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甲图〕

  孟子讲性善,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我讲厚黑学,说:“小儿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走近来,就用手推他打他。”这两种说法,岂不是极端相反吗?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我们下细观察,即知小儿一切动作,都是以我为本位,各种现象,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将母亲与己身比较,小儿更爱己身,故将母亲口中糕饼取出,放入自己口中。母亲是怀抱我、乳哺我的人,拿母亲与哥哥比较,母亲与我更接近,故更爱母亲。大点的时候,与哥哥朝夕一处玩耍,有时遇着邻人,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更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外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之规律,其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相像的。我们把他绘出来,如甲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是人心的现象,我们详加玩索,就觉得这种现象很像讲堂上试验的磁场一般。距磁石越近的地方,铁屑越多,可见人的情感与磁力相像。我们从甲图研究,即知我说的小儿抢母亲口中糕饼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原是一贯的事,俱是以我字为出发点,性善说与厚黑学就可贯通为一。

  上面所绘甲图,是否真确,我们可再设法证明:假如暮春三月的时候,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去游玩,走至山明水秀的地方,心中觉得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戚然不乐,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与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们心中很替落花悲戚,对于碎石不甚动念,这是甚么缘故?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对于落花更觉关情。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那种声音,入耳惊心骤闻之下,就会把悲感落花之心移向犬方而去了。这是甚么缘故?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自然会起同情心。我们游毕归来,途中见一只犬拦住一个行人,狂跳狂吠,那人持杖乱击,人犬相争,难解难分,我们看见,总是帮人的忙,不会帮犬的忙。因为犬是兽类,那人与我同是人类,对乎人的感情,当然不同。假如我们回来,一进门就有人来对我说:某个友人,因为某事,与人发生绝大冲突,胜负未分,我就很替这个友人关心,希望他得胜。虽然同是人类,因为有交情的关系,不知不觉就偏重在我的友人方面去了。我把朋友邀入室中,促膝谈心,正在尔我忘情的时候,陡然房子倒下来,我们心中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防卫自己,第二个念头,才顾及友人。我们把各种事实、各种念头、汇合扰来,搜求他的规律,即知每起一念,都是以我字为中心点,我们步步追寻,层层剥剔,逼到尽头处,那个我字,即赤裸裸的现出来了。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凡有两个物体,同时出现于我的面前,我无须计较,无须安排,心中自然会有亲疏远近之分。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终不外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我们把它绘出图来,如乙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它的现象仍与磁场一般。我们绘这乙图,是舍去了甲图的境界,凭空另设一个境界,乃绘出之图与中图无异,可知甲图是合理的,乙图也是合理的。这两个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既是与磁场相像,与地心引力相像,即可说心理变化不外力学公例。

  孟子讲性善,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前已绘图证明,是发源于为我之心,根本上与厚黑学相通。他第二个证据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细细推求,仍是发源于为我之心,仍与厚黑学相通。兹说明如下: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自己畏死的表现。假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陡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个现象,即是怵惕。这是因为各人都有畏死的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会把畏死的念头放大,化我身为被追的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就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先有怵惕,后有恻隐,是天然的顺序,不是人力安排的。由此可知:恻隐是从怵惕生出来的,莫得怵惕,就不会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发源于我字。

  乙图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我们把他绘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我当然对孺子表同情,不能对井表同情。有了第一圈的我,才有第二圈的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将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我也认为不要紧的事,不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也认为不要紧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莫得我,即莫得孺子,莫行怵惕,即莫得恻隐,道理本是极明白的。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看见怵惕心能放大而为恻隐心,就叫人把恻隐心再放大起来,扩充到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就生出宋儒的误会。宋儒言性,从恻隐二字讲起走,舍去怵惕二字不讲,成了有恻隐无怵惕,知有第二圈子孺子,不知有第一圈之我。宋儒学说,许多迂曲难通,其病根就在这一点。

  我们把甲乙两图详加玩味,就可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甲图是层层放大,由我而亲,而兄,而邻人,而本省人,而本国人,而外国人,其路线是由内向外,越放越大。孟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利用他,创为性善说。所以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推恩足以保四海。”力劝人把圈子放大点。孟子喜言诗,诗是宣畅人的性情,含有利导的意思。乙图是层层缩小,由石而花,而犬,而人,而友,而我,其路线是由外向内,越缩越小。荀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制止他,创为性恶说。所以他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说:“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人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生怕人把圈子缩小了。荀子习于礼,礼是范围人的行为,含有制裁的意思。甲乙两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甲图是离心力现象,乙图是向心力现象。从力学方面说,两种现象俱不错,即可说孟荀二人的说法俱不错。无奈他二人俱是各说一面,我们把甲乙二图一看,孟荀异同之点就可了然了。事情本是一样,不过各人的看法不同罢了。我们详玩甲乙二圈,就可把厚黑学的基础寻出来。

  王阳明讲的致良知,是从性善说生出来的。我讲的厚黑学,是从性恶说生出来的。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我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此两说何以会极端相反呢?因为同是一事,可以说是性善之表现,也可说是性恶之表现。举例言之:假如有个友人来会我,辞去不久,仆人来报道:“刚才那个友人,出门去就与人打架角孽,已被警察将双方捉去了。”我听了,就异常关心,立命人去探听。听说警察判友人无罪,把对方关起了,我就很欢喜。倘判对方无罪,把友人关起,我就很忧闷。请问我这种心理,究竟是善是恶?假如我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与人相争,与你毫无关系,你愿你的朋友胜,不愿他败,这种爱友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所谓博施济众,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谓民胞物与,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就须把他扩充起来。”假如我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是人,和他打驾的也是人,人与人相争,你不考察是非曲直,只是愿友胜不愿友败;这种自私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扰乱世界和平的根苗。日本以武力占据东北四省,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墨索里尼用飞机轰炸阿比西尼亚,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即须把他制伏下去。”我们试看上面的说法,两边都有道理,却又极端相反,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要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只消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此心愿友得胜,即是第二圈。请问这第二圈,是大是小呢?孟子寻个我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小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大圈。荀子寻个人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大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小圈。孟子以为第二圈是第一圈放大而成,其路线是向人字方面扩张出去,故断定人之性善。荀子以为第二圈是由第三圈缩小而成,其路线是向我字方面收缩拢来,故断定人之性恶。其实第二圈始终只有那么大,并未改变。单独画一个圈,不能断他是大是小;单独一种爱友之心,不能断他是善是恶。画了一圈之后,再在内面或外面画一圈,才有大小之可言。因爱友而做出的事,妨害他人或不妨害他人,才有善恶之可言。

  愿友胜不愿友败之心理,是一种天然现象,乃人类之通性,不能断他是善是恶,只看如何应用就是了。本此心理,可做出相亲相爱之事,也可做出相争相夺之事,犹之我们在纸上画了一圈之后,可以在内面画一小圈,也可以在外面画一大圈。孟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张开点,在外面画一个较大之圈。荀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收拢点,在内面画一个较小之圈。若问他二人的理由,孟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小圈放大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放大,在外面画一个更大之圈。”荀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大圈缩小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缩小,在内面画一个更小之圈。”这些说法,真可算无谓之争。

  我发表厚黑学后,继续研究,民国九年,创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并绘出甲乙二图,因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带有点诡辩的性质。同时悟得:我民国元年讲的厚黑学,和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也带有点诡辩的性质。甚么是诡辩呢?把整个的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说得条条有理,是之谓诡辩。战国策士,游说人主,即是用的此种方法。其时,坚白异同之说甚盛,孟荀生当其时,染得有点此种气习,读者切不可为其所愚。我是厚黑先生,不是道学先生,所以我肯说真话。

  力有离心、向心两种现象,人的心理也有这两种现象。孟荀二人,各见一种,各执一词。甲乙两图,都与力学公例不悖,故孟荀两说,能够对峙二千余年,各不相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孟荀两说就可合而为一了。孟荀两说合并,就成为告子的说法。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任从何方面考察,他这个说法都是对的。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可说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裁取半面以立说,成为性善说。遗下了半面,荀子取以立论,就成为性恶说。因为各有一半的真理,故两说可以并存。又因为只占得真理之一半,故两说互相攻击。

  有孟子之性善说,就有荀子之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与之对抗。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把良知二字讲得头头是道。李宗吾说:“小孩见着母亲口中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近前,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我把厚黑二字也讲得头头是道。有人呼我为教主,我何敢当?我在学术界,只取得与阳明对等的位置罢了。不过阳明在孔庙中配享,吃冷猪肉,我将来只好另建厚黑庙,以廖大圣人和王简恒、雷民心诸人配享。

  我的厚黑学,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何以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訾议呢?因为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心相喻,不许揭穿,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算是一种公例。我每向人讲厚黑学,只消连讲两三点钟,听者大都津津有味,说道:“我平日也这样想,不过莫有拿出来讲。”请问:心中既这样想,为甚么不拿出来讲呢?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例支配的原故。我赤裸裸的揭穿出来,是违反了公例,当然为社会不许可。

  社会上何以会生出这种公例呢?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龄?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人们的习性,既是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例。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后来因为他言性恶,把他请出来,打脱了冷猪肉,就是受了这种公例的制裁。于是乎程朱派的人,遂高坐孔庙中,大吃其冷猪肉。

  《孟子》书上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逐出孔庙也宜哉。呜呼!李厚黑,真名教罪人也!

  近人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说:“荀子在周末,倡性恶说,后儒非之者多,绝于一人左袒之者,历一千九百余年,俞曲园独毅然赞同之……我同主张性恶说者,古今只有荀俞二氏。”云云。俞曲园是经学大师,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他著的性说上下二篇,若存若亡,可以说中国言性恶之书,除荀子而外,几乎莫有了。箴言为举世所厌闻,故敢于直说的人,绝无仅有。

  滔滔天下,皆是讳疾忌医的人,所以敢于言性恶者,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非舍得牺牲者不能。荀子牺牲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才敢于言性恶。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才敢于讲厚黑学。将来建厚黑庙时,定要在后面与荀子修一个启圣殿,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每年春秋二祭,也吃吃冷猪肉。

  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我说:诚然,惟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药也。药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当说道:“你的议论,很痛快。”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针之灸之,才觉得痛;针灸后,全体畅适,才觉得快。

  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甚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

  我不知过去生中,与孔子有何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我们两家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与孔子讲和好了。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换言之,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即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千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

  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医界就哗然,说他违反了公例,把他逐出医业公会,把招牌与他下了,药铺与他关了。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叫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这是自荀子而后,二千多年,都莫得这种医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

  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诧异道:“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体,何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言之,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话。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即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

  告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言之?请问水之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例?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

  阳明曰:“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之言心言性者,因为体不可见,故只就用上言之,因为性不可见,故只就情上言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就情上言之。也即是就用上言之。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据情之善。因以断定性之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发生问题,故阳明易之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即用也,即情也。阳明的学力,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

  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

  厚黑丛话卷四

  【成都《华西日报》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两月前成都某报总编辑对我说:“某君在宴会席上说道:李宗吾做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把孔子的面子太伤了,我当著一文痛驳之。”静待至今,寂然无闻,究竟我那篇文字,对于孔子的面子,伤莫有伤,尚待讨论,原文于民国十六年载入拙著《宗吾臆谈》内,某君或许只听人谈及,未曾见过,故无从着笔。兹特重揭报端,凡想打倒厚黑教主者,快快的联合起来。原文如下:

  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之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我要表明我思想之过程,不妨把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底稿早不知抛往何处,只把大意写出来。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出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生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拚命去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肯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每人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义,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是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字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士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还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惟有关羽死了过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东西,就会改变形象,带绿色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绿色,带黄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黄色。周秦诸子,创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变形象,恰与他的学说符合。

  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腓无肱,胫无毛,忧其黔首,颜色黎墨,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韩非子说:“禹朝诸侯于会稽,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俨然是恂恂懦者,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读魏晋以后禅让文,他的行径,又与曹丕、刘裕诸人相似。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是个狐狸精,仿佛是《聊斋》上的公子书生。说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又说他治水的时候,驱遣神怪,又有点像《西游记》上的孙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据著者的眼光看来,他始而忘亲事仇,继而夺仇人的天下,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他这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可以了然了。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

  我做了一本《厚黑学》,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又逆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合的,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尽都是天理流行,惟精惟一,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上的人心,与三代下的人心,成为两截了,岂不是很奇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像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留老子一人,说他是个圣人,老子推崇的黄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黄帝的心,也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黄帝而后,人心就不古了,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杀兄。我那本《厚黑学》,直可逆推到尧舜禹而止。三代上的人心,三代下的人心,就融成为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而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成了御赐的圣人,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与管商申韩的书,一齐成为异端,束诸高阁,不过遇着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王制、月令并列。人心惟危十六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内,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奥妙了。后世讲道学的人,一定会向道德经中,玄牝之门,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种种名词,互相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是(著者按:后来我偶翻太玄经,见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词,惟理牝欲牝的名词,我还未看见)。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纪》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

  古来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清世宗呼允为阿其那,允为塞思赫,翻译出来,是猪狗二字。这个猪狗的父亲是圣人,哥哥是圣人,侄儿也是圣人。鸱猪狗,会与圣人错杂而生,圣人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

  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忤不假,只怕“以至仁伐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圣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消,惟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非薄汤武,司马昭也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此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时,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达尔文诸人,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有人违反了他们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批评,如果我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我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蹉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达尔文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录天下: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智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智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以上就是《我对圣人之怀疑》的原文。这原是我满清未年的思想,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刊入《宗吾臆谈》内。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会发明厚黑学。此文同《厚黑学》,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坏工作。自民国九年著《心理与力学》起,以后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设工作。而《心理与力学》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

  民国九年,我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又绘出甲乙两图,以后一切议论,都以之为出发点。批评他人的学说,就以之为基础,合得到这个方式的,我就说他对,合不到的,我就说他不对。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事万物。我也自知不脱我见,但我开这间铺子,是用的这把尺子,不能不向众人声明。

  我们试就甲乙两图,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孟子讲“差等之爱”,层层放大,是很合天然现象的,便他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类话,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对于第一圈之我,则浑而不言。杨子主张为我,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论。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两家都不知: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孟言性善,荀言性恶,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我们只用“扩其为我之心”一语,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

  孟子言“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悯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性,能因自己畏死,就会悯人之死,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因教人再扩大之,推至于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又未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提出来讨论,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

  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怵惕扩大即为恻隐,利己扩大即为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节,恻隐是第二节。孟子的学说,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发叶。荀子的学说,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以致生不出第二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各有见地,宋儒扬孟而抑荀,未免不对。我解释厚黑经,曾经“汉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杀建成、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

  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阳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人有为我之天性,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又说:“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个我,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是对时君而言,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绝壁,另寻飞空鸟道来走。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词。孟子讲学,不脱我字;宋儒讲学,舍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话,极近人情;宋儒的话,不近人情。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舍去了我字。韩昌黎里操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很为叹赏,这也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未能彻底研究,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读史管见》读之,处处可见。

  孟子的学说,不脱我字,所以敢于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敢于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敢于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儒的学说,舍去我字,不得不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宋儒创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甚至有身蹈危阶,练习不动心,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于是“去人欲,存天理”变成了“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怵惕为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样会有恻隐?何以故呢?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圆心也,圆心既无,圆形安有?怵惕既无,恻隐安有?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安坐轿中,漠然不动。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三十万,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吕希哲的轿夫,张魏公的部下,当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未免显违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会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往往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学说,才有这样的主张。把他学说的出发点寻出了,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⑴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⑵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⑶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亲。

  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忘了第三种,故创性善说。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故创性恶说。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隐指第三种现象;又用义理之性四字,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人的性只有一个,宋儒又要顾孟子,又要顾事实,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越讲得精微,越不清。

  孟子创性善说,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荀子创性恶说,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主张设法制裁,使不至为害人类。譬诸治水,孟子说水性向下,主张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时,诗者宣导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说也。荀子说水会旁溢,主张筑堤,免得漂没人畜。荀子喜言礼,礼者约束人之行止,此筑堤之说也。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我们如奉告子之说,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

  苏东坡作《荀卿论》,以为: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很为诧异,其实不足怪。荀卿以为人之性恶,当用礼以制裁之。其门人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以制止轨外的行动。李斯与韩非同门,故其政见相同。我们提出性恶二字,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原是一贯的事。所以说:要批评他人的政见,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论古人,俱有卓见,独于这篇文字,未免说外行话。

  学问是进化的,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孟子只看见前两种,故倡善性说;荀子生在孟子之后,看见第三种,故倡性恶说;宋儒生在更后,看得更清楚,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故倡物欲说。这物欲二字,是从《礼记》上“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两句话生出来的。物者何?母亲口中糕饼是也。感于物而动,即是看见糕饼,即伸手去抢也。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真算特识。所以朱子注孟子,敢于说:“以事理考之,程子较孟子为密。”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发明了一个气字,说道:“论性不论气不备。”问:“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气为之也,气质之性为之也。”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惜乎不能贯通为一。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

  宋儒造出物欲的名词之后,自己细思之,还是有点不妥,何也?小儿见母亲口中糕饼,伸手去抢,可说感于物而动,但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时只有赤裸裸一个怵惕之心,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忽然不见,这是甚么道理呢?要说是物欲出现,而此时并无所谓物,于是又把物欲二字改为人欲。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欲,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我心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也是人欲,在宋儒之意,提出人欲二字,就可把二者贯通为一了。他们这种组织法,很像八股中做截搭题的手笔。我辈生当今日,把天理人欲物欲气质等字念熟了,以为吾人心性中,果有这些东西,殊不知这些名词,是宋儒平空杜撰的。著者是八股先生出身,才把他们的手笔看得出来。

  宋儒又见伪古文尚书上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语,故又以人心二字替代人欲,以道心二字替代天理。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何以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故。因为凡人必有这种天性,故生下地才会吃乳,井在我面前,才不会跳下去。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换言之,即是人若无此种心,世界上即不会有人。道理本是对的,无奈这种说法,已经侵入荀子学说范围去了。据阎百诗考证:人心惟危十六字,是撰伪古文尚书者,窃取荀子之语,故曰侵入荀子范围。因为宇宙真理,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俱见得到,荀子见得到,朱子也见得到,故不知不觉与之相合。无如朱子一心一意,想上继孟子道统,研究出来的道理,虽与荀子暗合,仍攻之遗余力,无非是门户之见而已。

  细绎朱子之意,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心,爱亲敬兄是道心,人心是气,是人欲,道心是性,是天理,人心是形气之私,道心是性命之正。这些五花八门的名词,真把人闹得头闷眼花。奉劝读者,与其读宋元明清学案,不如读厚黑学,详玩甲乙二图,则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也,爱亲敬兄也,均可一以贯之,把天人理气等字一扫而空,岂不大快!

  最可笑者,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驱使,唯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意,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总而言之,宋儒有了性善说横亘胸中,又不愿抹煞事实,故创出的学说,无在非迂曲难通。此《厚黑丛话》之所以以不得不作也。予岂好讲厚黑哉,予不得已也。

  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害天理。王阳明传习录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皆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误点指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宋明诸儒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即是剜肉做疮的工作。其学说之不能餍服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以上一段,是从拙作《社会问题之商榷》第三章“人性善恶之研究”中录出来的,我当日深疑阳明讲学极为圆通,处处打成一片,何至会把天理、人欲歧而为二,近阅《龙溪语录》所载“天泉证道记”,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今既是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把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由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忿然作色,正是恐增门人躐等之弊。传习录是阳明早年的门人所记,故其教法如此。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的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时时勤拂拭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本来无一物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录》所讲的道理,几与六祖坛经无异,成了殊途同归,何也?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所见,是相同的。

  就真正的道理来说,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二说相合,即成为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样与荀子学说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请问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吗?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天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50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中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吗?

  性善说与性恶说,既可合而为一,则王阳明之致良知,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即可合而为一。人问:怎么可合为一?我说: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厚黑经》曰:“大好色终身慕少艾。”孟子曰:“五十而慕父母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厚黑经》曰:“八百岁而慕少艾者,予于彭祖见之矣。”爱亲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好色也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用致良知的方法,能把孩提爱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父母。同时就可把少壮好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少艾。昔人说:王学末流之弊,至于荡检逾闲,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把厚黑学致出来的原故。

  依宋儒之意,孩提爱亲,是性命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真是穿凿附会。其实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饮我食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其心理原是一贯的,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为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故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少壮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于是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主张,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个口,则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个口,则可以漂房舍,杀人畜。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装食物。我们把他制为碗盏好了。这个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生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自今观之,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以为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之谓性”章曰:“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原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绘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合理。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一切说法,离开生存立论,所以才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怪话。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说,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出诸伪古文尚书,作伪者系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的说法,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又要顾事实,又要回护孟子,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也。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告子不知何许人,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与告子之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之交谊,平日辨疑析难,互相质证。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交谊之深可想。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胸,左袒孟子,力诋告子为异端,而其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必引告子为同调,而斥程朱为叛徒也。

  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全是从需要生出来的。孩提所需者食也,故慕饮我食我之父母;少壮所需者色也,故慕能满色欲之少艾与妻子,出仕所需者功名也,君为功名所自出,故慕君。需要者目的物也,亦即所谓目标,目标一定,则只知向之而趋,旁的事物,是不管的。目标在功名,则吴起可以杀其妻,汉高祖可以分父之羹,乐羊子可以食子之羹。目标在父母,则郭巨可以埋儿,姜诗可以出妻,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尸。目标在色欲,则齐襄公可以淫其妹,卫宣公可以纳其媳,晋献公可以父妾。著者认为:人的天性,既是这样,所以性善性恶问题,我们无须多所争辩,负有领导国人之责者,只须确定目标,纠正国人的目标就是了。我国现在的大患,在列强,压迫,故当提出列强为目标,手有指,指列强,口有道,道列强,使全国人之视线集中在这一点。于是乎吴起也、汉高祖也、乐羊子也、郭巨也、姜诗也、伍子胥也、齐襄公也、卫宣公也、晋献公也,一一向目标而趋。救国之道,如是而已。全国四万万人,有四万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列强。根根力线,挺然特立,此种主义,可名之曰“合力主义”,而其要点。则从人人思想独立开始。

  有人问我道:“你既自称厚黑教主,当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据你说:你不懂外国文,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译本,你也不看,像你这样的孤陋寡闻,怎么够得上称教主?”我说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不惟西洋译本未读过,连西洋这个名词,都未听过,怎样会称至圣先师?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打来烧了,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立即登报取消。我再问:西洋希腊三哲,不惟连他们西洋大哲学家康德诸人的书一本未读过,并且恐怕现在英法德美诸国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怎么会称西洋圣人?更奇者:释迦佛,中国字、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中国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个都不知道,他之孤陋寡闻,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居然在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这又是甚么道理?吁,诸君休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建立厚黑哲学,我行我是,固不暇同诸君哓哓置辩也。”

  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生平所知者,八股而已。常常有人向我说道:“可惜你不懂科学,所以你种种说法,不合科学规律。”我说:“我在讲八股,你怎么同我讲起科学来了?”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学家不懂八股,一切著作,全不合八股义法。我把达尔文的《种源论》,斯密士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评八股之法评之,每书上面,大批二字,曰:“不通”……

  天下文章之不通,至八股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不谓西洋科学家文章之不通,乃百倍于中国之八股。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酿出来的。因为达尔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世界才会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我国过去廿四年,才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才会组织不健全。人问:“这部书也不通,那部书也不通,要甚么书才通?”我说:“只有厚黑学,大通而特通。”

  幸哉!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也!如果我懂了科学,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地喊:“达尔文圣人也,斯密士圣人也,孟德斯鸠圣人也,墨索里尼,希特勒,无一非圣人也。”怎么会写《厚黑丛话》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这《厚黑丛话》为新刑律,把古之达尔文、斯密士、孟德斯鸠,今之墨索里尼、希特,一一处以枪毙,而后国际上、经济上、政治上,乃有曙光之可言。

  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如李宗吾一类人是也。如果把西洋科学家,达尔文诸人的学说研究好了,立即要“尸骨成山,血水成河”。等我把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再来怀疑西洋圣人。

  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者,得力处全在不肯读书,不惟西洋译本不喜读,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凡与我相熟的朋友,都晓得我的脾气,无论甚么书,抓着就看,先把序看了,或只看首几页,或从末尾倒起看,或随在中间乱翻来看,或跳几页看,略知书中大意就是了。如认为有趣味的几句,我就细细的反复咀嚼,于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到别个地方去了。无论甚么高深的哲学书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视之,都是一样读法。

  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种,一为宇宙自然的书,二为我脑中固有的书,三为古今人所著的书。我辈当以第一种、第二种融合读之,至于第三种,不过借以引起我脑中蕴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证而已。我所需于第三种者,不过如是。中国之书,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安用疲敝精神,读西洋译本为?

  我读书的秘决,是“跑马观花”四字,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中国的花圃,马儿都跑不完,怎能说到外国?人问:“你读书既是跑马观花,何以你这《厚黑丛话》中,有时把书缝缝里细微事说得津津有味?”我说:“说了奇怪!这些细微事,一触目即刺眼。我打马飞跑时,瞥见一朵鲜艳之花,即下马细细赏玩。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书缝缝里细微事,也会跳入《厚黑丛话》中来。”

  我是懒人,懒则不肯苦心读书,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古今善用兵者,莫如项羽,七十余战,战无不胜,到了乌江,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还三战三胜。然而他学兵法,不过略知其意罢了。古今政治家,推诸葛武侯为第一,他读书也是只观大略。陶渊明在诗界中,可算第一流,他乃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反之,熟读兵书者莫如赵括,长平之役,一败涂地。读书最多者莫如刘歆,辅佐王莽,以周礼治天下,闹得天怒人怨。注《昭明文选》的李善,号称书簏,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书这个东西,等于食物一般,食所以疗饥,书所以疗愚。饮食吃多了不消化,会生病,书读多了不消化,也会作怪。越读得多,其人越愚,古今所谓书呆子是也。王安石读书不消化,新法才行不走。程伊川读书不消化,才有洛蜀之争。朱元晦读书不消化,才有庆元党案,才有朱陆之争。

  世界是进化的,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进化到项羽和诸葛武侯,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夫所谓略观大意者,必能了解大意也。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进化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而并且不好读书。将来再进化,必至一书不读,一字不识,并且无理可解。呜呼,世无慧能,斯言也,从谁印证?

  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有宇宙以来,即应该有这种典故,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人说:这类典故,古书中原有之,你书读少了,宜乎寻不出。我说: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日月,昼夜摆在面前,举目即见。既是好典故,我写《厚黑丛话》时,为甚躲在书堆中,不会跳出来?既不会跳出,即是死东西,这种死典故,要他何用!

  近日有人向我说:“你主张思想独立,讲来讲去,终逃不出孔子范围。”我说:岂但孔子,我发明厚黑学,未逃出荀子性恶说的范围;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未逃出告子“性犹湍水也”的范围;我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未逃出我家聃大公的范围;格外还有一位说法四十九年的先生,更逃不出他的范围。

  宇宙真理,明明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能够细心观察,得出的结果,俱是相同。我主张思想独立,揭出宗吾二字,以为标帜,一切道理,经我心考虑而过。认为对的即说出,不管人曾否说过。如果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了,因古人曾经说过,我就别创异说,求逃出古人范围。则是:非对古人立异,乃是对我自己立异,是为以吾叛吾,不得谓之宗吾。孔子也、荀子也、告子也、老子也、释迦也,甚至村言俗语,与夫其他等等也,合一炉而冶之,无畛域,无门户,一一以我心衡之,是谓宗吾。

  宗吾者,主见之谓也。我见为是者则是之,我见为非者则非之。前日之我以为是,今日之我以为非,则以今日之我为主。如或回护前日之我,则今日之我,为前日之我之妈,是曰奴见,非主见,仍不得谓之宗吾。

  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滔滔天下,皆周程朱张信徒也,皆达尔文诸人信徒也,一听见厚黑学三字,即破口大骂。吾因续老子之语曰:“下下士闻道则大骂,不骂不足以为道。”

  日前我同某君谈话,引了几句孔子的话。某君道:“你是讲厚黑学的,怎么讲起孔子的学说来了?”我说:从前孔子出游,马吃了农民的禾,农民把马捉住。孔子命子贡去说,把话说尽了,不肯把马退还。回见孔子,孔子命马夫去,几句话说得农民大喜,立即退还。你想:孔门中,子贡是第一个会说的,当初齐伐鲁,孔子命子贡去游说,子贡一出而却齐存鲁,破吴霸越。以这样会说的人,独无奈何农民何。其原因是子贡智识太高,说的话,农民听不入耳,马夫的智识与之相等,故一说即入。观世音曰:应以宰官身得度者,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你当过厅长,我现厅长身而说法,你口诵孔子之言,我现孔子身而说法。一般人都说:“今日的人,远不如三代以上。”果然不错。鄙人虽不才,自问可以当孔子的马夫,而民国时代的厅长,不如孔子时代的农民。

  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谈话,旁有某君警告之曰:你少同李宗谈些“谨防你把写入《厚黑丛话》!”我说:“两君放心,我这《厚黑丛话》中人物,是预备将来配享厚黑庙的,两君自问,有何功德,可以配享?你怕我把你们写入《厚黑丛话》,我正怕你们将来混入厚黑庙。”因此我写这段文字,记其事而隐其名。

  我生怕我的厚黑庙中,五花八门的人,钻些进来,闹得来如孔庙一般。我撰有敬临食谱序一篇,即表明此意,录之如下:

  我有个六十六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写入《厚黑丛话》第一卷。读者想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徕顾主,读者或许照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我诧异道:“你怎么干这个事?”他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通,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通,现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孙。”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踪所至,询之人民,你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事业。归而询知,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个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若乃尔!鄙人所长者厚黑学,故专读厚黑学,你所长者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与夫《资治通鉴》等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烹饪教师,曾分‘薰、蒸、烘、爆、烤、酱、酢、卤、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滋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

  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其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即敬临母也。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僭且滥矣。敬临撰食谱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

  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成都。

  近有某君发行某种月刊,叫我做文一篇。我说:我做则做,但有一种条件,我是专门讲厚黑学的,三句不离本行,文成直署我名,你则非刊不可。他惶然大吓,婉言辞谢。我执定非替他做不可,他没法,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读者只知我会讲厚黑学,殊不知我还会作各种散文。诸君如欲表章先德,有墓志传状等件,请我作,包管光生泉壤,绝不会蹈韩昌黎谀墓之嫌。至于作寿文,尤是我的拿手好戏,寿星老读之,必多活若干岁。君如不信,有谢慧生寿文为证。寿文曰:

  慧生谢兄,六旬大庆,自撰征文启事云:“知旧矜之而锡之以言,以纠过去六十年之失,乃所愿承。苟过爱而望其年之延,多为之辞,乃多持(慧生名)之惭且,益不可仰矣。”等语。慧生与我同乡,前此之失,惟我能纠之,若欲望其年之延,我也有妙法。故特撰此文为献。

  民国元年二三月,我在成都报上发表《厚黑学》。其时张君列五,任四川副都督,有天见着我,说道:“你疯了吗?甚么厚黑学,天天在报上登载,成都近有一伙疯子,巡警总监杨莘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刚,其他如卢锡卿、方琢章等,朝日跑来同我吵闹,我将修一疯人院,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你这个乱说大仙,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我说:“噫!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你把他认为疯子,我很替你的甑子担忧。”后来列五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之进京,他把印交了。第二天会着我,说道:“昨夜谢慧生说:‘下细想来,李宗吾那个说法,真是用得着。’”我拍案叫道:“田舍奴,我岂妄哉!疯子的话,都听得吗?好倒好,只是甑子已经倒了。今当临别赠言,我告诉你两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哪知他信道不笃,后在天津织袜,被袁世凯逮京枪毙。他在天牢内坐了几个月,不知五更梦醒之时,会想及四川李疯子的学说否?宣布死刑时,列五神色夷然,负手旁立,作微笑状。同刑某君,呼冤忿骂。列五呼之曰:“某君!不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大约列五此时,大梦已醒,知道今日之死,实系违反疯子学说所致。

  同学雷君铁崖,留学日本,卖文为活,满肚皮不合时宜,满清末年跑在西湖白云寺去做和尚。反正时,任孙总统秘书,未几辞职。作诗云:“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竽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他对时事非常愤懑,在上海,曾语某君云:“你回去告诉李宗吾,叫他厚黑学少讲些。”旋得疯癫病,终日抱一酒瓶,逢人即乱说,常常独自一人,倒卧街中,人事不省。警察看见,把他弄回,时愈时发,民国九年竟死。我这种学说,正是医他那种病的妙药,他不惟不照方服药,反痛诋医生,其死也宜哉!

  列五、铁崖,均系慧生兄好友,渠二人反对我的学说,结果如此。独慧生知道,疯子的学说,用得着,居然活了六十岁。倘循着这条路走去,就再活六十岁也是很可能的。我发明厚黑学二十余年,私淑弟子遍天下,尽都轰轰烈烈,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偏偏同我讲学的几个朋友,列五、铁崖而外,如廖君绪初、杨君泽溥、王君简恒、谢君绶青、张君荔丹,对于吾道,均茫无所得,先后憔悴忧伤以死。慧生于吾道似乎有明了的认识了,独不解何以蛰居海上,寂然无闻?得非过我门而不入我室耶?然因其略窥涯,亦获享此高寿,足征吾道至大,其用至妙,进之可以干惊天动地的事业,退之亦可延年益寿。今者远隔数千里,不获登堂拜祝,谨献此文,为慧生兄庆,兼为吾党劝。想慧生兄读之,当亦掀髯大笑,满饮数觞也。

  民国二十四年元月,弟宗吾拜撰。

  后来我在重庆,遇着慧生侄又华新自上海归来,说道:“家叔见此文,非常高兴,说道:‘李先生说我,还要再活六十岁,那个时候,你们都八九十岁了,恐怕还活我不赢!’”子章骷髅不过愈疟疾而已,陈琳檄文不过愈头风而已,我的学说,直能延年益寿。诸君试买一本读读,比吃红色补丸、参茸卫生丸,功效何啻万倍!

  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我在成都会着一人,瘦而长,问其姓名,为隆昌黄容九。他问了我的姓名,而现惊愕色,说道:“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我想: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吾道,一定研究有得,深为之庆幸。民三下半年,我在中坝省立第二中校,列五由天津致我一信,历叙近况及织袜情形,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与他为难,中有云:“复不肯,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我读了,失惊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不久,即闻被逮入京。此信我已裱作手卷,请名人题跋,以为信道不笃者戒。

  列五是民国四年一月七日在天津被逮,三月四日在北京枪毙,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我这疯子的徽号,最初是他喊起的。诸君旁观者清,请批评一下:“究竟我是疯的,他是疯的?”宋朝米芾,人呼之为“米癫”。一日苏东坡请客,酒酣,米芾起言曰:“人呼我为米癫,我是否癫?请质之子瞻。”东坡笑曰:“吾从众。”我请诸君批评,我是不是疯子?诸君一定说:“吾从众。”果若此,吾替诸君危矣!且替中华民国危矣!何以故?曰:“有张列五的先例在,有民国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在。”

  厚黑丛话卷五

  【成都《华西日报》二十五年一月二月】

  去岁元旦,华西报的元旦增刊上,我作有一篇文字,题曰《元旦预言》。我的预言,是“中国必兴,日本必败”八个字,这是从我的厚黑史观推论出来,必然的结果,不过其中未提明厚黑二字罢了。今年华西报发元旦增刊,先数日总编辑请我做篇文字。我说:做则必做,但我做了,你则非刊上不可,我的题目,是“厚黑年”三字。他听了默然不语,所以二十五年华西报元旦增刊,诸名流都有文字,独莫得厚黑教主的文字,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民国廿五年,是中国的厚黑年,也即是1936年,为全世界的厚黑年。诸君不信,且看事实之证明。

  昔人说:“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至今已二十五年,遗臭万年的工作,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俯仰千古,常以自豪。所以民国二十五年,在我个人方面,也可说是厚黑年,是应该开庆祝大会的。我想我的信徒,将来一定会仿耶稣纪年的办法,以厚黑纪年,使厚黑学三字与国同休,每二十五年,开庆祝大会一次,自今以后,再开三百九十九次,那就是民国万年了。我写至此处,不禁高呼曰:中华民国万岁!厚黑学万岁!

  去年吴稚晖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莫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未见过。次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未看见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

  有人听见厚黑学三字,即骂曰:“李宗吾是坏人!”我即还骂之曰:“你是宋儒。”要说坏,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要说好,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就宋学言之,宋儒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言之,李宗吾是圣人,宋儒是坏人。故骂我为坏人者,其人即是坏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我所最不了解者,是宋儒去私之说。程伊川身为洛党首领,造成洛蜀相攻,种下南渡之祸,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宋儒讲性善,流而为洛党,在他们目中视之,人性皆善,我们洛党,尽是好人,惟有苏东坡,其性与人殊,是一个坏人。王阳明讲致良知,满街都是圣人,一变而为东林党。吾党尽是好人,惟有力抗满清的熊廷弼是坏人,是应该拿来杀的。清朝的皇帝,披览廷弼遗疏,认为他的计划实行,满清断不能入关,悯其忠而见杀,下诏访求他的后人,优加抚恤。而当日排挤廷弼最力,上疏请杀他的,不是别人,乃是至今公认为忠臣义士的杨涟、左光斗等。这个道理,拿来怎讲?呜呼洛党!呜呼东林党!我不知苍颉夫子,当日何苦造下一个党字,拿与程伊川、杨涟、左光斗一般贤人君子这样用!奉劝读者诸君,与其研究宋学,研究王学不如切切实实的研究厚黑学。研究厚黑学,倒还可以做些福国利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