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第十章 不许造反: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孟子惹恼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身边的侍卫们吓得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卫遵命弯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愣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删减《孟子》,防止毒素流传】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孟子》里的大量毒素不能听任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类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对元朝皇帝的特殊感情】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予以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元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元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扫除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元人的统治是“正统”。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百有余年”,这就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五四四处迁徙,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元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背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构建“朱氏天命论”】

  批判孟子和歌颂元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

  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

  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话。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基于这一逻辑,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创造“朱氏恩德论”】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源于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造反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明白,以后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个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费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又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有天灾,“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饿死强于战死,比起那样被杀死的,活活饿死还很“优游”舒服,相当享受呢。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个侧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说,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过落了个普通军民,既然这样,何苦费事一回呢。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当初啊,我亲眼见着许多大户人家,普通人家,穷苦人家的人跟着造反。那可相当苦啊:抛弃田地家产,一家老小跟着风餐露宿。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来时,四个人往往死了两三个。不长时间,这一家就剩不下什么人了。

  他通过这种“亲身经历”来谆谆告诫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换言之,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即使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意思是,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袭用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灭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刘伯温的悲惨下场】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还要抓官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是考虑极为长远。在与元朝作战之时,他已经想到了未来王朝的巩固问题。所以,遇到那些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他权衡利弊后,挑出几个,大加表彰,借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树立“忠”的观念。

  元太平路总管靳义在太平城破时投水自杀,朱元璋称之为“义士”,下令“具棺敛葬之”。元将领福寿死于集庆,石抹宜孙死于处州,余阙死于安庆,他也一一加以礼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夸奖福寿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福寿之谓乎?为人臣者当如是也。”

  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累官至行省参政。元亡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在羁所大哭不止。

  “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闻听,十分感动,“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命人给了车马路费,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对“忠诚”这一品质的推崇。

  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许多故元的将领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对这些人毕恭毕敬,遵礼有加,比如刘基因为做过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劝他出来,又对刘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称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开国之后,当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基为朱元璋的事业,可以说尽了肱股之力。没有刘基,也许就没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当元顺帝北逃、皇子买的里八剌被送到南京时,他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欢欣鼓舞,文思泉涌,写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给朱元璋送上时,朱元璋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要参与庆贺。

  这对以刘基为首的在元朝当过官的人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刘基易主求名,是“大节有亏”,犯了原则性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时,只封他一个伯爵,不久就把他赶回家里,最后还听任其政敌将他害死。

  元翰林学士危素在元亡之际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卖命尽职,为朱元璋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后,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顺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东阁侧室的屏风后面,危素从屏风外慢步走来,履声橐橐(tuó)。

  朱元璋问:“谁?”

  危素答道:“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就嘲笑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元顺帝有头大象,能在宴会上起舞助兴。明军攻入大都后,把它运到南京。有一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叫人把大象牵来,要它起舞,这头大象却趴在地上不动。朱元璋一气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这件事,叫人制作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书,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朱元璋下诏把他贬到和州去看守余阙庙。不到一年,危素便郁闷而死。

  这样的例子不止危素一个。许多元朝降臣都是“始虽荣遇,终必摒辱”。