然都是贤主,但均因废掉皇后而受到批评。结果,顺治皇帝接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声言自己此举是废掉无能之人,严厉斥责上疏大臣不关心国家政务,反在无益之处沽名钓誉,“甚属不合”。尽管有孝庄太后和蒙古王族的支持,诸大臣还是未能说服顺治皇帝,他的任性、偏激、妄为由此可见一斑。

  顺治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统治中原的皇帝,他幼年即位,受到母亲孝庄太后的严格管教,而朝政大权长期为其叔摄政王多尔衮把持。顺治皇帝成了摆设不说,还不得不有意纵情于嬉戏游乐,以为韬晦之计,避免受到多尔衮的猜忌。在这样险恶政治环境下长大的顺治皇帝,心理极为扭曲压抑。多尔衮病死后,他终于取得了大权,立即表现出暴躁刻薄的性格,开始恣意妄为,完全凭自己的意志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

  如同其他八旗亲贵一样,顺治皇帝自小形成了纵情声色的恶习,好色淫纵,即使在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在道德方面的过失”(传教士汤若望)。不过,自遇到董鄂氏后,顺治皇帝突然起了惊人的变化,恶劣脾性大为收敛。他仰慕汉族文化,而五位蒙古后妃均目不识丁,彼此自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董鄂氏却“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又精通书法,与顺治皇帝志趣相投。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顺治皇帝力排众议,册封新入宫的董鄂氏为贤妃。当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晋为皇贵妃。才一个月的功夫,董鄂氏便由妃子升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升迁速度之快,史所罕见。不仅如此,当年十二月初六,顺治皇帝还特意为董鄂氏举行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下诏大赦天下。终清一朝,这是唯一一次因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例子。

  董鄂妃温婉贤淑,对政治并无兴趣,但由于皇帝对她的宠爱,她的一举一动给清初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她生下皇四子后,顺治皇帝更将她们母子捧到了天上,并一心要立皇四子为太子。倘若真是如此,董鄂妃之子将来为皇帝,董鄂妃将来就是皇太后,势必对满蒙贵族间的政治关系构成威胁。孝庄太后从长远的利益着想,决意置董鄂妃于死地,但以她的老谋深算,自然不会明目张胆地下手。她有意在董鄂妃刚刚生产之时,宣称“圣体违和”,养疴于南海子,并要后妃们随身伺候。董鄂妃不敢悖旨,被迫拖着极度虚弱的身子前往南海子,没日没夜地侍奉太后的寝食,经过一番折腾,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很快就“形销骨立”。不久,董鄂妃的儿子早殇,不少野史记载说这名尚不足百日的皇子是被毒死的。皇四子之死对董鄂妃的打击是致命的,她很快就倒下了,从此缠绵于病榻。

  正因为董鄂妃的病情以及后宫复杂的矛盾,导致顺治皇帝在顺天科场案结案后没有立即追究江南科场案。皇帝没有心情,刑部自然也没有太当回事,有意迁延观望。

  至于江南闱科场案的相关案犯,两名主、副考官方猷、钱开宗自然脱不了干系。尤其是二人在离开京师前,顺治皇帝亲自召见叮嘱,还弄出了这样满城风雨的事,死刑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另外包括方章钺在内的七名举人(程度渊在逃),有两江总督郎廷佐的调查报告,当然也是难逃处罚。剩下比较难办的是吴兆骞,他被逮捕下狱是因为在瀛台复试时交了白卷,按理该与另外十四个文理不通的考生一样,革去举人功名完事,不必再单独立案审讯。然而他当场交了白卷,大大激怒了更年轻也更气盛的顺治皇帝,要深究之前南京乡试时有没有通弊嫌疑。问题是这位吴兆骞是名满天下的才子,任谁都不会怀疑他会靠作弊中举。最初,人人都以为吴兆骞最多不过被除名,最后还是无罪释放,但偏偏有好事之徒在这个时候踩了他一脚。

  之前曾经提到过江南有慎交社和同声社门户恩怨之争,主持慎交社的吴兆骞曾与同声社重要成员王长发有隙,王长发见吴兆骞被逮,趁机落井下石,挟嫌诬告。这就是后来吴兆骞父吴晋锡所说的“不意仇人一纸谤书,遂使天下才人,忽罹奇祸,投荒万里,骨肉分离”(《归来草堂尺牍》),以及吴兆骞子吴桭臣所称的“讵知变起萧墙,以风影之谈,横被诬陷,致使家门倾覆,颠沛流离”(《宁古塔纪略》)。当时得宠的北方大臣刘正宗“与慎交水火”(《清诗纪事》),也趁机在其中兴风作浪。不过,尽管有王长发的告状,有刘正宗的暗中支持,刑部审到最后,结论还是“审无情弊”,于是将吴兆骞与之前被告有通弊的七名举人关在一起,打算最后革除功名了事。

  顺治十五年(1658)十一月,距离江南乡试作弊案案发一年后,刑部将审实的结果上报顺治皇帝,奏请将正主考方猷斩首,副主考钱开宗处以绞刑,同考官叶楚槐等人流配尚阳堡,被告八名举人并吴兆骞革去举人功名。处置结果是比照之前的顺天闱科场案。

  不料,在顺天闱案中还网开一面的顺治皇帝看到结果后大发雷霆,不但下旨将主考和副主考立即正法,而且将该场乡试所有同考官共十八人(其中卢铸鼎已死)均处绞刑,妻子家产抄没入官。已经死去的同考官卢铸鼎也没有放过,其妻子家产也籍没入官。同时将方章钺、吴兆骞等八人革去举人,责打四十大板后,流徙宁古塔,不但家产俱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也令流徙宁古塔。

  对于在逃的举人程度渊,顺治皇帝也不能容忍有漏网之鱼,责成两江总督郎廷佐和漕运总督亢得时尽快抓捕程度渊,倘若抓不到,郎廷佐和亢得时二人就有受贿作弊、有意买放的嫌疑,必须受罚。此谕一下,郎廷佐、亢得时后悔不该报上在逃的程度渊之名,但事已至此,只得出动兵马,全力缉捕了。程度渊后来被抓获,也一样被流放。

  顺治皇帝突然一反常态,如此苛刻严厉,这其中自然有深刻的背景。其时,抗清势力郑成功在厦门大练水军,活动频繁,隐隐有北上之意。而江南不少反清志士闻风而动,大有里应外合之势。这还只是外忧。其内,红颜知己董鄂妃一病不起,尽管顺治皇帝多方抚慰,承诺一旦董鄂妃再生一子,一定立其为太子,但董鄂妃的病情还是一日一日地沉重。而最令顺治皇帝烦躁的还是宫中四处充满了幸灾乐祸且不怀好意的目光,包括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在内。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内心虚弱的顺治皇帝决意大开杀戒,拿江南科考案来立威。不仅相关案犯受到了严厉处罚,刑部尚书图海、白元谦,侍郎吴喇禅、杜立德等人也被顺治皇帝迁怒,被认为审理江南科考案玩忽职守,冠以“谳狱疏忽”的罪名,予以革职或降级的处分。

  至此,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在涉及南北党争、江南社事之争、清廷有意打压江南士子兼之宫廷内部争斗的复杂背景下,最终以许多人的家破人亡落下了帷幕。

  但丁酉科场案还没有就此结束,南北闱科考案案发后,弹劾考官成了时髦之举。刑科给事中朱绍凤弹劾河南正、副主考黄、丁澎用墨笔填改考生笔迹,违反了考场规定,礼部也发现山东同考官袁英等人违犯成例而提出纠举,另有举报陕西考官唐赓尧批改试卷时也有违法行为。对这些官员,顺治皇帝只是给以了革职的处理,没有牵连其家属,更足以说明其在江南科场案中大举屠刀,是刻意针对江南士子。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三,吴兆骞、方章钺以及方章钺的父亲方拱乾、兄长方玄成等一干人被同时押送起行,踏上了前往流放地宁古塔的艰难历程。

  宁古塔比之前顺天科考案犯的流放地尚阳堡更远。尚阳堡(一作上阳堡)在今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满语称为台尼堪(“尼堪”是满人对汉人的称谓)。宁古塔在今黑龙江宁安县内,清初其地尚未开化,行人皆视为畏途。罪犯徙居尚阳堡,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命。而徙居宁古塔的罪犯,有的走至半路即被虎狼所食,或被野人所吃,得生者甚少。当时,只有谋逆大罪中的相关人犯才流徙宁古塔。可以说,被判流放宁古塔,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正因为如此,江南士林魁首吴伟业听说吴兆骞被流放宁古塔后,自知再无相见之日,写下了一首堪称绝唱的《悲歌赠吴季子》: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魂销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辞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觚。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譬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吴季子即吴兆骞。吴伟业为人谨小慎微,一向很少出言过激,但此诗不但对吴兆骞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还饱含悲愤之情,寓意极深——可以说,吴伟业已经看清了清廷大兴科场案的真正用意。

  

  按照顺治皇帝的谕旨,吴兆骞的父母、兄弟、妻子都该受到牵连,被一同流放。但朝中尚有不少人同情吴兆骞的遭遇,设法为他开脱,因而他的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得以留在关内,其妻葛采真也被允许暂缓出关。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而方章钺一家数十口人(方章钺出塞时,幼弟方奕箴因年少免于出塞,三哥方育盛与四哥方膏茂则于次年夏始抵宁古塔)均受到牵连,一同被流放。

  吴兆骞因“审无情弊”遭此大罪,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平白遭此大祸的他心情奇差,这可以从他《出关》一诗中窥出一斑:

  边楼回首削嶙峋,筚篥喧喧驿骑尘。

  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

  云阴不散黄龙雪,柳色初开紫塞春。

  姜女石前频驻马,傍关犹是汉家人。

  [清兵入关后,对它的“龙兴之地”辽东地区(今东北)实行了特殊的保护政策——“封禁”,即以山海关为限,严禁关内人出关进入辽东。这种“封禁”政策大约持续了二百年左右。但自清廷定鼎于北京后,大部分丁壮人口都跟随八旗官兵移驻京师,造成了关外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因而被流配到关外的人生活都十分艰苦。]

  

  一行人三月出发,当年七月十一日才抵达极北苦寒之地宁古塔。有种说法,此地即为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被囚禁的五国城。这里没有房屋庐舍,当地人都是掘地为屋居住。且天气极为严寒,寒风如刀,一直要到五月,地面才解冻可锄,须立即种下蔬菜,六七月便要采食,不然一到白露即枯,到寒露时节,根都要烂腐。

  刚到宁古塔之时,吴兆骞身无分文,生活异常艰辛。他经常独坐柴门,用斧子敲击冰块,然后用冰水煮稗子而食。幸好得到难友方拱乾的关照,“解衣推食,得免饥寒”。吴兆骞由此与方拱乾父子成为患难之交,经常“商榷图史,酬唱诗歌”,“谈诗论史,每至夜分”。这些所谓的流人写下了大量诗歌,成为黑龙江地区最早的诗集之一。

  就在吴兆骞、方章钺被押往宁古塔之时,南方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郑成功称招讨大元帅,率十七万水路大军在崇明岛登陆,开始北伐。一路上清兵不堪一击,望风瓦解。在内地反清志士的引导和帮助下,郑成功军很快攻破瓜州,并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及其所属诸县。六月二十六日,郑成功部前锋已至南京。七月十二日,郑成功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连营八十三处,将南京团团围困。

  消息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吓得六神无主,打算退位逃回关外,外厉内荏的本性暴露无遗。被母亲孝庄太后指着鼻子一番痛骂后,歇斯底里的顺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剑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驾亲征。孝庄太后急忙派众大臣谏阻,顺治皇帝这才没有再闹。

  十分可惜的是,郑成功围住南京后,自以为破城只在旦夕,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释戈开宴,纵情娱乐,致使战机延误,战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南京的两江总督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郑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却积极备战。七月二十三日,郑军将士上下张乐歌舞,饮酒卸甲,为郑成功庆祝生日。郎廷佐趁机派军出击,大败郑军。郑军溃退,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成功败出江南后,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清廷的荼毒。清廷出动人马,在扬州、镇江、苏州、绍兴等地大肆逮捕曾经拥护和支持郑成功的人,数千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清初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绅,情节严重的被斩首,如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曾多次与郑成功私通信息,被处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郑成功退出江南、张煌言孤军无援而陷入仓皇失措时,亲到张煌言军中劝其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也被清廷杀害。情节轻的,也被发配宁古塔为流人。

  可叹的是,正是这些流人一手创建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关东文化。宁古塔是清朝入关前后黑龙江一带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文化贫乏落后,到顺治十二年(1655)时,此地依然汉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书籍。后来清廷大量发配汉人到此为奴,流人带来了大量书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凉的宁古塔变得活跃起来。在流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公推为吴兆骞。他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等,在流人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

  流人还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吴兆骞到宁古塔不久,便与方拱乾联袂同游“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吴兆骞曾写《天东小纪》一文,方拱乾则写有《游东京旧址》等诗,记述宁古塔风物、古迹以及所闻所见,成为宝贵的史料。方拱乾后来根据其在宁古塔的见闻,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一书。其中分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部分,是黑龙江第一部风物志。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正值清廷在江南大兴“海狱”之时,董鄂妃病死。顺治皇帝痛不欲生,开始沉迷于释道。当年九月,他请僧人茆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孝庄太后屡劝不止,以烧死茆溪森为威胁,才迫使顺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但顺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亲信太监吴良辅代替自己出家。三个月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于养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间多怀疑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时年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并颁诏大赦天下。大赦令下后,被流放的盐商之子程度渊由于在京师认捐钟鼓楼,获准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设法筹集了一笔钱,认修京师前门城楼工程,于是一家人就此赎归赦还。

  [不过,方家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继方拱乾举家流放后,其孙与曾孙两代又因文字之祸再次被流放宁古塔。方氏赦归后,方拱乾长子方玄成曾到云南、贵州游历,刚好遇到吴三桂反清,因拒绝接受吴三桂所授官职,被黔抚曹申吉拘留。方玄成假装癫狂发疯,才找机会逃掉。返回江南后,追记在滇黔所见所闻,撰成《滇黔纪闻》一书,内记南明诸多史事。后来方玄成同乡——著名学者戴名世著《南山集》一书,书中关于南明永历朝事多引自《滇黔纪闻》。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皇帝下令有司严查审明,结果发现《南山集》中用了南明年号,清廷由此大兴文字狱。戴名世被斩首;方玄成当时已死,也被开棺戮尸,方孝标之子方登峰并其妻、子方式济一齐发配卜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免予治罪,入旗;出钱刊刻《南山集》的龙云锷、方正玉也被流放。方式济所著《龙沙纪略》一书,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是《方舆书》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方式济的儿子方观承每年都徒步出关探望父亲、祖父,因此而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后来竟然因为阅历官至直隶总督,成为乾隆一朝不经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大吏的极少数汉人之一。]

  方家人走后,吴兆骞的生活更加孤苦艰难。他感慨自己的身世,写下“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之句,由此更加思念江南的故乡,殊不知江南已经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鳌拜等顾命大臣崇尚武治,对江南士民的态度较之顺治皇帝更为激烈。

  先是顺治十八年(1661)春,庄廷私著明史案发。庄廷,浙江乌程(今湖州市)南浔镇人,出身一个巨富而知书的家庭。入清以后,庄廷趁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桢一门败落之际,以银千两将朱国桢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购得,并广聘名士,增补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史辑略》,未及刻印,庄廷就于顺治十二年病故。其父庄允城费时五年,于顺治十七年冬将书刻成,刊行于世。由于书中有诋毁贬斥清朝的文字,如称清太祖为建州都督,直呼努尔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书其年号,相反,于南明隆武、永历则大书特书等等,因而书刊行后,不断有好事之徒前来恐吓,借以勒索钱财。当时归安县知县吴之荣罢官居家,欲通过索诈而偿还八万两赃款以复官。事情不成后,他便指使前任浙江粮道李廷枢向湖州知府陈永命告发此事。不料,陈永命早已接受了庄允城数千金的贿赂,拒不审理。吴之荣恼羞成怒下,将购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廷得悉消息后,遂兴大狱。凡刊刻、参校、藏书、售书者,以及失职之官吏,均株连治罪。此案牵连极广,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后了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初三日,江南“奏销案”起。清军南下时,在江南遭到过激烈的抵抗,是以对江南之地征收的赋税格外重,以苏州、松江等府为最。即使是鱼米之乡,也经不起苛捐杂税的反复折腾,因此往往是旧赋未清,而新赋已近。仅两江总督郎廷佐上任后,在校阅赋籍时,发现江南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已经多达四百余万。但清朝廷因战事频仍,财政窘急,多次严颁催征积欠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了逃避责任,造了一份名册,上面列着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溧阳县绅钤之“抗粮”不交者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要求朝廷按名单严提究拟。清朝廷看到名册后,批示道:“绅钤抗粮,殊为可恶。”经刑部察议后,决定现任官降二级调用,士绅黜革,衙役照章治罪。于是,四府一县之士绅被黜籍者达万余人,被逮者也有三千人,得免者寥寥无几。整个江南为之震动。顺治十六年(1659)的进士第三名(探花)叶方霭,仅因欠银一厘即被黜免,因此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

  [叶方霭,江苏苏州昆山人,与吴兆骞同科中举。之后也被押到北京参加了瀛台复试,不过他顺利通过了考试。]

  但久居关外的吴兆骞并不知道这些。他久戍思归,也渴望能够像方家人一样用钱赎归,但一来赎归要等机会,二来他被流放前,家产已经全被抄没,彻底破产,要筹到巨金,实在是难事。幸好到了康熙二年(1663),他的妻子葛采真和妹妹吴文柔从苏州千里迢迢赶到关外探亲,带来极大的安慰。葛采真来时“携来二三婢仆,并小有资斧”,吴兆骞的生活这才稍有改善。次年,葛采真生下一子,取名吴桭臣。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吴兆骞得到了启示,他开始了授徒生涯,专教那些流人子弟读书写字,并与后来发配到宁古塔的张缙彦等人结成“七子之会”,吟诗作对,互相唱和,穷困愁苦的生活“亦饶有佳况”。

  [顺治十七年(1660),工部侍郎张缙彦刊刻了《无声戏》一书,其中“不死英雄”一句,被清廷认为是煽惑人心、交结党类。张缙彦由此被革职,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当地少数民族子弟也赶来向他求学。当地人懂得了读书的好处后,开始以文人为贵,对流放的监生、生员统称为“官人”;见到流人,凡骑马者必下马,行路的则滚道边,不荷戈的老人则匐伏在地,等流人过去才起身行走,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康熙十三年(1674)秋,清巴海将军聘请吴兆骞为书记兼教席(家庭教师),负责教其两子读书。吴兆骞虽是奴隶身份,巴海却“待师之礼甚隆,馆金三十两”,且“每赠裘御寒”。他还跟当地满人官员副都统安珠湖,参领萨布素、穆参领、阿佐领等都交上了朋友。

  朝鲜节度使李云龙曾经因兵事路过宁古塔,听说吴兆骞的才名后,请他代写《高丽王京赋》。吴兆骞欣然执笔,数千言一挥而就。李云龙大为震撼,回国后四处传扬吴兆骞的才华,因而“其国颇以汉槎(吴兆骞)为重”。

  但吴兆骞依旧一如往昔地思念故乡,他无力自救,只能在冰天雪地的宁古塔空自徘徊感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他,他的生死之交顾贞观就是其中一个。最为难得的是,顾贞观时时刻刻都没有放弃将老友救出生天的计划,并为之付诸行动,费尽心思。

  顾贞观本是个风流倜傥、热衷交游的名士,但江南科场案发后不久,他即辞亲远游,来到京师北京。他非常清楚,要想将吴兆骞救出来,只有在京城结交攀附权贵。康熙元年(1662),顾贞观以一句“落叶满天声似雨,关卿何事不成眠”的诗名满京城,得尚书龚鼎孳和大学士魏裔介引荐,任内阁中书舍人,后掌国史馆典籍。为了营救吴兆骞,顾贞观遍求满朝权贵,并得到了翰林院编修徐乾学(顾炎武外甥)和宋德宜等人的大力相助。但前面提过清廷对待江南士子态度素来严峻激烈,单凭这些人的力量,还是不足以营救吴兆骞。

  康熙十五年(1676),顾贞观刻意到权相明珠家课馆,终于与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相识,成为至交好友。顾贞观恳请纳兰性德为援救吴兆骞出一援手。尽管纳兰性德也很仰慕吴兆骞的才气,但他深知吴兆骞被流徙一事不仅仅是有作弊嫌疑那么简单,还涉及朝廷党争和清廷对江南士子的打击等诸多背景,其中之复杂,远非顾贞观所能想象,而他素来“不干预政事”,因此没有答应。

  当时,顾贞观寓居在北京的千佛寺,大雪纷飞之时,他突然想到了远在天边的吴兆骞,不知道好友平安否?感慨之下,他挥笔写下了二首《金缕曲》:

  金缕曲(其一)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

  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兄怀袖。

  金缕曲(其二)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

  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频观首。

  文采风流,尤其词中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纳兰性德读了这两首词后,大为感动,当场声泪俱下,破例说:“古来怀念朋友、抒写友情的诗文中,以李陵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和向秀怀念亡友嵇康的《思旧赋》最为真挚深切。你的这两首词情真意切,丝毫不让前贤,可与古人鼎足而三。我答应你,一定鼎力营救吴兆骞,并当成我自己的事一样办,但你要给我十年的时间。”

  纳兰性德之父明珠当时权倾朝野,他本人又在康熙皇帝身边当侍卫,深得宠幸,但一开口竟然是以十年为期限,可见营救吴兆骞绝非易事。顾贞观则认为十年时间太长,说:“人寿能有几何,十年太长,请以五年为期。”

  纳兰性德稍作思考后,还是慨然允诺,并和了一首《金缕曲》送给顾贞观,以表明自己营救吴兆骞当义不容辞:“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外皆闲事。”顾贞观也很为纳兰性德的仗义感动,后来在写给吴兆骞的信中称赞其为人“知己之感,令人洒泪,此岂汉人中所可得者”。

  于是纳兰性德出面,求父亲明珠出力。明珠开始没有表态,让纳兰性德次日邀请顾贞观到内斋来。第二天,顾贞观如约来到。明珠有意斟了一大杯酒,对顾贞观说:“吴素负才名,又与先生莫逆,老夫愿一效绵薄。但先生素不饮酒,今日能为君友饮乎?”(《清稗类钞义侠类》)顾贞观毫不犹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明珠又说:“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请安。今日更能为君友请安者,老夫必有以报命。”顾贞观立即上前下跪请安,不稍逡巡。明珠这样饱经世故的老官僚都被顾贞观的朋友之义深深打动了,动容说:“老夫聊相戏耳,不图先生血性热肠一至于此,请放怀以待。”

  尽管有了明珠的权势,却还是困难重重。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皇帝派遣使臣正黄旗都统、内大臣武默讷和一等侍卫对秦为使臣,前往长白山致祭。纳兰性德抢先派人将消息告知吴兆骞,并作下了周密的安排。吴兆骞写下了数千言的《长白山赋》,通过武默讷和对秦献给了康熙皇帝。此赋“词极瑰丽”,且铺张扬厉,对长白山极尽渲染。长白山素来被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年青的康熙皇帝读到此赋后,大加赞赏,马上询问作者的情况,得知吴兆骞的情由后,当即就有赦免之意。然而,又有“尼之者”从中阻挠,未能成功。皇帝有意赦免,照样有“尼之者”,由此可见当初江南科场案涉及的背景是何等复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商议后,决定走方拱乾赎归的老路,筹集资金,为吴兆骞认修内务府工程,醵金赎吴。当时措赎金最踊跃者为徐乾学。愿意为吴兆骞捐钱者不在少数,辇下名流都以不参与为憾。经过各方奔走,多方斡旋,吴兆骞最终以纳二千金被赎归。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还乡诏书终于下到吴兆骞手中,纳兰性德终于实现了五年为期的承诺。此时,吴兆骞在宁古塔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当年九月二十日,吴兆骞从宁古塔起程,十一月回到京师,与顾贞观等好友相见后,“执手痛哭,真如再生”。吴兆骞回到北京当日,许多人写诗纪念。益都冯相国有诗道:“吴郎才调胜诸昆,多难方知狱吏尊。”可惜此时吴伟业已去世十年,山东诗人王士禛叹息说:“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

  吴兆骞回到京师后,留在明珠府邸中,为纳兰性德之弟揆叙、揆芳授读,以报答纳兰性德相救之恩。尽管在关外多年,吴兆骞孤傲放诞之性情不改,不久因小事与顾贞观有些嫌隙,顾贞观也不作辩解。明珠知道后,特意将吴兆骞叫到内斋。只见内斋左楹上写着:“顾某为吴某饮酒处。”右楹写着曰:“顾某为吴某屈膝处。”吴兆骞得知情由后大为惭愧,找到顾贞观,声泪俱下地说:“生死肉骨之恩,而以口舌之争辜之,兆骞非人类矣。”二人友谊从此更加亲密。

  不久后,吴兆骞返回阔别近三十年的苏州故里,离开时还是黑发青年,回来时已经是白首老翁,怎能不叫人感慨!其时,吴父、吴兄均已经去世,只有老母李氏尚在。吴兆骞即构屋三楹,读书其中。友人汪退谷题其居为“归来草堂”。

  长期在关外生活,吴兆骞已不适应江南的水土气候,他一回到故乡,就大病数月,手足肿痛,腹疾时发,苦于下泄。后来不得不到京师治病,最后病死于京师旅邸中,时年五十四岁。因家境贫困潦倒,后事由纳兰性德代为料理。

  至此,江南丁酉科场案中最传奇的人物吴兆骞最终以凄凉的结局谢世。江南丁酉科场案的最后一点余声也终于结束,但其影响却远远不止于顺治、康熙两朝。

  叁、江南辛卯科场案

  丁酉科场案自上而下,死伤无数,惩罚之严酷,牵连之广阔,为科举制建立以来所未有,确实令人心惊胆战。忽视此案背后复杂的背景不谈,顺治皇帝之屠刀大举确实对科场舞弊者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此后五十年间,没有科举大案发生。然而,科举是通往权力的门槛,给人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大,虽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记了血的教训。

  康熙五十年(1711)为辛卯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觉得天凉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还没有完全从大学士张玉书病死的伤痛中恢复过来。

  张玉书,字素存,号润甫,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时年二十岁,自此步入仕途。这一年,刚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后的五十年,张玉书亲眼见证康熙如何从一个受权臣钳制的小皇帝成长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鳌拜、平三藩、打败噶尔丹。对康熙皇帝而言,张玉书不仅仅是臣子,还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伙伴。张玉书病死后,康熙皇帝亲书挽章,又亲作挽诗,并对身边的亲信大臣说:“朕自幼读书,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来,许多大学士都以年老告辞林下怡养,朕常使人存问。凡在朝诸臣,朕待之甚厚,他们也矢忠尽力,历数十年之久,与朕同白了须发。朕念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

  实际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并不是这些同白须发的老臣的离开,而是他感到这些人辞世、告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美好的时光。从谢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确实,帝国的皇帝明显地老了,“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丧最孤独的时候,传来了本科江南乡试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来源,就是被他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闱乡试,正主考官为副都御史左必蕃,广东顺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副主考为翰林院编修赵晋,福建闽县人。二人都是京官,为康熙皇帝亲自挑选,派往江南主持乡试。

  左必蕃、赵晋二人一到南京,两江总督噶礼便亲来拜访,礼遇甚隆,令左、赵二人大感意外。

  这个噶礼来头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第四代孙,母亲还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因为这种关系,噶礼升迁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他在山西任上时,贪污了数十万两白银,并大肆收受贿赂,先后两次被人告发,被多名御史弹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护下,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升为户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两江总督。噶礼到江南上任后,为了树威及铲除异己,震慑江南汉人官吏,接连上疏弹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导致这些官员全部被罢免。苏州知府陈鹏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礼,也被弹劾罢官。噶礼还不罢休,想借文字狱除掉陈鹏年,秘密上疏说陈鹏年写的虎丘诗句中有怒气,是反诗。康熙皇帝虽然年纪大了,对噶礼的胡作非为也一直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糊涂,因而没有理睬噶礼的这道暗藏杀机的密奏。

  正因为噶礼历来狂妄自大、专横暴戾,因而当他亲自来拜访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赵晋时,令二人受宠若惊之余,也开始隐隐猜到噶礼到来的目的——这个有名的大贪官是想趁这次乡试大捞一笔!

  左必蕃为人谨慎,也颇有远见。尽管人人都知道当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礼在江南大力排除异己、结党纳贿的行为,却也派了著名清官张伯行来接任江苏巡抚。这其中显然别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这样认为的。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他出身富贵,家中相当有钱,却没有纨绔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中书舍人、山东济宁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时,正好赶上灾荒之年,他便自己从河南老家运来粮食和棉衣,赈济山东的老百姓。当时,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未经请示,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粮食赈济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布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打算上疏弹劾。张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是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这才打消了弹劾的念头。

  康熙皇帝南巡时,听说张伯行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对金钱从无染指,特予“布泽安流”的匾额,升其为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在江苏任上时,两江总督正是噶礼。张伯行不但不肯与噶礼之流同流合污,而且敢于抵制噶礼的横征暴敛,并有一句名言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张伯行受到噶礼的强烈嫉恨。后来康熙皇帝再次南巡,要求举荐德才兼备的清官。在噶礼的高压下,江南官员没有一人敢出面推举张伯行。康熙皇帝心中倒是了如明镜,叹息了半天,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既然没有人推荐,那么我来推荐他。”

  由于得到皇帝的亲自推荐,张伯行自此名声大噪。他后来从江苏任上迁福建巡抚时,江南百姓沿途相送,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夫皆知称公”。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只做了两年,很快就被重新调回江南,任江苏巡抚。江苏虽然也是两江的管辖范围,但按照清朝制度,总督和巡抚同为省级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负责,二者之间不相统属。之前,张伯行早就与噶礼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有意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显然有制衡约束噶礼的意思。尽管前一阵张伯行因被噶礼挤压,不得不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了辞官,但皇帝不是照样没准吗?这便是皇帝有心整饬江南的明证。

  左必蕃脑袋灵活,心思缜密,转念间便想通了前后的因果,眼见赵晋正与噶礼眉开眼笑地交谈,便找了个理由溜了出去。这一溜,日后保住了他一条命。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噶礼离开贡院后,赵晋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说到最后,口干舌燥的赵晋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不想参与,心里骂了一句“胆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后,尽管不断有各种买卖关节的风言风语传到左必蕃耳边,但他始终装作不知道。

  终于到了八月乡试时间。本场三场乡试的题目,头场为四书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次题为“博厚所以载物也”三句;三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一节。

  表面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直到九月初九发榜,解元为刘捷,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扬州有钱盐商及权势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举荐的吴泌,同考官山阳知县方名所举荐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苏州一千多生员在南京玄妙观集会,推举廪生丁尔戬为首,将五路财神像抬入府学,供在明伦堂孔子像旁边,表示这次乡试是“惟财是举”。还有人用纸糊住贡院匾额,改“贡院”二字为“卖完”。贡院的大门上也被人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而赵晋则胆大妄为,收受贿赂。又有人作打油诗讽刺说:“能行五者(金子、银子、珠子、绸缎、古玩)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须贡院诵高明。登山有竹书贪迹,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学者尽遭坑。”其中暗合乡试的题目。

  不过,尽管时论对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冷嘲热讽个不停,但二人毕竟是外来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后另有主谋。既然乡试的受惠者最多的是盐商子弟,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与盐务有关的官员身上。

  在清朝,制盐业是重要的官方工业,盐价和盐税收入是与田赋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财源。当时直接负责两淮盐务的是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轮管,管辖范围涉及盐场、运输、税课、稽查等。另外两江总督噶礼也于盐务上有重大责任:一是缉拿盐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销,即招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盐商向官府缴纳引税后领取盐引(一种凭证,准许持有人向官方产盐机构认领盐,属于官方垄断性资源),在指定地点买盐及销售。

  曹寅到江南任织造已经有二十年。其母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当过御前侍卫,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后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里,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盐务的肥差后,旁人均不敢问津,但自噶礼上任两江总督后,情况便有所不同。噶礼一到任,就向康熙皇帝参劾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皇帝公开查处。噶礼表面是树立清廉形象,其实是想染指肥得流油的盐务。殊不知康熙皇帝素来将曹寅当做家人,当然没有理睬噶礼的上奏,但也暗地派人告诫曹寅和李煦,必须要设法补上亏空。自此,曹寅和李煦大为收敛,反倒是噶礼开始插手盐务。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没有这个能力插手科举,那么乡试通弊中嫌疑最大的当属两江总督噶礼了。一时间,满城风雨,谣言不断。生员抬着五路财神像游街时,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蜂拥而出观看,景象蔚为大观。

  两江总督噶礼见到这般情形,当即火冒三丈,派兵将丁尔戬等十多名为首的士子拘捕,准备按诬告问罪。士子们更加群情汹汹,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江苏巡抚张伯行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第一个向康熙皇帝上疏,这便是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一幕。

  只见张伯行在奏疏中写道:“今年江南文闱,榜发之后,议论纷纷。九月二十四日,有数百人抬拥财神,直入学宫,口称科场不公,臣未敢隐匿,相应奏明。”奏疏中还对他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赵晋受贿十万两纹银,出卖举人功名;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等人通同作弊;而正主考左必蕃知情不报,有意欺瞒圣上;本年江南乡试取士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江南士子一片哗然,众怒难犯,如果不及时查办,恐怕要生大变。

  康熙皇帝看了后还未作出反应,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也到了。原来左必蕃看到事情越闹越大,担心祸及他这个正主考,日夜惶恐不安;又听说张伯行已经给朝廷上奏,生怕日后被安上个“知情不报”的罪名,也急忙上奏说明江南乡试一事。不过,他没有揭发副主考赵晋卖关节一事,当然更不敢提及两江总督噶礼,仅仅是奏道:“撤闱后闻舆论喧传,有句容知县王曰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不胜惊愕。”

  先后接到了张伯行、左必蕃的奏疏,江南乡试出了大丑闻已经是确认无疑的事情,但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顺治皇帝那样立即采取火暴的行动,而是依旧在等待。他有着多疑狡诈的天性,从不轻易相信汉人大臣的话,他还要等待另外两封密折从江南送来。

  清朝档案最机密者,当属军机处的档案,这些都是级别最高的国家机密。但自康熙皇帝开始,还有比国家机密更为机密的密折。一般的奏折,比如江苏巡抚张伯行的、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的,都是先交通政司审阅,然后再呈交皇帝。特别长的奏折还需要“贴黄”,即在黄纸上概括要点,附在奏折上一同呈交皇帝。康熙皇帝创造的“密折”制度则是专奏专闻,这种密折不必经过通政司,而是直接递到皇帝手里。折面上也不写奏者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的字样。这当然是为了防止泄密,除了皇帝本人,谁也不知道密折是谁写的,密折里面又讲了些什么。对这类奏折,康熙皇帝格外重视,均即时批复。他一度患病,右手无法动弹,但依旧不假手他人,强用左手批复密折,从不耽误。

  能够拥有奏密折权力的人,自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心腹。康熙皇帝正在苦苦等候的密折,便是来自他派在江南的密探——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曹寅的母系亲戚)。这三个人都是康熙皇帝派驻在江南的耳目,一年四季不间断向康熙呈递亲笔缮写的密折,奏报内容短小精密,大部分是关于江南地方上的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传说《红楼梦》中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就是以这三位织造为背景。巧合的是,江南辛卯科场案案发的这一年,刚好就是曹雪芹的出生年。

  果然没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折很快就来了。二人详细报告了榜发后物议沸腾、民愤难平的情况。曹寅更是密奏说:“今年文场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显然有舞弊行为,因此扬州秀才扰攘成群,将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后传闻是副主考赵晋所为,始暂停息。”

  康熙皇帝这才拍案而起,怒气冲冲地道:“我勤政爱民五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胆大妄为的奸臣贼子。若任他们这样狂妄下去,岂不是要毁掉我大清江山。”于是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审案,务必将科场案彻底查清。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传说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西征随笔》)。不过,张鹏翮自步入仕途后,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经出任江南学政。到任后,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师权贵人物亲写的“荐函”,打算来走后门,但听说张鹏翮刚正无私,最终还是“踯躅逡巡,不投而去”。当时的规定,凡呈学使报册都须交些“部科费”(手续费),但张鹏翮“两袖清风,毫无以应,人亦绝口不索”。后来回京师任职,张鹏翮为了应付说情请托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厅堂上竖了一尊关圣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门请托时,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这样清操的大臣,当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誉为“天下廉吏”。

  [张鹏翮为清初明臣,得到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嘉许,史料对其为人多褒奖有加,唯独汪景祺在其所著的《西征随笔》对张鹏翮的人品大力贬斥,说他“龌龊鄙秽,无志下材,刻薄寡恩,顽钝无耻”。汪景祺为浙江钱塘人,少负才名,因而恃才傲物,“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举人,其后两次参加会试,均未能中进士,而刚好这两次的主考官都是张鹏翮。科场失意后,汪景祺改投到当时炙手可热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下,写成《西征随笔》一书。不久,年羹尧被雍正皇帝下令赐死,汪景祺也因为《西征随笔》中有“大逆”之言被雍正所杀,家小全部被流放宁古塔,成为雍正一朝第一起文字狱的受害者。汪景祺被斩首后,头颅长悬于北京宣武门外。一直到雍正皇帝死去乾隆皇帝登基,其早已成枯骨的首级才被取下与身合葬。《西征随笔》一直为禁书,直到清末民国初期方现身于世。]

  对于两江总督噶礼,张鹏翮一点也不陌生。他之前曾受命调查噶礼举报苏州知府陈鹏年所作《重游虎丘诗》是反诗一事,当时噶礼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但张鹏翮没有理睬,照旧“按奸发状,振摘是非,无所容回”,最终的结论还是“直鹏年而曲噶礼”,证实噶礼完全是诬告。

  张鹏翮与张伯行也是老相识了。他任河道总督时,“丁忧”(清朝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官员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在家的张伯行因自发组织民众抗洪堵堤,得到张鹏翮的倾心赏识,向康熙皇帝力荐,称其“堪理河务”。正是由于张鹏翮的大力举荐,张伯行才进入了康熙皇帝的视野。

  正因为张鹏翮刚正廉洁,不畏权贵,所以凡有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总是派他去处理。对于这桩朝野瞩目的江南乡试案,张鹏翮更是众望所归,被认为定然能够秉公办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时人均认为局面对张伯行有利,而对噶礼不利,岂料事情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上谕下达的当天,张鹏翮便动身赶赴江南,一路马不停蹄。第一次会审,在扬州行辕举行,由钦差张鹏翮主审,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陪审。一切都相当顺利,没有费任何周折,副主考官赵晋便当堂供认受贿黄金三百两,同考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认徇私舞弊,将事先约好的关节“其实有”三个字卖给了程光奎、徐宗轩、吴泌等人,并将有关节之人均取中举人。钦差张鹏翮当即决定革去赵晋、王曰俞、方名一切功名,收监看管,等待皇帝的处置。

  下面是提审行贿人程光奎、吴泌。二人被带进大堂后,钦差张鹏翮听说这两名举人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于是先简单考了下二人的学识,结果吴泌连两句《三字经》都背不下来,程光奎写《百家姓》中,“赵、钱、孙、李”四个字中就错了三个,唯一写对的“钱”字也是七扭八歪,不成样子。张鹏翮愤慨至极,一拍桌子,怒问道:“你们到底行贿多少买来这举人功名?快从实招来。”程光奎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吓得立即招供说:“小人出了黄金十五锭,每锭二十两,一共是三百两。”吴泌马上也跟着承认自己行贿了三百两黄金。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程光奎和吴泌各出三百两黄金,一共是六百两,可副主考官赵晋供认只收到三百两黄金,另外的三百两到哪里去了呢?追问之下,吴泌供出他的三百两黄金是托前任安徽巡抚叶九思的家人李奇代转的,这三百两到底给了谁,只有李奇知道。

  李奇当即被拘到了堂上,一见到现场钦差高坐,督抚各坐一边,差役环伺,顿时吓得战战兢兢,一经喝问,便立即交代另外三百两黄金贿款交给了泾县知县陈天立,由他代转给两江总督噶礼。此言一出,全场愕然。

  噶礼首先跳了出来,下令将李奇拖下去乱棍打死。张伯行立即出面制止,坚持继续审讯李奇,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噶礼暴跳如雷,一定要对证人用刑,并极力阻挠再审下去。堂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眼见督抚之间剑拔弩张,一个要打,一个不准打,差役们也不知所措。最后还是钦差张鹏翮站出来宣布暂且将李奇收监,押后再审,然后下令退堂,一场闹剧才就此结束。

  一审结束,通同作弊的大后台两江总督噶礼已经浮出水面。钦差张鹏翮应该立即将实情上奏康熙皇帝,但一向刚正的他却在此时犹豫了起来。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张懋诚,次子张懋龄,均工诗,但张懋龄因为娶山松衍圣公孔毓圻(孔子六十七世孙)之女为妻而名气更大。当时其长子张懋诚任安徽怀宁知县,刚好归两江总督管辖。噶礼一度派人威胁张鹏翮,扬言要对张懋诚下毒手。

  张鹏翮爱子心切,心有顾虑下,又考虑到清朝历来扬满抑汉,在汉大臣与满大臣的相争中,从来就是以汉大臣惨败而告终,更何况噶礼还与康熙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最终决定偏袒噶礼一方。他不但不据实上报,还微服私访张伯行,劝说道:“噶礼是封疆大吏,又是皇上信赖的大臣,事情万一闹大,皇上的面子过不去,我们都不好交代。这件事,还是就这么算了吧。”张伯行却义正词严地回答道:“钦差一向有清正廉洁、执法如山的名誉,切不能因为个人恩怨袒护权臣。如此一来,天下将无正义可伸,上负天子爱才之心,下屈壮士报国之志。我不能赞成息事宁人的态度。”

  张鹏翮虽然心有惭愧之意,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抹下面子,竭力劝说张伯行让步,就此结案停审了事。孰料张伯行也是个牛脾气,坚决不肯屈服。二人就此不欢而散。

  几天后,两道加急奏折先后送到康熙皇帝案前:第一道是江苏巡抚张伯行弹劾两江总督噶礼的。说外间舆论盛传总督噶礼与监临、提调各官暗中受贿而鬻卖举人头衔。又传说事情败露后,总督噶礼勒索银五十万两。对噶礼的种种不法行为,张伯行痛心疾首:“督臣忍负皇上隆恩,擅作威福,卖官卖法,复卖举人,贪残暴横,恶贯满盈,只缘权势赫奕,莫敢撄其锋以贾祸。仰祈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借,承审之官,亦无瞻顾,庶几真情得出,国法得伸。”(《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请求皇帝立即将噶礼解任审查。第二道则是噶礼弹劾张伯行的。声称张伯行阴谋诬陷,有意败坏总督名声。又因为当时刚刚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的文字狱,举报《南山集》在苏州(江苏巡抚驻在苏州)刊刻,张伯行知情不报,且与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交好,甚至有意包庇。又罗织了其他多项罪名,指责张伯行玩忽职守。

  康熙皇帝看到奏疏后大怒,认为督抚互参有失大臣体统,下令将噶礼和张伯行二人一并免职,责令钦差大臣张鹏翮会同漕运总督赫寿再审。清朝漕督衙门设在淮安(黄河、运河交会之处,漕运咽喉之地,今江苏淮安),赫寿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从淮安起程,坐船经大运河赶往扬州。

  总督和巡抚均是地方最高长官,即所谓的封疆大吏,督抚互相攻讦弹劾是朝廷大事,而江南更是朝廷的财赋重地。督抚互参一经传出,一时间成为轰动天下的大奇闻。这场科场案的审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贪官和廉吏之间的较量。朝臣也各有立场,本来简单的科场案立即牵扯上了朋党之争和满汉之争,局势开始复杂化。

  《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噶礼和张伯行奉旨革职、于行辕对簿完毕后,二人出门时因相争不下,继而大打出手。噶礼身材雄壮,张伯行也是高大魁梧,噶礼最终被张伯行踢了一脚,“踣于地而滚”。

  远在京师的康熙皇帝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江南的发展,密令曹寅和李熙多方打探。几天后,江宁织造曹寅的密折送到,其中说:“臣留心打听张鹏翮与赫寿所审吴泌、程光奎之事。吴泌买举,只追问李奇夫妻金子下落,意在就李奇撞木钟,以结吴泌之事。程光奎只认夹带,以结程光奎之事。至于左必蕃、赵晋二人及房考等,俱未细问。众论以为张鹏翮外则调停总督抚院了结此案,而本意则不欲重伤主考、房考,以塞科甲侥幸之路。赫寿亦因循可否,以观成败。总督噶礼实无包揽卖举之事,护庇叶九思(前任安徽巡抚)事或有之。解任之后,虽有人众保留,皆以下官吏粉饰曲全,殊无真爱戴之者。巡抚张伯行实因粮道参处,自己亦诖误调用,当封印之际,预闻京信,两下纷争,以有此疏,欲复噶礼之仇,亦非为科场持公起见也。解任之后,亦有人众保留,率多秀才,亦皆以下官吏粉饰曲全,殊无真爱戴之者。众人议论,皆云江南百姓蒙天恩视如赤子,屡免钱粮,时加抚恤,督抚二臣不体贴圣衷,安静保护,徒博虚名,各为己私,互起朋党,殊无大臣之体。张鹏翮身为大臣,理宜秉公持正,力决是非,而反周旋主考、房考,曲全两造,迁延时日,不能无私。自去年至今,已经四月,每日吊开单审,并不对口,并不再问程光奎之事,只审吴泌一案,并不问主考、房考如何字眼关节,只问原出首撞岁(钟)之人。目下闻光棍李奇当审鞫之际,颇多放肆之语,谓众人合谋,将金子诬陷于彼,以脱安抚藩司,蔓延无辜,总无断决。两江官吏,俱集扬州听审,地方辽阔,数月之久,未必不误事宜。”(《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大致的意思是说:张鹏翮没有用心审案,只关注考生个人代笔、夹带之事,而不愿意触及主考官与江南官员收贿舞弊内幕;噶礼在乡试案中是清白的;张伯行是挟怨报复噶礼,并非为科场公平起见;督抚互参,不过是以此结党营私,各博虚名而已。

  曹寅先祖本为汉人,但自其祖父起,身份摇身变为清朝贵族的包衣(奴仆),隶属于正白旗。基本上,他的奏折能代表当时满人的态度。

  康熙皇帝看到密折后,与王公大臣谈论说:“噶礼有办事之才,用心缉拿贼盗,然其操守则不可保。张伯行为人老成,操守廉洁,然盗劫伊衙门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拿。”又说:“据张伯行参疏云,噶礼得银五十万两,未必全实,亦未必全虚。即噶礼所参张伯行之事,亦必有两、三款是实。”(《清圣祖实录》)实际上是将噶礼、张伯行各打了五十大板,噶礼的乡试贪污案也被有意说成了互参案,这就为江南乡试案的最后结果定下了基调。

  扬州这边,钦差大臣张鹏翮与漕运总督赫寿听到皇帝的口风后,断定圣上认为噶礼是能臣,即使操守有亏,也是真小人;而张伯行则是庸臣,表面虽然清正,却是个伪君子。最关键的是,前面那位是满人,后面那位是汉人。

  再次开审时,审讯官已经与第一次大不相同:多了一位钦差赫寿,却少了三位督抚——噶礼、张伯行已经被免职,安徽巡抚梁世勋则每日在公馆静坐养病,也不再参与同审。赫寿刚刚由侍郎升为漕运总督,一切依旧以张鹏翮为主导。表面上,这二审倒也轰轰烈烈,当审问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时,还动了大刑。不过正如曹寅所说,张鹏翮最终的目的还是想两面调停、草率完结而已。

  没过几天,关键证人泾县知县陈天立突然上吊自杀。他上吊后,被看守官通判发现了,及时救下,于是没死成。第二天,看守官将情况禀告张鹏翮、赫寿二人。张鹏翮竟然说:“陈天立不过是吓唬人,不要理他。”结果,三天后的五更时分,陈天立在床上自缢而死。张鹏翮、赫寿二人假模假式地还发文书给安徽巡抚梁世勋(泾县属于安徽),要他追查陈天立的死因。陈天立家属却坚决地报称是因为病发而自缢,并无人逼勒灭口。

  而另一个重要证人李奇竟然被判立即充军新疆,于押解途中染病身死,并有当地县衙的文书为证。

  不管陈天立是自杀还是他杀,李奇是病死还是被害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死无对证的局面,一切对噶礼不利的证据都消除了。但江南士民人心不服,开始聚众闹事。有人在闹市传唱歌颂张伯行的歌谣,四处张贴揭帖,到各衙门投递呈文,要求张伯行留任。也有人贴出文章为噶礼抱不平,并将噶礼大门用砖石堵住,不准他交还总督印信。双方支持者你来我往,煞是热闹。

  曹寅将陈天立自杀一事密奏康熙皇帝后,康熙皇帝朱批道:“众论瞒不得,京中亦纷纷议论,以为笑谭。审事也不是这样审的理,但江南合省都甚没趣了,想比(必)满洲恨不得离开这差才好。”于是密令安徽巡抚梁世勋暗中调查陈天立的死因。几天后,安徽巡抚梁世勋汇报说,江南刑狱官员,上自臬司,下至州县提点刑狱,均为噶礼亲信,封锁消息密不透风,证人陈天立之死因难以查明。言下已经暗示噶礼与证人之死脱不了干系。

  不久,张鹏翮、赫寿二次审案的结果就出来了:科场一案,副主考官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及所取士子吴泌、程光奎交通关节,夤缘贿卖,应按科场舞弊律论罪;张伯行生性多疑,随便“诬告”噶礼,造成江南人心浮动,应当撤职,拟徒准赎;噶礼与张伯行“互参”,有失体统,应降一级留任。

  这个调查结果与康熙皇帝之前的基调完全一致,除了对张伯行稍微严厉了些,其余的处理差不多正是他想要的。然而,就在他要下令结案的时候,突然出了一点意外。康熙皇帝到后宫去给孝惠章皇太后(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问安时,刚好遇到了他的乳母——也就是噶礼的亲生母亲。康熙皇帝一时感慨,询问噶礼到底与张伯行有何个人私怨。不料噶礼母深明大义,不但揭发了噶礼贪污受贿的行为,还主动替张伯行辩护。噶礼母的态度对康熙皇帝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后来很是动容地说:“其(噶礼)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啸卒杂录》)

  此时,曹寅的密奏再次送到,说“此案亦有未妥,人心不能悦服”,张鹏翮如此潦草了局,在江南声名大损,人人说其糊涂徇私,而其人竟然不等案情了结,便已经动身前往福建,导致扬州民心不定,议论纷纷。康熙皇帝感到如果按照二审的结论结案,尤其是只处置清名在外的张伯行,而放任胡作非为的噶礼,实在难以向江南民众交代,于是下诏斥责张鹏翮等人“掩饰和解,瞻徇定议”,下令撤换张鹏翮、赫寿,而改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往江南,令其务必严加审明。

  到了这个时候,前往江南的钦差要调查的重点已经不是科场案,而是督抚互参案。康熙皇帝的本意,只要保全张伯行,大致处罚一下噶礼,令江南人心稳定下来就了事了。然而,穆和伦、张廷枢却没有弄清“圣意”,也不愿意得罪噶礼和两位前任钦差。二人一到江南,不但不立即问案,还立即派人前去找张伯行说和,以噶礼“党众”为由,劝他向噶礼低头。但张伯行却依旧坚持己见,给了两位新钦差一个大钉子。

  两位新钦差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大做表面文章——一连十几天,轮流提审科场案的人犯,煞是热闹,大有要明察秋毫、伸张正义之意。但结果一出来,还是叫人大失所望。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场案案发一年后,穆和伦、张廷枢将三审结论奏上:主考左必蕃纵容舞弊,革职查办;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贿判斩立决;程光奎、吴泌等生员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拟绞或枷责;两江总督噶礼卖举无迹,但审案不力,该受切责;江苏巡抚张伯行捕风捉影,诬劾朝廷重臣,当革职论处;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实”,免议。

  这一次的结果可谓煞费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开处置赵晋、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实据的考官、举子,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气。看起来,似乎比前任钦差要厉害得多,但在互参案上,一如他们的前任张鹏翮所奏,称噶礼与舞弊案无关,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皆虚”。

  已经被免职的张伯行倒是依旧无所畏惧,又上了一道奏折,说:“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我张伯行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陛下再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审的结论和张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叹,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多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但他也知道科场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满汉大臣之争,即使再追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没有应张伯行的要求再派钦差审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伦等所审的结果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审。

  四审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见相关官员,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议奏的结果是:噶礼、张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协恭,互相讦参,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礼著革职,免于严查深究,由漕运总督赫寿接任两江总督;张伯行著革职,但留任江苏巡抚。这样,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最终以互参案了结。

  而本已经被从轻处理的噶礼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恼怒母亲曾经在皇帝面前替张伯行说话,与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勾结,暗中在母亲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亲。东窗事发后,被怒其不争的康熙皇帝赐令上吊自尽,色勒奇、干都也被斩首。

  又传说噶礼自尽时向监绞官行贿,因此还没有气绝就被放下来装入了棺材。噶礼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时日,实在不耐烦了,便开口问道:“我可以出来了吧?”谁知道监绞官还没有走,棺材周围还有一些人,看到噶礼突然坐起来,无不骇然。监绞官生怕受贿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将噶礼劈倒,连同棺材一起烧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场案中最后处置结果下达。相关人物安徽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副主考赵晋,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山阳知县方名斩立决;举人吴泌、程光奎,合谋者俞继祖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职;请人代笔者徐宗轼、夹带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责。

  然而,奇事还没有结束。赵晋在处斩的头一天,忽然在狱中病死。一时间,谣言哄传。有人说赵晋是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赵晋好友王式丹杀死一名乞丐,将尸体藏在肩舆(轿子)中,入狱探望时偷梁换柱,以死丐冒充赵晋,而赵晋本人则攀着绳子逃出大狱;还有人说那具尸体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张大。

  张伯行听说后赶来验尸,发现尸体确实不是赵晋,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说:“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康熙皇帝曾经命张伯行等人在苏州审讯王式丹,株连多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赵晋逃走后,“通缉多年无获”,最后连王式丹也被无罪释放。

  求取功名的科场素来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场,布满了荆棘。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江南辛卯科场案在经历一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落下了帷幕,虽然许多隐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过,比较而言,康熙辛卯科场案远不及顺治丁酉科场案那般腥风血雨,这也正是时局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已经走向稳定的标志。

  肆、顺天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外有帝国列强虎视眈眈。

  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内乱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大沽之战。无能的清廷在外国侵略者枪炮的威胁下,签订了《天津条约》。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瑗珲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战火纷飞。清廷为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了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困,率部奋力与清军血战,清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淫、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书》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书》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姓名和来历。红角儿如实回答道:“小的这朋友是满人,名叫平龄,素娴曲调,经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誉满京城,也开始赚包银了。”端华听了大笑,也没当回事儿,转身就将此事当笑话讲给了众宾客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刚好肃顺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寿宴结束后,肃顺开始暗中调查平龄。平龄为镶白旗人,酷爱戏曲,本人戏也唱得不错,经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为京城的名伶。当时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声名噪动京城,平龄号称“赛松林”,可见其名头之响。但戏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平龄此人素来不学无术,却能得中乡试第七名,实在令人起疑。

  当时肃顺一党忙着与柏葰争权,肃顺感觉这是个搞垮柏葰的大好机会,决意利用这次科举的岔子大做文章。于是,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一样,戊午科场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当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给咸丰皇帝,指出本年顺天闱乡试有舞弊行为,共有四件科场违规事发生:“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尤其揭发了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咸丰皇帝正沉迷于圆明园“四春”(四名美貌的汉人女子)的美色当中,但孟传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态严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此案。主审者载垣和端华刚好是柏葰的死对头,由此兴起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科举案。

  [清朝初年,顺治皇帝生母孝庄皇太后为了保证满人的血统,下令后宫禁止“小脚女子”(即汉女)入内。咸丰皇帝喜欢汉女,但不敢违背祖训,所以将汉女安置在圆明园。四春后为懿贵妃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嫉恨,被诬为“内侍匿小脚妇女”,借口执行祖训杀死。此事也成为咸丰皇帝逐渐疏远防范懿贵妃的由头。]

  平龄先被逮捕,但在审问时,支吾不清,不肯交代。案子还没审清,没两天,他便莫名其妙地“瘐死”在了大狱之中。平龄的答卷被重新调出来审查,发现其墨卷(考生原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誊录生誊录出的副本)内有七个错谬之处被改过。追查之下,同考官邹石麟被迫承认朱卷是他所改,他以为错别字是誊录生誊录时的笔误,所以才代为改正。

  载垣等人将审理平龄的结果上奏后,咸丰皇帝很愤慨在自己眼皮下还能发生这样的事,于是下令复查全部试卷。

  当年十月二十日,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人的严密监视下,刑部尚书赵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湘系经世派代表人物,后入曾国藩幕僚,与曾国藩是儿女亲家)等人在圆明园重新勘查了全部试卷,最终发现有五十多本试卷也应讯办查议。

  其中,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的试卷,竟然有三百多个错别字。咸丰皇帝听说后,惊讶无比,立即派太监到礼部取得试卷,亲眼看到后才不得不信。他立即召罗鸿禩到南书房复试,复试的文题是“不亦乐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暗有讥讽揶揄之意。监考官则是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阅卷官是兵部尚书陈孚恩。复试结果,罗鸿禩的答卷“疵蒙谬累”,罗氏“通关节”中举的作弊行为一览无遗,当即被逮捕下刑部大狱。余怒未消的皇帝还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将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等候进一步的处理。

  肃顺从罗鸿禩入手,追查到他与同考官浦安交通关节一事,又将浦安逮捕审讯,整个过程遂真相大白。原来,罗鸿禩参加顺天乡试前,托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代为通关节,李鹤龄便求助其同年进士、本届乡试同考官浦安。浦安便与罗鸿禩约好了关节暗号。阅卷时,浦安找到了带有暗记的罗鸿禩的试卷,便推荐给主考官柏葰。柏葰看到这本试卷错误百出,便让亲信家丁靳祥去告诉浦安,此本试卷不符合中试条件。

  当时柏葰年老,许多事情都交给家丁靳祥处理。靳祥其人天资聪慧,知书达理,柏葰对其十分信任,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于是浦安竭力向靳祥恳求,并说其房中中试者只此一本。靳祥答应为浦安出头,力说柏葰不如顺水推舟,卖个人情给浦安。柏葰果然听从了靳祥之言,抽出了本已中试的刘成忠试卷,换成了罗鸿禩的试卷。

  后来榜发,罗鸿禩果然由浦安推荐得中正榜,如愿以偿。他前去答谢浦安时,浦安告诉他说:“其实你还要多谢一个人,他就是柏中堂(柏葰)的门丁靳祥。你能够中试,多亏靳君之力。”于是,罗鸿禩送了十六两银子给柏葰,表示感谢。另有五百两银子给中间人李鹤龄,李鹤龄留下二百两,将剩下的三百两转送给了浦安。

  肃顺审清来龙去脉后欣喜若狂,立即迫令柏葰交出关键证人靳祥。此时靳祥已经陪同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柏葰之侄)离开京城。听到风声后,靳祥立即出逃,结果在陕西潼关被陕西巡抚曾望颜拿获,押解回北京归案。不过,靳祥不久后就病死在刑部大狱中。据说他是有意自杀,以求死无对证,意在保住老主人柏葰。然而,在肃顺的威逼下,浦安和李鹤龄如实交代了主考官柏葰的受托情节,有无靳祥的供词已经不重要了。柏葰被立即逮捕,交给刑部监禁。

  柏葰本已经是正一品大员,荣华富贵都已经是囊中之物,仅仅因为听信家丁一言,收了十六两银子,便引来此等大祸,身败名裂,晚节不保,自然是追悔莫及。虽说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渎职而已,算不上受贿,但也自知与肃顺一党素来不睦,对手历来视自己“如鲠在喉,不除不快”,好不容易有此机会,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但至多也不过是流配新疆而已。昔日和珅罪大恶极,最后也只是被赐自尽,自己仅失察之罪,不过褫职而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吧。柏葰一边这般安慰自己,一边吩咐家人收拾好远行的行李。

  

  咸丰九年(1859)二月十三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大臣联衔上奏,将案情作了详细汇报,奏疏上对柏葰的处置是“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

  当日,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如何处置柏葰。柏葰在朝为官三十余年,老成宿望,资历很深,咸丰皇帝有意询问群臣说:“柏葰有无屈抑?”其实是感念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且已经老迈,打算从轻发落,只要有大臣站出来“乞恩”求情,皇帝便可顺水推舟。但肃顺果断敢为,“治事严刻”,好用重典,之前曾力主杀死和谈不成的宗室耆英。群臣畏惧肃顺一党的势力,竟然无人敢回答皇帝的话。而肃顺本人又及时站出来,大讲了一通“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的道理,要求立即将柏葰正法。咸丰皇帝便不再坚持,准肃顺所请,同意将柏葰“斩立决”。

  可怜柏葰素有宽厚谨慎之名,以为至多不过是流放的结果,却等来了斩首的命令。清朝自立国以来二百余年,从无公开处斩宰相之例。此举如同晴天霹雳,不但令柏葰本人震惊,也令朝野侧目。

  午后三时,柏葰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行刑,由户部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赵光监斩。肃顺看到柏葰的囚车到来后,喜笑颜开地迎上前去,说:“七哥来早。”(《清稗类钞》)然后立即升座,催促用刑。柏葰被立即斩首,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也被同时斩决。擅改朱卷的同考官邹石麟被革职,永不叙用。副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则被革职,未及一年,旋复起用。

  当时,柏葰朝中同僚、门生、故吏不但不敢为其求情,甚至没有一人到刑场奠别。刑部尚书赵光还庆幸地说:“此次科场之案,未令刑部会审,予幸以为幸焉。”可见朝野对肃顺一党畏惧到何等地步。只有时在江南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胜保自军中上疏,为柏葰求情,其中有“罗网弥天,衣冠扫地”之语,暗指柏葰为肃顺所陷害。肃顺与胜保遂成死敌。但胜保远在前线,且统领重兵,肃顺也无法轻易加害。后来肃顺一党与慈禧太后争权,胜保迫不及待地倒向慈禧太后一边,在铲除肃顺一党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柏葰不仅是终清一朝唯一一名因科场案被处死的一品大学士,也是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因科场舞弊而被处死的职位级别最高的官员。

  柏葰等四人被杀,戊午科场案并未就此终结,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之前,同考官浦安曾经供称他听说副主考程庭桂收过很多请托者递送的条子,并在后来烧毁了这些条子。程庭桂由此被逮捕审讯。程庭桂供认乡试开始后,他的儿子程炳采接到过几个人的条子,因为这些条子的来头都不小,程炳采无法拒绝,于是收了下来,并让家人胡升给程庭桂送食物时,将条子黏在食物盂下,带进了贡院。递条子的人,包括李旦华(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潘祖同(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敦俨(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等人,分别为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恩贡生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等人请托。不过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等人都未能中试,因而程庭桂在事后将条子烧毁。

  程炳采被逮捕后,除了承认其父程庭桂供称的递条子的人外,又招出一个重要情节,他还接到过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送的条子。但程庭桂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条子。原来家人胡升在送陈景彦的条子入考场时,被监场御史发现。监场御史见事涉兵部尚书陈孚恩,于是将条子藏了起来。

  条子一事涉及众多大臣之子,事态顿时严重起来。这再一次说明,科场舞弊案的发生,其本质始终是权力和利益相勾结的产物。因为儿子陈景彦牵涉入内,负责审理此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不得不奏请回避,并自请严议。因陈孚恩与肃顺关系极好,咸丰皇帝倒没有计较,反而命他继续秉公审理此案。

  由于请托之人李旦华和考生谢森墀、熊元培在科场案发后均已经逃回江苏原籍,刑部不得不派人前去追捕,此案一直拖到咸丰九年(1859)七月才审结。肃顺等人拟将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斩首。咸丰皇帝念及程庭桂是两朝老臣,不忍将他们父子一起处死,于是法外开恩,只将程炳采处斩,程庭桂则发配军台效力。

  程炳采被押赴刑场时,由于心中不服,向围观的路人哭诉道:“吾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庸庵笔记》)闻者皆为之挥泪。

  案中的请托者七人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免死发配新疆。不久又允准李旦华等人捐输赎罪。陈孚恩、潘曾莹、潘铎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其他办理科场不善的官员也依例作了处理,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戊午科场案至此结束。

  戊午科场案并非人为罗织的冤狱,跟之前的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比起来,案情显然没有前两件科场案那样清浊难分,而且打击面和牵连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闻连坐,家属亦未长流”,涉案官员的家属均没有受到牵连。之所以惊世骇俗,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案,就因为最后斩了首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柏葰。而导致柏葰被杀的关键人物,则是之后声名鹊起、煊赫一时的肃顺。

  不过,若是就此认为肃顺在此案中一心为公,意在整顿弊政,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年后的恩科会试,肃顺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肃门五君子之一)坐上状元位,不惜以身犯险。殿试前,肃顺千方百计打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其中“纱窗宿斗牛”出自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一诗。肃顺立即将题目告诉了高心夔,让他连夜做准备。第二天,果然是这个题目。而在场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题的出处。高心夔大喜过望,自以为成竹在胸,状元已经是囊中之物,匆匆写成后,立即出场来找肃顺报喜。肃顺问了他的答卷内容后,跌足连叫道:“完了!完了!”原来,高心夔一时疏忽,诗作押错了韵,而一旦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后发榜结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终未能当成进士。

  对肃顺而言,穷究戊午科场案,虽然意在铲除政敌,有“倾轧”之实,但也确实起到了扭转颓风之效,此后,“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持续三十余年没有科场弊窦行为。

  戊午科场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清朝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虽然自开创者努尔哈赤起便一直奋发图强,但论其实力,远远不足以横扫天下,最后能够入主中原,实在是机缘巧合所致。如此弱势的一个民族,在侥幸下轻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统治着数量、经济、文化水平均远胜自己千百倍的汉族,居高临下之时又是何等战战兢兢。这既是终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国开始便对汉人防范警惕极严的关键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务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贵族,汉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过充当随声附和的工具,且受到严密的监视。一直到嘉庆朝以后,各地起义频发,中央集权受到冲击,清朝贵族垄断朝政的局面才开始破冰,汉人大臣在朝廷的实际职权才有所增强。肃顺出身宗室,却是一个另类,其见识、阅人的眼光均是满人中的佼佼者。他历来轻视满人,重视汉人,认为只有汉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场案力杀柏葰一事而声震朝野,成为公认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嚣张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汉人、以汉制汉的策略得以顺利推行。正是由于肃顺的大力推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于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戊午科场案也被视为晚清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戊午科场案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肃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败往往就潜伏在胜利底下,而肃顺“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戊午科场案扬刀立威后,肃顺加大了整饬吏治的力度,雷厉风行,持法严厉,令大臣谈其为之色变。但其时吏治昏庸腐败,已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肃顺如此严厉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面树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辅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野心勃勃,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他五大臣或革职或遣,肃顺亲党陈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肃顺被砍头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丢掉脑袋的菜市口。

  肃顺垮台后,朝中便有人想为柏葰翻案。慈禧太后素来痛恨肃顺,却也不敢轻易答应,只是谕令礼、刑两部对戊午科场案重新进行核查。经过反复权衡后,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上谕,只说当初肃顺等人擅作威福,因与柏葰平日挟有私仇,便借科场案之际,“以牵连蒙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责任,只不过量刑有点重,为柏葰奏请昭雪的官员未免措辞失当;又念及柏葰为两朝重臣,且办事勤慎,赐柏葰之子柏钟濂四品卿衔;之前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则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议”的罪名,降级调用;率先揭发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御史孟传金也饱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

  戊午科场案后,直到清朝灭亡,再无大的科举案发生。不过,科场弊端并未就此结束。每到考试前,递条子、通关节依然成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为递条子而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时任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绍兴老家丁忧。当年刚好是大比之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刚好是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谊为儿子和几个本族子弟通关节。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决定在半路拦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赶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达苏州,停靠在阊门码头。早已经在苏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顺拿着一封写有关节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殷如璋。陶阿顺到达码头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交谈。莽撞的陶阿顺便擅自将名帖信函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后,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领神会,因周锡恩在场,不便立即拆看。而岸边的陶阿顺等了许久后,依然不见回音,不耐烦起来,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起来:“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事情由此败露。殷如璋不敢隐瞒,当即将书信连同陶阿顺送到苏州府审讯。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则被逮捕入狱,判“斩监候”(死刑缓期)。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周家反复用钱上下打点,周福清在死缓八年后,终于被释放,但周家也从此衰败。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重臣联衔奏请停止科举。清廷经过考虑后,接受了呈请,下令废止科举。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场积弊也随之而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